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读刘君半农〈中国文法讲话〉》原印本首页。

　　日记中首次提到刘半农，时为1927年12月8日，称：

　　八日，得孙楷第书，言近受刘半农(复)课。谈及文法学，刘言，近来研究中国文法者，当以杨某为第一。黎某之语文学，则殊难索解云。余与刘君曾相遇，以其人颇傲，未敢接谈。然其言如此，公言乎？阿好乎？

　　杨树达在日记中第二次提到刘半农，已是五年之后的1933年4月15日。这一次，笔下却颇有怨愤之意，日记中这样写道：

　　北大刘复自谓解文法，近作一小书，自造一例，嵌入“所”字，文不可通，便谓余说“所”字有误。余作书告之，谓尔自误嵌，余说不误。刘羞惭发怒，大肆攻击。孔子云：“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余自咎失言，故置之不答。

　　四天之后，4月19日，杨树达在日记中第三次提到刘半农，称：

　　陈援庵来，谈刘半农对余答辩文字。知社会自有公论，余之不答，正是不欲多以此等人为对手耳。

　　仅就上述这三则日记考察，杨、刘二人并无深交，且因某个语言学问题，有过分歧，产生过冲突。初读《积微翁回忆录》者，往往认为，这三则日记即使表明杨、刘二人在学术见解上产生过冲突，似乎也只是在“私见”层面上的分歧所致，尚未闹到公之于众的地步。杨在日记中有怨愤之词，只是个人私下的情绪流露而已。联系到杨写下日记之后年余，刘半农即于1934年7月病逝，二人从此再无交集，这场日记中一笔带过的学术论争，也应当至此终结了罢。

　　刘半农遗作《奉答杨君遇夫》

　　然而，1935年7月，刘半农遗著《半农杂文二集》出版，却将二人的学术分歧公开化了(事实上，这也是二人的学术分歧首次公开化，因杨氏日记当时并未公开，《积微翁回忆录》迟至1986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杨树达，与生前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刘半农，曾经有过的一场学术论争就此展现于世人面前。此书所辑《奉答杨君遇夫》一文，正是刘半农就某个语言学问题的不同观点，公开与杨树达辩论之作。这篇文章将二人论争的来龙去脉交待得非常清楚，与杨树达的日记两相参照，不难体察这场论争始末与梗概。

　　《奉答杨君遇夫》一文首段云：

　　两星期前，承吾友清华大学教授杨遇夫先生(树达)送给我一篇《读刘君半农〈中国文法讲话〉》(清华大学《古书词例》讲义附录)，我读完之后，适因手头工作甚忙，未能立即答覆。近几天来，凡是我的朋友都接到了杨君遇夫这篇文章，并且问我要不要答覆，于是我才知道杨君把这篇文章印了许多份在那儿当传单分送，我若不答覆，正如人家告了我一状，我有避不到案的嫌疑。虽然杨君这篇文章有没有答覆的必要是另一问题，但杨君是我的朋友，他肯赏脸批评我的书，在礼貌上应当答覆；打官司而避不到案，即使理直，旁人总不免要认为亏心，为着这一点，我也应当答覆；于是乎这篇反辩文就到了读者眼前了。

　　据此文落款，可知作于1933年4月2日。据此推算，刘半农开篇所语“两星期前”，即指1933年3月中旬，杨树达日记中所称“余作书告之”，即在此时。而刘半农这一公开辩论之作，应当在4月15日之前发表过，否则杨不可能知道刘的“大肆攻击”之语，刘也不会自称“于是乎这篇反辩文就到了读者眼前了”云云。

　　刘文开篇所透露的信息，非常明确，这场论争乃是杨氏针对刘著，率先“发难”的。刘之所以要公开与之辩论，是因“杨君把这篇文章印了许多份在那儿当传单分送，我若不答覆，正如人家告了我一状，我有避不到案的嫌疑”。那么，杨的那篇《读刘君半农〈中国文法讲话〉》，作为其在清华大学的讲义——— 《古书词例》之附录，究竟写了些什么，又究竟是不是曾被单独印制，像“传单”一样被“分送”过呢？

　　《读刘君半农〈中国文法讲话〉》竟成“佚文”

　　遗憾的是，时隔80余年，杨氏讲义也罢，“传单”也罢，皆难寻获。五年前，杨树达之子杨德豫曾有《父亲的三篇佚文》一文(原载2013年11月17日《东方早报》，后辑入《杨树达先生之后的杨家》一书，2016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也谈到《读刘君半农〈中国文法讲话〉》难得一见。

　　诚如杨树达的儿孙辈所言，他们皆无法寻获那篇《读刘君半农〈中国文法讲话〉》，至今还只能将其视作“佚文”。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许只能退而求其次，从刘半农与杨树达的公开辩论之作《奉答杨君遇夫》中，去梳理与解析二人论战原由及梗概了。毕竟此文字数达一万两千余字，刘半农为便于答辩与评述，更将其篇幅半数以上用来转录《读刘君半农〈中国文法讲话〉》的原文。

　　《奉答杨君遇夫》转录大量杨氏原文

　　按照刘半农的归纳，“杨君的文章，虽然标题中写着《读……中国文法讲话》，实际上是全文十叶，从第一叶的倒数第四行起，到第十叶的倒数第十一行止，完全讲的是‘所’字问题，计其分量，适当全文百分之八十三，以下就紧接一句‘以上讨论刘君书内容竟’！即此可知杨君的目的，只在讨论‘所’字；假使我书中不讲到‘所’字，杨君亦许就不做那篇文章了”。这是刘文第二自然段的全文，非常精确地归纳出了杨氏文章的主旨———就“所”字的用法展开辩论。

