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清华大学校史馆推出了清华早期校长周诒春先生的文集。通读之下，看到一件有胡适先生参与的通电，即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沪案救济会发的“商加征盐税附捐以济罢工工人”的通电：

　　各省督办、省长、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农会、工会，转各团体、各报馆鉴，上海总商会、学商工界联合会鉴，沪案发生，各埠继起，罢工罢业，人数日多，仅赖各省各界零星捐款，未足持久，而对英交涉，非备有经年之蓄，不可以谋胜利。本会共同讨论，拟有筹款办法，即由各省盐税项下，加收附捐。查现在南北各省，均因财政困难，有征收此项附捐者。刻拟由各省各界商请求各省长官，于该省盐税无附捐者，每百斤征收附捐洋数角。已有附捐者，照其捐款轻重酌加一二成，以一年为限。统二十四省区计之，其收数当在百数万元之外。从前盐署对于盐斤加价，动辄反对者，恐不便于平民耳。今则全国众愤，咸愿牺牲，暂行加价，必表同情。此款如荷各省官民同意，即乞迅速立案进行，并由各省公推代表，组织财务保管委员会，协商先以此款为抵押，向各银行借拨巨款，公议支配办法。既可持久抵抗以御外侮，又可救济工人以免失业。较之零星劝募，实有把握。本会再三讨论，众意佥同。谨电奉商，乞赐卓裁，不胜盼祷。此外，如更筹有妥善办法，再当随时奉闻。

　　北京沪案救济会：熊希龄 焦易堂 蒋梦麟 胡适 燕树棠 梁士诒 袁良 周诒春 周鲠生 王仁辅黄郛鹿钟麟 孙学仕 王世杰 罗惠侨 王正廷 郑洪年 高金钊 陶孟和 江绍源 颜惠庆 易培基 罗以炘 马君武 鲍鑑清 罗文干 屈映光 吕调元 李四光 王访渔 李煜瀛李仲三 景学钤 陈源 纪人庆汤尔和 江庸 钱永铭 皮宗石 袁世斌 许世英 马叙伦 冯耿光 许绳祖 郑德高 薛笃弼　马良 吕志琴 谭熙鸿 傅汝霖 钮永建 任可澄 李光宗 石青阳 徐巽 陈兆彬先兆丰 庄蕴宽 陈敬修 李书诚张耀曾 邵飘萍 姜绍谟

　　此电由《申报》1925年7月17日发布。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很快形成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有各界各阶层广泛参与的全国性抗议风潮。

　　五卅惨案发生后，一向对广泛性群众运动持理性冷静态度的胡适，一开始“因为我病了十天，有七天不能出门来，不知道什么，所以也无从说起”，“我病好一点出门来，各界的意见和言论已经很多了，所以也没有说什么”(《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但是当他身体好了，事实也明了了，他便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许多六十老翁尚且要出来慷慨激昂地主张宣战”，他这个三十多岁尚处于青年末梢的人自然也“忍耐不住”(《爱国运动与求学》)。

　　胡适开始深入思考沪汉事件如何解决。

　　一是高度评价事件，并呼吁当局要善于利用“民气”。“我们观察这七年来……五四事件与今年的五卅事件为最有价值。这两次都不是有什么作用，事前预备好了然后发动的；这两次都只是一般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遇着国家的大耻辱，自然爆发；纯然是烂漫的天真，不顾利害地干将去，这种‘无所为而为’的表示是真实的，可爱敬的”，“难能而可贵”的。他呼吁，“一个健全的政府可以利用民气作后盾，在外交上可以多得胜利，至少也可以少吃点亏”，“我们要知道，凡关于外交的问题，民气可以督促政府，政府可以利用民气：民气与政府相为声援方才可以心效”(《爱国运动与求学》)。

