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3年，29岁的温州永嘉人周去非考中了进士。有关这个人，由于缺少传记 、碑志等文字资料传世，我们所知不多。但他留下的那部《岭外代答》却是最早、最广泛地记录岭南地区民情风俗的名作之一，为后人铺陈出一个色彩浓烈、生机勃勃的岭南。当中对广州的记述历来被视为研究中外交通史和海上丝路的重要资料。 

《岭外代答》书影 

　　因为这本书 成就了一个普通的官员 

　　按前人研究，周去非当年“折桂”的那一科除前五名授职较优外，多数人官为“诸州司户、簿、尉”，余下的“守选”，即候补之意。周去非不属前五名，官卑职微自不用说。据周去非好友、同科进士楼钥在《祭周通判去非》文中的说法，周去非入仕以后，曾“丁优”家居，也就是在家守丧，常与楼钥在一起讲学论政，之后曾任温州教授。大约在1172年“再仕峤南”，去了广西。在广西六年，他前后都在钦州做教授，中间在桂林当过县尉，负责抓捕盗贼，团结边民。 

　　“教授”在宋代是各级官学中的学官名，主要负责讲授儒家经典，职级不高，却是地方上担负有教化之责的人物，责任不小，往往也颇具名望。这样一个“老师”，为什么中间有段时间去干了负责治安的县尉呢？不清楚。不过从他很快又调任教授职，我们也许可以推断，这位文质彬彬的文化人是不大适合从事这种“武人”的行当的。后来他又做过什么官我们也不清楚，只是隐约可知他曾担任某大县的知县且政声很好。后来官至绍兴府通判，即在州府的长官下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对州府的长官有监察责任，这大概就是他仕途的顶峰了。 

　　但从仕宦之路来看，周去非只能说是资历平平。如果没有其他方面过人成就的加持，他应该就像无数古代社会的中低层官吏一样，悄然而来悄然而去，在历史中留不下一丝痕迹。可是这个文化人有着中国古代文化人共同的爱好——写书。而且一不小心就写出了一本传世之作。于是人以书显，名以文扬，历史的星空中有了他的一点亮光。 

　　岭南大规模的开发较迟，族群多样，风俗特殊，地带不同，物产有异，中原人颇不熟悉，目之为奇异之乡。秦汉以降，南来者虽间有著作传世，但多出于猎奇，记录的光怪陆离之事不少且往往失之简略。这就像当年伴随西方所谓“历史大发现”，各种旅游书 、探险书、异物记层出不穷一样。即使是时代非常接近的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也过于简略，很多领域也没有涉及——甚至还有人大胆提出，与周去非交好且名声远胜的范成大，很可能是在看过周去非的四百多条笔记的基础上抢先一步成书以彰文名。周去非书名中的“代答”二字，即为无奈之下的曲笔。 

　　从未出国的人 

　　对异国情状一清二楚 

　　且不论历史公案的是是非非，单论《岭外代答》的价值可称是鹤立鸡群。它全以岭南着墨，特别以作者任职时间长的钦州为最，对今天广东、海南等地的记录也非常重要，历来是研究宋代中西海上交通和十二世纪南海、南亚、西亚、东非、北非等地古国史的可贵资料。 

　　论者言：宋代沿海外贸远比前代发达，专门负责外贸的市舶司体制也完善起来。这样，介绍外域及海上交通线路的知识、消息，消解“信息不对称”成为时代需要。但在周去非以前却一直无人做有系统而详确的记述，少量的资料收录在正史的地理志部分中，通常也是大处下笔，不太注重细节。这种不足连司蕃客者——负责外贸和外商的官员也没有能够补上。北宋宰辅庞籍之子庞元英是能文之士，曾任主客司郎中四年，该司专管诸蕃，但庞氏在所著《文昌杂录》卷一记南方诸蕃，只简散地提到十五国。不仅疏略，且多乖误。如言“大理在海南”“水行约四十万里，方至广州”等，就算是今天一个地理知识不是很丰富的人也能看出错漏。专司其事者尚如此，更何况其他人。 

