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至9月7日在广州博物馆展出的《苏州样广州匠——苏广明清工艺精品联展》，为观众展现了一个蔚为大观的工艺美术世界。展览展出的近300件(套）工艺精品，包括刺绣、玉器、瓷器、漆器、银器、竹木牙雕及绘画等，各擅其长，充分体现了苏工淡雅精巧，广作华丽浓郁的特点。

　　渡海而来的货品中，最能激发人欲望的当属那些象牙犀角、金珠宝贝。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曾玲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这些贵重物料的进口，或许后来的广东工艺美术，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广州曾是国际工艺品网络枢纽

　　曾玲玲说，各种贵重物料的进口，早在汉代就开始了。到唐代，市舶贸易繁盛，“珍异之货”云集羊城，包括珠、香、象（牙）、犀（角）、玳瑁（甲）在内。元大德八年（1304）纂辑的《南海志》将舶货分为八类：宝物、布匹、香货、药物、诸木、皮货、牛蹄角、杂物，共71种，可见其丰富。

　　著名历史学者、海交史专家蔡鸿生认为，这些舶来品的到来，使岭南社会文化增添了内陆所没有的新事物，开创了9世纪以来南海互市的新局面：第一，出现了新官制，即设置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第二，诞生了新社区，即开辟供外商居留候风返航的蕃坊；第三，催生了新行业，包括和香人（调制香料的工人）、解犀人（切割犀角和象牙的工人）、舶牙（舶来品的经纪人）和唐帕（译人）。

　　曾玲玲说，解犀人、舶牙和唐帕都是与海外贸易，尤其是这些雕刻类工艺密不可分的专业人群，没有他们的居中联络交涉、专业分工，就不可能使这些进口物料转化成为岭南特色艺术品。

　　“以明清时期广州口岸为纽带，形成了原材料市场——进口和生产基地——国内外消费市场的商品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广州外销艺术品的生产和销售被纳入了全球化贸易的网络。”曾玲玲指出，“广州口岸的手工行业集原材料切割、设计、生产、再加工于一体，实现了物料、技术、工艺、人员的资源整合。”

　　曾玲玲指出，“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发展的岭南工艺，既继承了传统技艺，又因应不同市场的需求不断创新求变，无论是技术还是设计风格、造型等，不拘一格，中西合璧，最终形成了岭南特色”。仅雕刻类工艺而言，出现了不同的消费市场：一是以宫廷皇室御制、地方官府和贵族富商订购为主的国内市场，二是以欧美皇室或贵族、商人来样定做的海外市场。针对这两类市场的产品都是利用昂贵物料制作的面向高端人群的奢侈品，特点是特殊定制，非批量生产，量少质优，费时耗工，价格高昂，代表了明清时期广东雕刻类工艺的最高水平，融合了中国装饰元素和西方艺术审美。此外，供应国内市场的多是以观赏类作品为主，如水晶观音、紫檀楼船、象牙球等；面向海外市场的多是实用类物品，如折扇、名片盒、国际象棋、胸针、台灯等。

　　经“广州匠”之手，贵重物料升值

　　广东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贸易地位，成为明清贵重物料进口的主要口岸。曾玲玲从明代黄佐《广东通志》和申时行《明会典》等史料中，为我们找到了许多国家“贡献方物”的记载，其中许多“方物”成为广式雕刻工艺的原材料，如犀角、象牙、乌木、花梨木、黄花木、番红木、玳瑁、水晶、玛瑙、黄蜡等。这些国家以“南海诸国”为主——安南、占城、真腊、爪哇、暹罗、苏门答腊、锡兰、苏禄、渤泥、满剌加——位置大约相当于今天的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等地，有时也包括西亚和非洲一些古国。这些物料多从广州上岸，而且由广东布政司接收，再进贡到宫廷。仅明代成化十九年（1483）广东布政司入库象牙就达到“七千一百馀斤”，苏木“四万四千六百馀斤”。

　　私人贸易方面，如葡萄牙人东来，也携带大量苏木、象牙、沉香、檀木等，“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大受欢迎。

　　明清对舶来之物管理极为严格，对其交易时间、地点、范围等都有一系列规定，违规处罚也特别严厉，甚至可能被充军。贵重物料因市场价值高昂，无论是经官方朝贡途径进献还是民间私人贸易购入，监管都更加严格。但在广州，千百年来巧手匠人们和这些物料相伴，已经发展出了令人惊叹的技艺，成为它们最好的加工者。经过“广州匠”之手，这些贵重物料的附加值才能大幅跃升。

　　比如，犀角杯是广东地区特产，犀角为进口原料，切割后雕刻成酒杯，以晶莹润泽纹理清晰黄黑分明的上品。当时人相信犀角有鉴毒之效“饮食中以犀角搅之，有毒则白沫生”。象牙雕因位列广州“三雕一彩一绣”而为今天的人们熟知。象牙的进口地区非常广泛，集中在东南亚诸国，可制作成朝笏、折扇、牙舫、牙球等，又可根据西方市场的需要制成适应西方社会需要的各种日用品。琥珀有国产和进口两种不同的品种，云南产者多为血珀，海外进口的是金珀、蜜蜡、水珀。广匠将之巧雕为器，余料可用以入药，广东所产抱龙丸闻名天下。檀香在家具、摆件等方面的用途也非常广泛。

　　　  文/记者卜松竹　 图/记者王维宣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