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365线上娱乐
全文检索:
首页 文史资讯 bet365线上娱乐 党团史料 多媒体文史馆 专题文史 文史争鸣 区县文史 工作学习园地 辛亥革命
·胡适与一封新发现的通电
·两个康德和两个牛顿
·读史札记六则
·杨树达与刘半农的“所”字之争
·雪佛莱巧借慈禧当托儿
·胡适章士钊早年交谊
·晚清《申报》论“贪小失大”
·胡适的抗战观
·赵超构藏书回归故里记
·三代“大地”人的鲁迅情结
·陈独秀捧红小茶馆
·妇女节与劳动节, 混淆不清?
·中国最早的空中婚礼
·姚颖和她的《京话》
·“谢馥春”香粉,史上商标维权第一案
更多>> 
文史荟萃
裴复恒和他的民国时代
韩戍

  1947年1月,一则上海市高等法院的传票发往位于中州路10 6号的国立上海商学院。传票称:“裴复恒原为国立上海商学院院长,自政府西撤以后,即认贼作父,出任伪上海商学院院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伪上海市咨询委员会委员、伪江苏省财政厅厅长、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伪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名誉理事”,要求裴复恒即日前往法院接受诉讼。裴复恒何人?一生经历如何?因何投靠汪伪?

  巴黎大学的真假博士

  裴复恒,1902年出生于江苏吴县,及长入读圣约翰大学。裴复恒在圣约翰读书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当时《申报》报道,圣约翰校规甚严,学生无故不得出入校门,成绩优秀者可以获得红色证书,享有自由进出的豁免权,裴复恒即在其列。裴复恒的另一个特长是善于演讲和辩论,时常代表学校到校外参赛。1923年11月24日,江苏省教育会在南通举行第六届演说竞进会,上海三十七所大中学校均派人参加,裴复恒代表圣约翰大学出征,以《今日学生应有之觉悟》为题,获得甲组决赛第二名。1924年5月4日,圣约翰、沪江、金陵、之江四所教会大学举行东方四大学英文辩论赛,裴复恒代表圣约翰大学参加,勇夺冠军。

  1925年5月30日,上海南京路发生“五卅惨案”,各校学生群情激奋,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帝国主义之暴行。圣约翰大学美籍校长卜舫济坚决禁止学生上街,并阻止学生在校内降半旗哀悼死难者。学生与校长发生冲突,校长命令学生马上离校,学生亦不甘示弱,宣布永远脱离圣约翰,从此再不入外人主办之学校,当场签名者有553位。裴复恒虽未签名,却也深知教会大学危机重重,转学私立复旦大学。1926年,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科毕业。

  民国时期,如果希望在学界站稳脚跟,或在政界出人头地,不可缺乏留洋经历,于是裴复恒决定前往法国留学。裴复恒在法国读了什么学校,读了几年书,做了些什么,情况完全不详。大概在1930年前后,裴复恒“学成归国”,成为待价而沽的“法国巴黎大学博士”,专业是政治学。复旦有学者专门从事留法博士群体研究,认为民国时期留法博士都会有博士论文存档,裴复恒的学籍材料和博士论文在各校都无法查到,恐怕是冒牌的博士。不过,民国时期国内并无学位审查制度,如方鸿渐般的“克莱登大学”博士并非个案,裴复恒回国后冒称留洋博士,真伪也无人追究。

  得宠失宠的“蒋公”秘书

  民国时期留洋学生回国后,在知名大学寻一教职是标准的职业选择,裴复恒也不例外。恰在裴复恒“学成归国”之时,母校复旦大学急于向国内一流大学迈进,设置法律系,并急需学术带头人,遂向裴复恒伸出橄榄枝。于是,1930年,年仅28岁的裴复恒成为复旦大学法律系主任。次年,法律系升格为法学院,裴复恒为首任院长。

  不过,复旦学生对这位老学长并不满意,对其有着颇为传神的描绘:“老成持重,老气横秋。上课不肯站立讲坛,须端坐而谈,不肯写黑板,畏吃铅粉也。到堂时,曲其背,锁其眉,缓步而入。既登台,一言不发,以肘下之硬面洋书,甩掷桌上,其声阴森,学生肃然。就座,乃发言,佶屈聱牙,一连串的法国话,其声苍老,学生瞠然……下课钟初未打,裴老忽又以法语结其说,大踏步走出教室,早退了。盖烟瘾发作,须早退抽几口老牌香烟,俾上下一课时,嗓子始提得起来。裴君不但喜早退,且喜缺课,大雨不来,刮风不来,太热不来,冷天下雪更不来矣。”显然,裴复恒对教书匠的职业也提不起兴趣。