　　那么，杨树达为什么要仅就一个“所”字的用法，大费周张，印制了“十叶”的《读刘君半农〈中国文法讲话〉》，分发至多人，来与刘半农公开对质呢？在此，须加以说明的是，“十叶”乃指线装本“筒子叶”，一叶为两个页面，十叶即为二十个页面。作为一部大学讲义本的附录，有此篇幅，足见杨氏的郑重其事。对此，刘文也交待得很清楚，文中写道：

　　杨君何以对“所”字问题特别关心呢？事实是这样：当初《马氏文通》把“所”字认为关接代词，杨君一反其说，认为被动助词，我的《文法讲话》中，却把“所”字的用法分为三类：一、表被动，依杨说。二、为包含关接代词的副词，依马说而加以补正。三、为关接代词，依马说。

　　我在书中说，马氏要把第一类的用法也作为关接代词是曲解，杨君驳他是对的；但杨君要一贯他的“所”字表被动说，“也和马氏一样勉强”，不免“和马氏走到同样的一条错路上去”。亦许这两句话说得语气重了一些，所以杨君恼了，他在文章中把语气加重了十倍，把分量加多了十倍来骂我，这当然是自作自受，活该！

　　原来，因刘半农所著《中国文法讲话》中，对“所”字的用法，部分地接受杨氏观点，也部分地接受杨氏所批评的马氏观点，且在此基础之上，对杨、马二氏的观点均予以补正，对杨氏也提出了批评。为此，杨氏专门撰述《读刘君半农〈中国文法讲话〉》，对其提出更为严厉的批评，即刘所谓“把分量加多了十倍来骂我”。

　　至于杨树达批评刘半农的分量如何“加多了十倍”，刘文随后逐条逐章地将杨文转录并予评述，花费了八九千字的篇幅来展示，也可谓不遗余力。如果说，二人在语言学研究领域确乎各有造诣、各有旨趣，加之个性差异、视野各异，导致了二人在学术观点上颇有不同，见解上难以契合，因此产生了就某个学术问题的论争，是勿庸时人与后人置喙的，因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学界“常态”。但从刘文转录杨文的行文语气与辩论态度来看，再联系到杨氏的“率先发难”与“传单分发”做派种种，杨氏的确还是有失学者风度的。

　　《读刘君半农〈中国文法讲话〉》原印本现真容

　　无独有偶，正在笔者为杨、刘之争只能借助于刘半农“一面之辞”加以探研而颇感欠缺之际，有幸在一批新近现身拍场的民国时期的大学讲义原本中获见《读刘君半农〈中国文法讲话〉》一文原印本。有此难得之文献实物，这桩学界公案终可拂去疑云、初露真容了罢。

　　据查验，此文原印本确实为单印“传单”状，版心处印有“古书词例附录，国立清华大学讲义”字样，未经装订成册，共计十叶。此本为铅活字排印，每半叶12行，每行36字，全文共计8600余字。文末落款为“二十二年三月八日”。

　　因资料难得，在此将《读刘君半农〈中国文法讲话〉》一文末段文字转录如下：

　　以上讨论刘君书内容竟。临末，吾尚欲有一言者：刘君之自序曰：“文法一科，废习已久，然于朋友哄谈之际，或舟车尘扰之中，往往偶触灵机，不期而得一二新解”。又曰：“偷闲握管”。斯数语也，刘君之客气乎？抑写实乎？知其实也，则刘君见余今日此种商量之态度，或将勃然大怒曰：“我本以消闲的态度出之，而君乃俨然视文法学为一庄严之科学，与余郑重商量，岂非太好事乎。果若是，则余将唯唯受教而谢刘先生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虽然，刘先生有时亦真太客气矣！试观其自序于“偷闲握笔”之下续言曰：“岂足以言著述。直不必过后细思，已知其中之疏漏牵强随在皆是矣。”读者试思之！此非刘先生之客气而何哉？

　　据杨文完稿于1933年3月8日的时间周期推算，文中称“三周前与刘君相见”云云，当为2月中旬；当时，刘半农与杨树达曾见过面，刘告之近著《中国文法讲话》将出版，并将赠书于杨。3月6日，钱玄同已读到刘著，并告知杨，称刘著中对杨的学术观点“颇称引”，但又“有所商榷”。随后，杨“益急思一读。因不待刘君之见赠， 自往北新书局购归读之。”可见，杨是在购读刘著一两天之内，即写成了《读刘君半农〈中国文法讲话〉》一文，其参与批评与论争之急切可见一斑。而至少在3月中旬，刘即看到了杨文，说明至多在完稿之后一周时间之内，杨文即已印出，并迅即或作单行“传单”分送，或作讲义附录发送。杨树达急切之心、争先之意，文里文外，皆表露无遗。

　　应当说，杨树达率先“发难”、有失风度，刘半农坦然“迎战”、大张旗鼓———是为此次杨、刘二人论战的基本情状之写照。而关于“所”字用法孰对孰错的问题，笔者虽非此领域专家，但仍以为刘氏所论更合乎情理，即中国语言用法及例证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强求“一说而通”，总会有时代与情境转换之下的“特例”，并非一如杨氏所论“凡一说而通者，必能贯穿群例者也；否则不惟不能说明群例，并不能说明一例”。杨氏所表述的，无非是一位资深学者的学术信心与理想而已，并不能以此来预设某种一概而论的规律与方法，更不能以此来“一统”某种学术与学科的研究工作。

　　◎肖伊绯，学者，著有《民国学者与故宫》等。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