　　二是积极建言献策，并强烈表示对当局的失望与愤懑。6月21日，他和罗文干联名致电北洋政府时任外交总长沈瑞麟，提出此次事件的解决办法。“此次上海惨杀事件，虽起于上海一隅，而其远因实在于八十余年来外人在中国之特殊地位所造成的怨愤”，因此，他们建议，“此次交涉宜分清步骤，以解决沪案为第一步，以修改条约，根本免除将来之冲突为第二步。然于第一步交涉之初即宜为第二步预留地步；即宜同时向有条约关系各国政府郑重指出祸根之所在与夫后患之方兴未已，因以要求各国定期召集修改八十年来一切条约之国际会议。今日之民意非此不能满足，而将来之隐患尤非此不足以消除”。“第一步之交涉似可分为三层：第一为亟待解决之事项，如解除非常戒备、惩凶、赔偿、道歉等事项；第二步为较难解决之事项，如公共租界之组织及会审公廨之废除等项；第三为根本解决之预备，即上文所言修改条约会议之要求”，“我国若不乘此时机要求条约之修改，则此事将以租界之改组及会审公堂之收回为最后条件，而八十年之祸根依然存在，此国人所必不承认，当亦大部所不取也”。这期间，胡适在“中国少年卫国团”发表演讲，将这个建议公之于众，并详加阐述，同时呼吁各界给予支持。“我们应当用全力为此事奋斗。我们应当有国际公法学者的组织，研究不平等条约为修改条约的预备。我们应当设立对外宣传机关，以表示我们的决心与理由，而得各国人士之了解与同情。我们工商学各界应当有严密的组织，以为外交的后援”。胡适由此自信，“这样一来，不患不成的”。6月8日，欧美同学会发表宣言，就五卅惨案的解决提出了宜分别治标治本的方案。作为重要成员的胡适，其方案同同学会的方案基本相同，这表现了胡适同同学会广大成员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书，“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说，与此同时，“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党组织进行了争取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工作，开展了争取关税自主运动等”。此时，胡、李二人仍是好友，胡适所提出的根本解决的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也应是对中共努力的呼应。6月17日，香港各工团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即日起一律罢工回省，省港大罢工由此拉开序幕，21日，全港工团委员会发表宣言指出，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就绝无保障。由此，胡适的建议也与工人阶级的要求取得了一致性。遗憾的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十分腐败无能，由此，胡适事后强烈批判，“他们不但不能用民气，反惧怕民气了！”“他们不运用民气来对付外人，只会利用民气来便利他们的私图！”“这个政府太不像样了”。

　　三是表现了对参加运动的相关阶层的强烈关切与实际支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当然首先关注的是学生爱国行动，一方面他高度称赞学生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用他的理性精神告诫青年学子们，“救国事业更非短时间所能解决：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救国的事业须要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于是他恳请学子们可以一面上课，一面仍“继续进行”。针对有人提出的质疑，胡适提出即使进行爱国运动，也应该注重“有秩序的组织”和“学识的修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运动本身的凝聚力战斗力。如果我们跳开历史的当时，而把眼光拉长一定历史的长度，可以看出胡适的告诫还是中肯的。随着全国各地工人罢工的兴起，特别是省港大罢工的形成，工人阶级作为中国现代革命的领导阶级进一步显示了强大的力量，特别是“10多万在广州的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面对罢工工人，胡适想到了他们因罢工所可能带来的生活乃至生存困难。他认为，罢市罢工，“除了自己受极大的痛苦而外，而仇敌并受不到多大的害处”(《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而要让罢市罢工这种群众运动维持下去，继续对事件的根本解决产生作用，当局倡导或领导群众运动的就要有负责任的态度。从这个声明看来，胡适等人想到的就是呼吁各省长官“商加征盐税附捐以济罢工工人”。这个声明是7月17日发出的，省港大罢工已经开始。胡适等人显然有着对工人所付出巨大牺牲的同情与担忧。胡适日记如今大陆出版的就有厚厚八大本，但偏偏1925年只有1月2月五天和9月的短短一篇南行杂记。我们不知道胡适对这个宣言产生的作用，但从他有关文章、演讲和信件所显现出来的态度来看，他应该是积极的赞同者，再从签名他第四的排序来看，他又应该是积极的倡导者，也表明胡适由同情担忧而开始积极思考如何给罢市罢工工人生活生存以切实的保障。

　　虽然这个通电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没有得到实现，但从保障工人从而保障运动能够继续进行的角度看，应是相当难得的。1925年胡适的文章比较少，史料也比较简单，这个通电的发现，虽然是众人的，但也为丰富胡适先生1925年的“行迹”做出了贡献，更为研究胡适在中国现代重大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材料。

　　◎李传玺，学者，现居安徽合肥。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