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十年（1830），一座辉煌壮阔的私家园林在今天广州西关荔湾湖一带开始动工兴建。它就是被称为“岭南第一名园”的海山仙馆。

　　海山仙馆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它西边是滚滚的珠江水，东为西关民居，北是起伏山岗和碧绿田野，南面是水面浩瀚的白鹅潭。馆内有堆土而成的小山，有人工开凿的百亩大湖。水通珠江，可以泛舟。沿湖有宽敞的环湖路。馆中楼阁掩映，种满了各种草木——荷、桃、桂、茶、柑、菊、松、桧、竹、柳、梧桐、荔枝、龙眼、黄皮、佛手、芭蕉、金橘、蟠桃、菠萝蜜、凤凰木、夹竹桃、吊钟花…… 

海山仙馆旧景

清代花埭景色

苏万魁花园

海山仙馆内凌霄仙馆

　　行商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体系中的一朵奇葩。它基于岭南地区特有的自然地理条件生长起来。受商业实利思想的影响，岭南人并不特别强调园林的“私享”，而更看重它的舒适度、便利性和社交价值。所以行商园林中，上演过很多中外之间的博弈，见识了许多各国名士的风范，这则是其他地区的园林少有的。 

　　基于丰厚岭南园林积淀之上的行商园林 

　　学者杨宏烈等指出：“明清时期，广州是南方重要州府，并较早接受西方文化影响，采用中西结合的手法，构筑了不少私家庭园。较著名的不少于60余座，如湛若水的湛家园、黄哲的听雪篷、郭龙的岳苑园、李淮的东园、叶氏小田园、蔡氏环策园、邓氏杏林庄、荔香园以及凌园倚澜堂、小画舫斋、张维的屏听松园、伍氏花园、黄氏衷晚景园等”。这些私家园林大多规模相当，且多集中于几个自然景观殊胜之地，如城北越秀山麓、城西荔枝湾水洲、城南珠江太平烟浒、河南漱珠岗等。杨宏烈等还进一步指出，五代之前广州多皇家公共苑囿，常以“苑”称；明清之际多私家园林，常以“园”称。 

　　学者高刘涛指出，行商园林特指清代经营对外贸易的十三行行商为满足其日常生活、商业活动、外交应酬等需求而在广州及周边地区兴建的私宅园林。它们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艺术水平上都到达了岭南传统园林的巅峰，“行商园林是在中国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日益发达背景下出现的，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也吸收了西方园林的一些造园理念和建筑器材，可谓中国古典园林向近现代园林转型之作”。由于其多采用庭院式设计，所以又往往被称为“行商庭院”。 

　　《中国游记》的作者约翰·汤姆逊曾到海山仙馆做客，他看到这样的美景：低垂着枝条的柳树，树影荫蔽的人行道，反射着阳光的荷花湖，洒金边的游船在湖面上漂流。两只小鸳鸯甩开蹼脚跟在他们后面。穿过假山洞，长满苔藓和蕨类植物的砌石路面把他们导入各式各样的漂亮亭子里。一个镜子般的水池边，金鱼在阳光下游动。皮肤光泽的青蛙匍匐在承托着露珠的荷叶上。 

　　海山仙馆园主是潘仕成（1804~1873）。当时广州有四大行商巨富，以潘仕成为代表的潘家位居第一。经由学者杨宏烈等的整理我们可以得知，盛时海山仙馆园内有接待嘉宾的阁、有举办文娱酒会的贮韵楼、有储藏古籍书画的文海楼。均多以回廊连接。湖池享榭、地广园宽，“红云弥盖，日夕荷香。园内有三山，皆由挖湖担土垒石而成。高者筑有石道，可拾级而登。道旁有鹿洞，禽舍放养珍禽异兽。”一派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观。 

　　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化人，编纂的《海山仙馆丛书》和耗费37年时间完成的1000多方刻石，是岭南文化的瑰宝。 

　　海山仙馆曾接受美国首任公使的国书 

　　海山仙馆常作为外事活动场所，1846年，美国首任驻华公使义华业向耆英递交美国总统致清廷国书的仪式就在这里举行。从今天人的眼光看来，在私家园林中从事正式的官方活动，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形，可能就会觉得没那么奇怪了。 