　　周去非并未出国，亦未在市舶司或礼部主客司任职，但由于他留心外域，勤访博问，通过舶商或译者之口记下了四十余国之名，记述了其中二十余国之位置、国情与通达线路。在他十卷本的作品中，这部分内容差不多有二卷，都是个人原创作品。学者杨武泉称之为“成就实属空前。一个足迹未出国门的局外人竟能有条不紊且颇符实际地记下远方异国情状，宛如身历其境，不能不叹为奇迹！” 

　　周去非在书中所记涵盖之地域北起安南，南至阁婆(今爪哇)，东至女人国(在今印尼东)，西出印度洋、红海、地中海沿岸而达木兰皮(今北非摩洛哥及欧洲地中海北岸一带)。这也正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部分重要航段。由于其间许多国家历史上发展较迟，史料缺乏，《代答》所记恰能作些填补。近代以来中外研究者述及12世纪时多援引《代答》作为史料。 

　　古代的外贸官员 

　　招商引资劲头也很旺盛 

　　周去非从未负责过外贸事务，为什么那么关心海疆？其中原因耐人寻味。大概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然。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原王朝对已知的世界是负有责任的。随着宋代经济的繁荣和外贸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做生意，也将前人未述或少述的许多异域知识介绍到了中国。这些知识虽然不多，依旧将中原人的目光不断推向闻所未闻的远疆。在海滨钦州为官多年，又多次道经广东番禺，家乡温州又有市舶司，作为在传统教育氛围中成长起来且长期以“教化”为职业的周去非来说，将那些异域的人和事讲给国人听或许是一种具有崇高使命感的事业。 

　　比如，《木兰皮国》条云：“大食国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国不可胜计，大食巨舰所可至者，木兰皮国尔。盖自大食之陁盘地国发舟，正西涉海一百日而至之。”学者冯承钧指出，木兰皮应指11世纪后叶至12世纪中叶君临非洲北部与西班牙南部之穆拉比特王朝。这是中国与西班牙地区交通或间接交通的最早的文献记载，也是宋代海上丝路的最远点。 

　　经由周去非的记录，我们可以获知南宋外贸的许多珍贵片段。由于可以从中收取大量税收，南宋政府比较重视与大食等蕃商的贸易。宋高宗在谈及市舶时宣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当时蕃商来华，或由屯门入广州，或由甲子门入泉州。《岭外代答》“航海外夷”一节记载，阿拉伯商人在南宋受到热情的接待，市舶司每年秋季都要设宴款待来华客商，此外还出台各种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外国商人受到南宋政府的诱邀与鼓励，常不远万里前来中国交易。 

　　另一方面，南宋商船抵达海外交易口岸以后，“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顺风方到（中国）。”南宋与大食法提玛王朝时期相对应，红海岸边的库塞尔为法提玛王朝与东方贸易的重要窗口。在当时西亚地区的巴格达等港口中经常停泊着中国的大船。市场上除各省的货物外，还有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印度和马来群岛的香料。 

　　著名学者白寿彝先生曾指出，南宋时期“大食商人在中国贩卖之商品，可分为香药、犀象、珍宝三大类。香药是香料和药品，犀象是犀角和象牙，珍宝如珍珠、珊瑚、砗磲、玻璃、琉璃之类皆是”。赵汝适对大食香料的介绍则更为详细。据其《诸蕃志》所述，当时南宋的乳香、龙涎香、苏合香、栀子香、蔷薇水、血竭及金颜香等香料和药物等，几乎全都来自大食诸国。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当时的远洋航运基本上是一种“奢侈品贸易”。就在这样的跨文化圈流动中，财富得以积累，文明得以弘扬，知识得以传播。周去非和他的《岭外代答》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记。

　　文、图/记者 卜松竹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