困难时期肩负重任

　  1960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约我谈话。说朱光同志将调去中央某部门工作，推荐我接替他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便强调参加革命以来二十多年都是在部队度过的，对部队的情况比较熟悉，生活和工作方法也比较适应了，而地方工作自己从未做过，情况比较复杂，责任重大而又缺乏经验，怕搞不好有失党和人民的期望。陶铸同志也了解我的心情，进行耐心开导，反复讲明搞好广州市工作的重要性和有利条件，鼓励我勇敢挑起这个重担。并说，广州市市长的人选问题不是他个人决定的，而是经过省委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研究后定的，以后还得经人大选举通过。他还说我是广东人，对全省情况比较了解，在广东人民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中也有一定的影响，由我来当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比较合适等等。服从组织分配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组织观念。经过陶铸同志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再坚持己见了。于是答应先干一段时间试试看，如果行，就继续干下去；不行，我再回到部队去。陶铸同志听了高兴地说：好！先作借调吧。就这样，我在广州工作期间，算是借调的千部，工资关系一直都在南海舰队，没有转出。这样做也可以说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原来说定是先借调二年的，可是，我接任后，却全力以赴地去抓工作，临时观念或打退堂鼓再回部队的思想无形中已被繁忙的任务冲掉了。

　  初上任的时候，正是我国出现暂时经济困难的时期，真正可谓“受命于困难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但由于我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思想上理论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主观指导上发生了失误。大家的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指导和群众热情的积极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不切实际地开展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左”的错误严重地发展起来，以致出现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甚为困苦。我到广州市工作的时候，这种困难局面尚未结束。1961年起为了克服困难，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广州的经济也进行了调整，压缩了基建和重工业。因而1961年和1962年的工业总产值分别比1960年下降36.7%和40.5%。这时，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全面紧张，什么东西都要票证。各机关团体在搞小球藻、“瓜菜代”，吃双蒸饭、甘蔗渣。不少人得了水肿病，还有数万名待业青年需要安置。见此情况，作为新上任的市长，心里是很难受的。我全面分析了形势后认为这些困难都是暂时性的，只要党纠正了“左”的政策，很快就可以恢复过来，搞好广州工作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首先是广州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它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北缘，南临珠江，北倚白云山，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文化较高，工商业发达，毗邻港澳，历来都是广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解放以后，它的地位更加重要了。当时帝国主义实行“禁运政策”，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广州就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对外往来的门户，担负着祖国南大门的特殊功能。因此，广州工作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的重视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