　　行商，是清时所谓“广州商业制度”的重要一环，负责监督、管理在华（基本指在广州）的西方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商具有管理对外事务的职能，但他们又没有类似官衙、官署之类的专门办公场所，所以高刘涛指出，很多涉外事务的处理都在他们的住宅区内进行。行商园林因此承担了政府办公场所的功能，使它有着与北方园林、江南园林不同的历史价值，与徽商园林、晋商园林不同的功用特质。 

　　高刘涛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不得不改变以传统“朝贡”为主体的外交体系，被迫适应现代外交规则。战后的条约谈判，使长期闭关锁国、缺乏外国知识的清政府措手不及，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不得不倚重于当时广东地方各类熟悉“夷务”，精通“洋话”的官绅。在此情况下，潘仕成凭借长期与外国人交往的经验，成为清政府处理对外事务的顾问，积极协助本地官员参与多次外交活动。从当时欧洲人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除了义华业，耆英至少还在这里会见过法国官方代表拉地蒙东，旗昌洋行的主任保罗·福布斯等人。 

　　海山仙馆的富丽和华贵显然让很多外国人着迷。这或许也达到了中方的另外一个目的：高刘涛就认为，钦差大臣耆英等，也通过广州地区最豪华场所——海山仙馆的展示，让法国人知道中国的富庶与各方面的先进和强大，达到增加外交谈判底气和筹码的目的。 

　　外国人游览“行商庭院”可以说是一种传统。位于珠江西岸的花埭自古以花木种植闻名，北端有古迹大通寺。清中叶后，许多行商、士绅在此购地建园，如潘氏东园、伍氏馥荫园、张维屏听松园等。十三行外贸时期，为避免西人入城并提供必要的活动空间，清廷规定“惟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准其前赴海幢寺、花地闲游散解”。这一政策带旺了这一带的涉外旅游。当中“行商庭院”也起到不小的作用。 

　　西式的游园方式改变了庭院的设计和陈设 

　　学者彭长歆也说：“在西方文献有关行商花园的记载中，浩官(Howqua)及浩官花园(Howqua's garden)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名称之一。浩官是清末广州十三行西方商人对怡和行伍氏的尊称”。而“在与西方商人的交往中，行商花园是十三行商馆之外最重要的空间场所。19世纪来华的西方人均以造访伍家而倍感荣幸，并留下许多详细的文字记录……在他们看来，画面中浩官花园的奢华和异国情调是他们告慰自己和远方家人的最好回忆。” 

　　彭长歆指出，伍氏先祖原居福建，康熙年间因广州对外贸易兴旺，自闽入粤并定籍南海。乾隆四十八年(1783)，伍国莹创办怡和行，取其子秉鉴乳名亚浩为商名，西人称之为浩官，并沿用至伍氏后代。其中最著名者为伍秉和伍崇耀。 

　　彭长歆指出，伍氏家族大规模造园始于伍秉鉴。1801年，伍秉鉴接替其兄掌管家业，怡和行在他的经营下迅速崛起。嘉庆八年(1803)，伍秉鉴在广州河南安海乡置地百亩，为伍氏开基立宅之始。伍家花园规模非常宏大，其中作为核心景区的万松园在1835年伍氏宗祠建成后陆续扩建而成。该园为园中园，是接待西方商人和城中名士最主要的场所。此外，伍氏浩官家族在广州花地还有另一座花园，即馥荫园，以避暑消夏和接待十三行外国商人为主要目的。 

　　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行商花园中游园方式的“西化”。这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涉外性质。彭长歆指出：“在不断开展的游园活动中，西方游客往往动辄四五十人，或更多，大量人员的聚集对园林活动空间的设置提出新的要求”。于是，为适应西方商人周期性的赏园活动，几乎所有行商花园都采取了适宜公共活动的空间布局方式，比如在庭园中心设置方形或其他几何形状的池潭，围绕池边的步道宽度大大增加，并采直去弯的方式，等等。 

　　这种独特的造园定位也改变了园林的布置等诸多细节。学者高伟、卢颖梅指出，行商园林对西方元素的使用和借鉴，可以“看成是封建社会时期在西方文化没有大量涌入广州前与东方文化融合的初步尝试，是随后出现的中西合璧风格的起点之一”。

　　文/图：记者卜松竹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