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10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亲信、海关关员马士在他的《中华帝国外交关系史》第一卷中，就对鸦片战争前广州的贸易体制有过系统的分析和评论。马士对广州贸易体制评价甚低，他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很大部分原因要归结为腐败、落后的清政府的管理体制，这个体制充满腐败、低效率，对前来贸易的外商极其不平等。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强调，鸦片战争发动者是帝国主义用枪炮打开中国贸易大门的行为，没提通商的“广州体制”。如果“广州体制”真的一无是处，如何能持续一个多世纪？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他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广州贸易对这个时代的全球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 0 0 - 18 4 5》，(美)范岱克著，江莹河、黄超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8年4月版，79 .00元。

　　创造了18世纪白银资本世界贸易奇迹的“广州体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范岱克教授的《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一书，利用极为丰富的多语种资料，重建了广州贸易在18-19世纪上半叶的日常运作。对我们重新审视白银资本、大航海贸易、鸦片战争前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视角。

　　18世纪初，广州贸易运作开始形成贸易规则，迅速发展为做生意最具灵活性的地点之一。广州虽然不算“自由”或“开放”，但中外商人往往能够在广州达成更有利于贸易的协定，这在中国其它港口无法做到。从1757年到1842年，广州是官方认定的中国外贸中心(一口通商体制)。官方法令只是把既成事实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广州商人和官员在谈

　　判和管理贸易方面的专业程度，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优势，使广州成为中国沿海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地方，这标志着18世纪初广州已经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

　　广州体制是粤海关监督通过引水人、通事、行商、买办等各级工作人员，对外商及其贸易船只、贸易程序进行有效的规范管理，既保证了贸易能顺利进行，又确保外国人不对中国的文化习俗造成冲击，而且这套管理模式是得到清廷批准的。

　　首先，广州体制建立在吃水深的帆船运输基础之上，这些船的航行必须经过一条长而浅的河道。所有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其进行控制，控制珠江的导航(澳门引水人)以及深入通道的入口(虎门)就控制了贸易。外国商船要得到粤海关的许可沿江而上到广州做贸易，必须雇佣专业的“引水人”，这些“引水人”要受到政府的管理，其舢舨由澳门海关税馆颁发登记号，对吃水深的船只来说，船上有一位清楚该水域情况的人是必要和严肃的事情。“引水人”还会在舢舨上储存补给品以出售给外国人。广州补给品贸易是保证广州贸易顺利进行的最重要部分，把水手、船长和大班日常饮食供应和海运装备供应等控制在手中，是粤海关监督控制外国人群体的一种手段。确保补给品稳定供应是明智的，吃不饱的水手是会制造麻烦的。补给品的供应商被称为“买办”，与“引水人”一样，由官方颁发牌照。

　　其次，从事外贸的中国商人(行商)必须得到粤海关监督或者两广总督的批准，行商必须对跟他们做生意的外商负责。随着贸易的发展，这种做法逐渐形成了一种制度，规定每一艘外国商船都被指定给某个特定的中国商人或者商行处理业务。清朝官府为避免与外国商人直接打交道，指定“通事”为官府与外国商人的中间人，他们必须掌握英语、粤语和官话，但通事更加重要的职业技能是能够促使商谈、劝解和安抚行动顺利进行。通事的工作重点在调解和妥协，并不是翻译准确和清晰。

　　最后，行商、通事、买办、引水人之间的竞争有助于降低其商品、服务和租金的价格。广州的负责官员不允许形成商业垄断或价格固定，这样会导致外国人不到广州贸易。如果外国人不回头，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就必须向朝廷奏报，因此官员并不愿意出现某种价格联盟来控制市场准入或者价格固定。鼓励在广州体制下的贸易，是各级清朝官吏的意愿。如果外国人贸易期间发生问题没法解决，粤海关监督就会撤走通事，禁止中国行商与其继续做生意直至问题解决，禁止引水人给那些桀骜不驯的外国人引航，甚至撤走买办和仆役，中断日常生活饮水和补给品供应。

　　“广州体制”最终崩溃的原因颇多，诸如过于倚重白银、鸦片走私日益泛滥、清朝夷务管理架构的内部腐败，浅底汽船的出现单枪匹马终结了澳门引水人的贸易守门人角色，粤海关监督不能够控制汽船航行的路线，以及中国人对发展国际贸易的不感兴趣等。“广州体制”最主要的弱点是，它无法改变政策及其实际运作，以适应和保证长时期的商业活力。资金和权力在适应地方管理架构上所做出的努力被中央从管理上抽走了。这种调配导致了管理效率低下、腐败严重以及走私猖獗。

　　然而，导致广州体制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没能制止走私行为，体制腐败导致走私贸易的猖獗。由于中国采用银本位的贸易体制，外商要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而中国却基本自给自足，不需要外来商品，因而外商需要大量白银，欧洲大航海过程发现新大陆后掠夺到大量的黄金、白银给中国广州的贸易繁荣提供了货币支持，但掠夺的黄金、白银总有消耗完的时候，要持续获得中国商品还是必须有其他替代品，外商发现鸦片成为这个替代品，18世纪50年代鸦片走私开始大量倾销中国，因为官员参与了走私，清政府屡禁不绝，鸦片贸易耗尽了中国的白银供给，鸦片成为快速产生资本和获得急需白银的方法。因为鸦片是走私物品，除贿赂官吏外，鸦片不需要向官府缴税。

　　没有违禁品产生的资金，合法贸易就不会如此广泛或持续地增长。默许非法贸易可能是粤海关监督确保上缴给朝廷的收入能够不间断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范岱克认为，即使没有发生鸦片战争，“广州体制”因为其内在的溃败、腐化，也会无法持续下去，鸦片战争只是加速了这个体制的终结而已。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