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眼和顺风耳，是中国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在他们身上，寄托了看得更远，听得更远的美好愿望。不过，在中国古代，虽然有着绮丽的神话想象，却终究未能发明出真正意义上的“千里眼”工具。直到明清之际，随着西式望远镜的传入，人们的这一梦想才得以初步实现。今天，各种创下世界纪录的望远镜在中国各处纷纷建造起来。它们的探测距离远远突破了“千里”，也突破了光学望远镜“目视”的局限。作为东西方交流前沿的广东地区，也是望远镜最早传入的地方之一，这里曾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德国人带来的望远镜 

　　震撼了中国知识分子 

　　十三行总商潘有度曾经写过一首诗：“万顷琉璃玉宇宽，镜澄千里幻中看，朦胧夜半炊烟起，可是人家住广寒。”写的就是望远镜。望远镜在明末传入中国，李渔、赵翼等文化名人都曾经写过相关的诗文。到清代，在十三行商馆的荷兰馆中，被称作“千里镜”的望远镜作为一种新奇的观测设备被更多的中国人、特别是达官贵人所了解，进而引起了他们观念的巨大震撼。 

　　以思想开明和重视文化著称的两广总督阮元，写过一首《望远镜中望月歌》：“天球地球同一圆，风刚气紧成盘旋。阴水阳火割向背，惟仗日轮相近天。别有一球名曰月，影借日光作盈阙。广寒玉免尽空谈，搔首问天此何物……羲和敲日照双月，分出大小玻璃球。吾从四十万里外，多加明月三分秋”。著名学者蔡鸿生先生评价，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西洋物质文明激发出的对传统神话的新理解，“‘道’因而变，耐人寻味”。 

　　望远镜最初是由德国人邓玉函、汤若望等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经由广东携入中国，而1615年写下《天问略》的葡萄牙人阳玛诺，大约是第一个将望远镜这种当时在欧洲也算是新技术的工具介绍到中国的人。汤若望与李祖白1626年开始合作撰写《远镜说》，1629年刊出，主要介绍了伽利略式望远镜的功用、原理、构造和使用等，对中国古代、近代望远镜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明清之际的欧洲主要有三种望远镜：伽利略式，一凸一凹两透镜组成，1609年经伽利略改造后用于天文观测；开普勒式，由两个凸镜组成，开普勒1611年提出设想，夏奈尔1613年至1614年之间制造出来；反射望远镜，牛顿1668年创制成功。当时传入中国的主要是伽利略式望远镜，广泛用于观测日食，为修正历法服务。 

　　伽利略天文望远镜的发明在西方科技史和政治史上意义重大。学者指出，借助望远镜的观测，伽利略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天文学体系——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人宇宙观和托勒密的“地心说”——提出了颠覆性挑战。 

　　因望远镜的贡献 

　　钦天监有了第一位洋监正 

　　1644年，清王朝入主北京后，汤若望将历书和望远镜献给多尔衮，之后又再三强调望远镜在观天修历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受到重用，将新法历书颁行天下。他之后主管国家天文观测和历法修订的最高机构钦天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钦天监的洋监正。 

　　望远镜的传入，在中国当时的知识阶层中展开了一场宇宙论的思想变革。学者指出，明清之际，西方影响比较大的宇宙论有4种：亚里士多德水晶天球理论；托勒密本轮、均轮说；哥白尼日心地动说；第谷地心-日心说。前两种学说都认为地球为宇宙之中心，天与地有本质的区别，天应该是完美无缺的，天体所做的运动应为圆周运动或圆周运动的组合；哥白尼学说认为宇宙的中心不是地球而是太阳，地球如其他行星那样绕太阳公转，同时绕轴自转；第谷在哥白尼之后提出了一个介于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地心-日心模型。这几种说法在17世纪都传入了中国，最后得到官方认可的是第谷学说。 

　　到了阮元生活的年代，哥白尼的日心说已经在西方世界得到广泛的接受，但在来华西人群体中，或有意或无意，并未将这一当时的先进观念特别推荐给中国的知识阶层。即使如阮元这种对西方文化抱有强烈兴趣的博学官员，对之也是了解甚少。后来蒋友仁等大力宣扬日心说时，还遭到阮元的驳斥。有意思的是，驳斥哥白尼日心说的许多论据，实际是建立在西洋引入的天文望远镜观测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除了有适当的工具之外，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的建立，也是同样重要。这大概也可视为历代达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器”与“道”的辩证关系吧。 

　　明代木匠 

　　已能仿制西式望远镜 

　　学者们指出，在清军入关之前，中国工匠已经能仿制西式望远镜了。如当时笔记记载，第一个以此而成名的技师为薄珏，“公名珏，字子玉，苏州人也。就试浙江，补嘉兴县学生。其学奥博，不知何所待，洞晓阴阳占步，制造水火诸器。崇祯四年(1631年)，流寇犯安庆，中丞张国雏聘套为造铜炮，每置一炮，即设千里镜，以侦贼之远近，镜筒两端嵌玻璃，望四五十里外如咫兄也。”他造的望远镜有效视距至少可以达到20~25公里以上，作为火炮瞄准镜来使用，自然是可以大大提高射击精度的。 

　　应该说，在望远镜传入中国的早期，国人对之的态度是相当开放且友好的。特别是社会精英阶层，对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到了清中期以后，望远镜渐渐地没有那么受到重视了。英国人带来的赫谢尔望远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774年，赫谢尔磨制的望远镜一问世就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一种在牛顿望远镜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望远镜，达到了当时技术的尖端水平。当时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天文观测者，贫困的处境根本无法支持他的天文学事业，很长一段时间需要通过卖望远镜来维持生活。由于技术的精到，引起了英国王室和其他精英阶层的注意，给予他一系列的资金支持，让他可以专心于他的天文学事业，并推广了赫谢尔望远镜的使用。赫谢尔望远镜在海船上的广泛配备，支持了英国远洋航海事业，为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成为海上霸主，继而成为贸易和政治第一强国立下了卓越的功劳。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使团带来的每一件物品，都经过谨慎、反复的思考，以“代表欧洲天文学和机械技术结合的最新成就”，当中就包括了赫谢尔望远镜。但当他们满怀信心地将望远镜献给乾隆皇帝，并邀请他观看在这支望远镜下行星是如何在运行的时候，却遭到乾隆的不屑，直言是小孩儿的玩意。其他的官员也基本对之持漠视态度。 

　　实际上，除了对奇丽华巧的西洋钟表、八音盒之类感兴趣之外，乾隆似乎对于望远镜这类具备巨大科学潜力的工具并不热衷。比如，他的父亲雍正很喜欢戴眼镜，但他就不喜欢，从来不戴，而且认为玻璃眼镜会损害视力，而水晶则不会。他的喜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在中国的传播。而今天国人对科学技术的热衷，让望远镜曾经的尴尬成为历史。

　　文、图/记者 卜松竹　通讯员：邓玉梅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