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的一天，广州铁路工人文化宫在扩大球场的平土工程中，发现了一块倒下的墓碑以及用红砂岩砌筑的墓顶。广州市文物管理处的专家接到通知迅速赶往现场，很快得出结论：这是明代太监韦眷的墓。韦眷曾任广州市舶太监多年，在历史上也可以说是赫赫有名。 

 

带有明显异域风情的西汉陶俑座灯

　　那么，市舶太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要从中国古代第一个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以及其前身市舶使的创设说起。 

　　强化广州海上丝绸之路 

　　东方首港的地位 

　　所谓“市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商船。市舶使、市舶司，也就是管理外国来华商船以及相应的船货贸易的官职和机构，大致兼有今天海关以及部分商业局、市场管理局的职能。由于广州的外贸税收对于国家财政特别重要，所以担此职位的官员地位显赫，责权也非常重。 

　　学者们指出，唐代以前，中国的海外贸易由地处海上交通要冲的沿海地方镇政府集中管理。南海诸国来中国贸易，主要由交、广等州掌管，既没有专门固定的管理机构，也没有形成完善的管理体制。唐初，在广州设市舶使并设置了专门机构——市舶使院。关于市舶使的初设时间，学者们争论很多，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到玄宗朝的说法都有，尚无定论。但“市舶使”这个词，最早见于《旧唐书·玄宗本纪》：“(开元二年) 十二月乙丑……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上嘉纳之。”可知其设立至少不会晚于此时。有一些学者认为“安南市舶使”应是“岭南市舶使”之误。由此，周庆立也就成了有史可查的第一位市舶使。 

　　根据《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的说法，周庆立出身岭南豪族，为昭州（今广西平乐一带）首领。714年，他以从四品的右威卫中郎将身份出任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是十六卫府将领之一，官位不低，可见唐玄宗颇为赏识他。之后曾担任广州市舶使的还有韦某、吕太一、王虔休、马某、李敬实等人。这些人，有些身为岭南节度使或监军使，有些是朝廷派出的宦官或者正官。学者们指出，到中唐以后，随着宦官势力的扩张，虽然仍时有岭南帅臣兼任市舶使，但宦官似乎更占上风。尤其以广州监军兼任市舶使，唐朝对市舶的征管和监控更为直接，更有效果。 

　　市舶使以“市舶使院”为办事机构。这个机构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掌管海外诸国朝贡事务；另一方面，总管东南海路通商贸易。也就是说，市舶使虽然设置于广州，其职能范围却超出了区域体系，是一个全国性涉外使职。广州由此确立起全国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除首都长安、洛阳（唐有西都东都）之外，国内其他城市可以说无出其右。 

　　广州市舶使和市舶使院的建立，是在对外交往和海外贸易事务上初步建立起国家垂直领导、集中管理的全新体制，为后世提供了一套可资继承和借鉴的经管机构和制度，开拓了财源，强化了中央对岭南的控制，并且强化了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方首港的地位。 

　　大家熟悉的“潘仁美” 

　　当过宋代首位市舶使 

　　市舶使制度发展到宋代进一步演变成市舶司制度。宋代市舶司设于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波）等处。其中设于广州的市舶司设置早，存在时间长，被视为这一制度的典型。 

　　广州市舶司的职能主要包括这几项：一、发放中国商船出头许可证，进行必要的检查，护送商船出珠江口，给前往国内其他港口的中国商船以“防船兵仗”等；二、对进口商船进行船只到达前的祭神仪式，检查有无夹带违禁物品，进行进口货物的抽解（即征税）、博买（即先行专卖），招待外商、贡使等；三、向朝廷报告贡船到岸消息，向汴京、行在（即皇帝临时驻扎地）运输船货等。广州的市舶司始于971年，罢于1275年，存在长达300余年。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如是评价：“三百余年间，广州市舶机构经历无数风雨，几次险些被撤并，却都能化险为夷，不但在宋代是个奇迹，在整个市舶司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宋代的第一位广州市舶司首脑是谁呢？其实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潘仁美”，即北宋开国大将潘美。潘美率军灭南汉，平定岭南地区后，宋太祖命令潘美与尹崇珂同知广州兼市舶使，也就是总揽军政和外贸大权。不过这只是一种战时和初平时期的临时性安排，不久潘美就奉调离开。而到了宋代，市舶司的最高长官（早期称市舶使，后来称市舶提举）逐渐由兼职过渡为专职，由本地选任过渡为中央派出。这种制度上的变化，一方面提高了运作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宋朝廷对海外贸易财税的掌握得以加强。 

　　市舶制度在元明得以延续。在明代，浙江、福建的市舶司常有罢革，只有广东市舶司保持了相对的固定和稳定，其管理的对外贸易也是最为繁荣兴盛的。1370年，根据明政府的决定，今北京南路和东横街交界处建起了广东市舶司。4年之后，因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它与福建、浙江的市舶司同时废止。1403年，它又重新恢复，之后一直延续到明末。 

　　明代的市舶司制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两套权力系统运作的体系。按中山大学学者王川的说法，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命内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内官提舶，始此”。齐喜成为明代第一位市舶太监，此后直到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先后有几十位京城太监出掌东南市舶大权，市舶太监制度存在了212年。广东市舶太监府建于广州古药洲，即今北京路药洲遗址一带，距市舶司官署不远，规模颇大。这样，以提举、副提举、吏目为系统的职责权力和以太监为系统的监督权力，就此长期并行。 

　　促进城市的“商业革命” 

　　展现国门的气派 

　　市舶司的设立对广州究竟有何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它是促进广州城市发展、经济繁荣的重要制度。 

　　唐宋时期，是被一些学者称为“中世纪城市革命”（此处是年代概念，并非特指欧洲之“中世纪”）的时期。这一时期，古代商业模式开始没落，近代商业模式初露端倪。而持续繁荣、全面发展的海外贸易，正是带动城乡商业扩张的重要因素。唐至五代时期，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城市商业形态大大拓展、变革，农村市场组织发育也大大加快，圩市数量增加，并出现了专业性圩市。广州作为岭南最大的中心城市和全国外贸中心，在国内、国际上的知名度大幅攀升，具有超区域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城市的经济功能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传统的市场制度不断被冲破，新的市场组织和制度诞生，展现出大唐帝国国门的气派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港风采。 

　　学者邓端本认为，广州在唐代已是全国第一大港，宋代更加繁盛，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市场。主要表现在远洋航线四通八达，贸易地区扩大，宝货丛辏，商贾云集等诸方面。宋代广州的海外交通，往东开辟了菲律宾航线，往西则延伸至东非海岸，与广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有五十多个，贸易范围大大超过唐代。当时进出口的商品包括金、银、绪钱、铅、锡、杂色帛、瓷器、香药、犀、象、珊瑚、唬拍、珠徘、宾铁、臂皮、联增、玛瑙、车渠、水晶、蕃布、苏木等。仅进口的香药就分乳香、木香、龙脑、沉香、檀香、降真香、安息香、速香、暂香、黄熟香、没药、槟榔、阿魏、香桂皮、胡椒、游罗、草澄茄、诃子、破故纸、豆落花、白豆葱、葫芦芭、芦荟、华拔、益智子、草豆盖、高良姜等数十种。 

　　当时的海舶“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停靠在广州的远洋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南宋初年，广州市舶收入几占朝廷岁入的20%。由于外商云集，广州城设立了规模宏大的蕃坊，而蓬勃发展的商贸对于物流等的需求令城市的格局也不断变化。

　　文、图/记者 卜松竹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