  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开张不久,治国急需知识分子。复旦也是向国民党输出党政官僚的重要基地,程沧波、程天放、余井塘、吴南轩等毕业生,无不是在海外混了一圈之后,回国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政府新贵。裴复恒留法研究“政治学”,自然对政治有着“不感兴趣的兴趣”,也积极向国民党靠拢。经人介绍,裴复恒得以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务秘书,辞去仅担任一年多的复旦法学院院长职务。1931年前后的蒋介石,领袖的地位尚未确立,面对政敌汪精卫、胡汉民甚至孙科的打击,常有“无干部”之感,除了“C C”和黄埔两拨人马,还需要行政上的骨干。因此,很快裴复恒便成为蒋介石个人的秘书,追随蒋介石前往江西“剿共”。

  1932年6月,蒋介石拟组织“国防设计委员会”,将裴复恒列为外交组主任人选之一,这说明在蒋介石心中裴复恒地位不低。1932年11月,胡适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在蒋介石府上,陪坐的除宋美龄之外,仅有陈布雷、裴复恒两人。不过,裴复恒有其内在缺陷。在学术界,裴复恒毫无建树,著述仅局限于学生时代,博士学位真伪尚存疑问。相对于学有专长的朱家骅、王世杰、何廉、蒋廷黼、翁文灏,裴复恒显然并非一流的学者型官僚。裴复恒或许不无行政能力,倒霉的是遇到了劲敌。

  此时在蒋介石身边最走红的智囊是委员长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由于其足智多谋兼行政手腕圆滑老辣,成为蒋介石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甚至某种程度上拥有代拆代签的权力。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有杨永泰在,就容不得裴复恒这个小秘书与其争夺蒋介石的恩宠。尤其是杨永泰与“C C系”势如水火,裴复恒加入国民党即由陈立夫介绍,显然也被杨永泰视为“C C系”骨干。几番交锋,裴复恒自知不敌,颇有政治前途无望之感。这时,国立上海商学院发生风潮,校长人选出缺。裴复恒知悉此事后,与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沟通后,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即脱离南昌行营,前往上海赴任。

  专权治校的大学校长

  国立上海商学院的血统,要追溯到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一脉,作为上述学校的商科或商学院长期在上海设校,1932年脱离中央大学成为国立的独立学院。不过,裴复恒来校之前,学校是个烂摊子。该校原有华美的校舍,在一·二八事变中被炸,成为“流动的学府”,靠租房度日。1932年从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变为国立上海商学院,俨然似从“全国最高学府”降为地方性大学。因此,学生起来闹事,要求重新回归中央大学。院长徐佩琨对学生的诉求严厉镇压,遭到学生的驱逐。面对虚悬的校长,外有上海市党部诸人的环伺,内有教务主任武堉干的觊觎,徐佩琨亦把持校印拒绝离校。因此,满心欢喜上任的裴复恒碰了个硬钉子,一度无功而返。甚至有三位上海商学院副教授假冒“全体教授”之名,给蒋介石打小报告,称裴复恒“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有损“委座声誉”。其后,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裴复恒才接管了学校。

  裴复恒到校后,开始大力整顿学校,先砸掉了绝大多数不称职教授的饭碗,继而对学生进行严厉整顿。上海商学院是财经类高校,不免熏染了十里洋场的拜金学风,以培养金融白领为宗旨,以个人发财为教育目的。裴复恒认为,该校以前的学风是“亡国的学风”。他说,这是以提倡自由来造成放任,以发展个性的美名来掩饰发展欲望的事实,这种学风必须改造。因此,他要求学生要忠于做人、忠于职务、忠于国家民族,并说“本院应先树立新学风以为全国倡”。果然,裴复恒并没有将这些高调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积极付诸于实际。

  首先,裴复恒狠抓学生思想。他要求,一年级学生必须上党义课,如果缺席“总理纪念周”十次将予以开除。其次,加强日常训育工作。他在学校成立了训育委员会,要求学生在校必须穿校服,学生不准自由集会或组织团体,一切活动必须经过院长同意。第三,推行教育军事化。从1935年开始,裴复恒在该校推行军事化管理,将全院师生员工分为4中队8分队16班,着装、吃饭、作息时间等完全实行军队标准。比如,学生六点三十分便要起床,六点五十分点名集合,七点参加升旗仪式,七点十分做早操,七点三十分早餐,八点至十二点是学习时间。下午的安排类似,至十点三十则统一熄灯睡觉。从此,学生驯服了,上海商学院变得暗黑。不过,在裴复恒任内,上海商学院重建了校舍,学生就业率大大提高,似也不无功绩。

