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广州文化名片”的《广州大典》续集“民国篇”编撰出版工作即将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日前，2018《广州大典》编纂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工作会议透露，《广州大典》后续编撰出版取得重大进展：《广州大典》总目、概要、研究集刊出版发行；《广州大典》(民国篇)编撰出版工作即将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已出版的部分《广州大典》。南都记者 冯宙锋 摄(资料图)

　　历经十年炼成“巨无霸”

　　由520册书本组成的《广州大典》历经十载淬炼而成，是书籍界“巨无霸”，2015年4月出版后引起广泛影响。《广州大典》作为广州文化名片，浓缩了广州的千年历史、文化、精神，总重量达1吨多，收录了2000余名作者3500余种文献，涉猎领域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诗词歌赋，仅核对扫描件便能堆30层大厦高。

　　这部集各方之力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也被列入了广州市“十一五”“十二五”时期的重点文化工程，于2007年被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评定为支持项目。

　　十余年过去，这本“地方史记”仍在撰写。2015年广州成立了广州大典研究中心，也同时启动了第二期民国时期的广州历史文献调研征集工作。2017年2月，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联合发文《关于支持<广州大典·民国时期岭南文献>编纂出版工作的通知》，将民国的岭南篇章摆上了案台。

　　“有学者问我，现在这样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花这么大的功夫整理地方文献，有这个必要吗？我说一定有。”与会的《大典》编纂委员会成员、广州市政府文史研究馆文史委主任陈泽泓，阐述了《广州大典》工作的意义。“信息时代的信息其实也是有限的，并非包罗万象。比如说著名的《四库全书》，很多地方性的书籍它就是看不上眼的，根本没有收纳。那些散落各处未被整理的古籍文献，也就不断地消失、毁损。”这正是广州重拾历史遗珠的价值所在。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广州大典》主编陈建华则坦言，编撰《大典》是一件“续脉”的活儿。“我们这项工作，最重要的目的其实就是为学界、为社会延续文脉，为抢救史料做出点贡献。广东的文献，要保存，不能湮灭。”

　　民国篇难度超过第一期

　　作为《大典》的第二期民国篇要怎么编撰，当天与会的所有专家可能各有见解，但民国篇的编撰难度会远远大于《大典》第一期，这是每一个编纂研究者的共识，也是横亘在他们心中的一道关卡。

　　“民国篇覆盖了很多领域，怎么全面准确地把它编撰而成？实在是太困难。”张磊，广东省社科院原院长、中国知名历史学家，第一个发言的他率先指出了编撰民国篇的不易：民国阶段的出版物丰富，社会形态较之以往又更为复杂，史料涉及海内海外，需要收集整理的文献数远高于《广州大典》一期的工作量。

　　“民国时期，不光地域范围广了，出版物也更加复杂了，甚至是个人、社会团体都有出版物了。印刷手段也更加多样了，不乏手抄版本，甚至还包括译文。它的技术含量、处理内容都比一期阶段要求更高。要有非凡的眼光，非凡的功力才能做得下来。”陈泽泓也直言表明他的顾虑，传统经史子集的“旧瓶子“，恐怕难以装下民国时期这瓶“新酒”。

　　为此，陈泽泓建议，民国篇的编撰从时期上来说，可以以民初为先；从著述者角度来说，以名家之言为先；类型上，以丛书为先，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社为先。他详细阐述，民国时期广州一共有6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社，包括新青年社、平民书社、统一出版社、学习知识社、中流出版社、中印出版社等。

　　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平清表示，中心拟以《民国市政公报丛编》的整理出版，作为《大典》民国篇的突破口。“《广州市政公报》创刊于1911年，是中国最早出版的市政公报，也是民国时期唯一连续出版的政府刊物，是研究民国广州乃至整个中国的原始资料。”

　　已找到60万页数字文献

　　根据此前中山大学图书馆和省立中山图书馆的调查，民国时期广东版书籍约有1 .2万种。而2017年已找到并购买的，有3000多种、近60万页的民国广东数字文献。这些数字文献大都来自各个馆藏文献的扫描，而对古籍原件的修复保护工作，也就成了一场必须打胜的保卫战。

　　由于古籍年代久远，部分原件有泥印本，字迹浅淡、多有透字，且部分纸张脆化、虫蛀问题严重，为古籍抢救修复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根据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统计，馆藏的2000多种广东文献中，大部分处于严重破损的状况，近60%不适合直接扫描，否则将会对纸张产生不可逆的破坏。

　　“另外的40%即便可以扫描，也需要非常小心，无法委托外部公司来做，所以工程进展很缓慢。”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王蕾介绍，由于古籍的中缝太窄，靠近中缝的位置很难清晰扫描。且古籍长期放置造成纸张酸性偏高，脆化严重，容易折角和断裂，更无法进行拆卸。

　　在《大典》第一期的编撰中，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提供了68%的各类古籍底本，馆长刘洪辉坦言，该馆是《大典》编撰中奉献最多，也是受益最多的机构。但他也有着同样的顾虑。“对于图书馆员来说，书是我们的，而知识应该是全世界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让岭南文献传至久远，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我们对边修复边影印也有些顾虑，毕竟古籍的原生态保护是重中之重。”

　　“《大典》一期我们做了十几年，民国篇的板凳可能要坐上十年还不止。”省文化厅厅长汪一洋表示，民国篇的编撰不仅要求参与人员要有牺牲精神，要“坐得住”；另一方面，管理者也要给参与的基层工作人员提供有利条件，“对于这部分基层工作人员，评先进、评职称时要有所倾斜，不要太看重论文，要看重业绩。”

　　陈建华更是对《大典》民国篇的编撰提出了“四字”方针，首先是全面的“全”，即文献的征集和数字化工作中，要力求全面，包罗万象；其次，是准确的“准”，文献整理工作的重点，是要能准确反映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脉络；在进行文献加工时，要做到精确的“精”，材料的选择要求精当；而在编纂出版整理成果时，注意“简”，要注意删繁就简。

　　知多D

　　《广州大典》

　　分经、史、子、集、丛五部，共有520册，于2015年4月出版。作为广州文化名片，《广州大典》浓缩了广州的千年历史、文化、精神，总重量达1吨多，收录了2000余名作者3500余种文献，涉猎领域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诗词歌赋。

　　“《大典》一期我们做了十几年，民国篇的板凳可能要坐上十年还不止。”

　　——— 省文化厅厅长汪一洋

　　对于图书馆员来说，书是我们的，而知识应该是全世界的……但我们对边修复边影印也有些顾虑，毕竟古籍的原生态保护是重中之重。

　　———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刘洪辉

　　采写：记者  尹来　实习生  董晓妍　　 通讯员  蒋方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