  裴复恒努力治校,却无意做一个教育家,其目光仍聚焦于政治,希望得到蒋介石的垂青。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裴复恒马上以“国立上海商学院军事训练队队长”名义给何应钦发去一电称:“委座蒙难,举国震愤,张逆学良……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劫持统帅,妄作主张,迹其用心,显欲摇动国本,破坏统一,遂其阴谋陷我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我商院全体军训学生,愿以精神热血,在钧座领导之下,负戈前驱,灭此国贼,谨先电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还亲自给裴复恒回了一电表示感谢。1937年,蒋介石在庐山训练团推出《国歌歌词》、《军人精神教育》、《步兵操典纲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军人读训》、《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五种资料,是为“救国教育基本课本”。裴复恒灵机一动,将五种资料变成小开本的手册,“既便携带,又易查考”,自费印刷并免费分发给上海各大学,急于上位的苦心显而易见。

  神秘失踪的汪伪汉奸

  尽管裴复恒治理上海商学院“成果斐然”,在政治上又积极表现,却始终未能获得上位的机会。对蒋介石而言,除了当初裴复恒主动脱离南昌行营的过节,更主要在于“党国人才”已经济济,不缺一个裴复恒这样的二三流人才。因此,裴复恒的政治前途,在蒋记国民政府那里,实际已告终结。所以,抗战爆发后,裴复恒在政治上愈发消极。国民政府教育部希望将上海商学院迁移内地,裴复恒却以租界内可以继续办学为由,坚决不迁。其后国民政府西撤,上海沦陷,裴复恒觉得上海形势复杂,干脆采取躲避的态度,将商学院院务交给亲信胡纪常,个人遁往香港暂避。至于国立上海商学院,还继续受到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资助。只是对于教育部的要求,裴复恒多置若罔闻。比如,教育部以大后方缺乏会计人才为由,要求商学院四年级学生内迁,裴复恒置之不理。陈立夫亲自写信要求裴复恒到重庆一行,裴复恒拒不回复。所谓上下级关系,已经荡然无存。

  裴复恒长袖善舞,从政时便和汪精卫、周佛海相识。因此,抗战前国立上海商学院第二届学生毕业之际,裴复恒遍请党国要人墨宝,汪精卫欣然题词“广学致用”,周佛海吹捧学校的商学教育已经“登峰造极”。汪伪政府成立后,像裴复恒这样的人自然成为拉拢的对象。然而,重庆方面秘密特务无处不在,不小心就有被暗杀的可能。因此,裴复恒犹豫观望。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此时的裴复恒正式决定投靠汪伪政府,出任伪“江苏省财政厅厅长”。汪伪政府急需一批国立大学以点缀门面,裴复恒遂主动将上海商学院向汪伪政府立案,成为汪伪管辖下的“国立上海商学院”。

  江苏省财政厅驻地江苏,裴复恒遂辞去伪上海商学院院长职务,离开上海到苏州上任。据报载,裴复恒到苏州履新后,“在妓院中欢宴敌伪各界首领”。如此描述,似不无抹黑之嫌,但当了官后的裴复恒,生活作风日益腐化倒是事实。比如,他出入完全以汽车代步,其所居住的小巷狭长,汽车无法进入,裴复恒在家中雇佣专职的黄包车夫。每天出门上班,先让黄包车夫把他载到巷口,再上汽车。下班亦然,秘书先通知黄包车夫在巷口等待,载其回家。由于生活作风腐化,苏州人士都讽刺其为“双料车”。

  抗战胜利,“落水者”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审判。重要的日伪党政军和文化界首脑多受到惩处,如陈公博被判处死刑,周作人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中层干部胡兰成之流,虽一时隐姓埋名得以遁走台湾日本,后来其行踪仍然公开于世。裴复恒却与多数汉奸的下场不同,不知所终,所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因此,上海高等法院的传票例行公事地走了一圈之后,因各处都“查无此人”,法院也就不再追究,最后不了了之。

  ◎韩戍,学者,供职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南方都市报》)

总浏览量:
版权所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