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从古就是个海洋城市，发展到今天，更成为海港、内河、陆运、航空的枢纽。“水”在这座城市的发展史上，很可能是第一重要的因素。有水就得有船。广州南部区域的小谷围岛、官洲岛上，考古学者都曾发掘出不少古人的墓葬。记者就此请教市考古院的专家，得到的答复是：因为充分适应了多水的自然环境，古人的步履才能抵达这些土地。

清代外销画家煜呱所绘的《广州港全景图》展现了19世纪广州港的盛况。

南越王墓出土提筒上的海船图像，被复制到了博物馆的外墙上。（图：@视觉中国）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收藏的船纹铜提筒

广州，史上的那些个第一

　　可以想象，在那些没有高速公路，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日子里，珠江三角洲纵横交错的水道，就是古人穿行于一块又一块土地之间最便捷的路径。一根原木凿成的小船，一把简单的桨，或一根竹篙，就可能将一个人的一生安排得妥妥当当。

　　西汉时的古船

　　已配有当时最先进装备

　　“番禺始为舟。”这句话不是后人的臆测，而是先秦时期典籍的记录。

　　广州地处东、西、北三江总汇与南海交接处，附近水网密布，辖区内海岸线长，大小岛屿星罗棋布，沿海还有不少良港。水与古代广州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居住在广州地区的先民——古代南越人，是我国航海事业的先驱者，他们长期生活在南海之滨，练就了一身造船航海的好本领。南越人以船为棺，就说明“舟”成了广州先民不可离开的生活和生产工具。

　　宋人沈怀远的《南越志》记载，“南越王造大舟，溺水三千”，这种南越舟“其大千石”（约合今天的25.5吨）。南越舟是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广东船舶。

　　历史文物则记录下了更早的船舶图像：

　　西汉南越王墓在发掘时出土了一个提筒，提筒上有船纹饰，四艘同一形制的战船，艏艉相衔成环。这是一艘岭南的民族特色战船，它艏艉高翘，体型修长，有研究者认为其长宽比应为7：1左右。船体明显绘出甲板并建楼一层，船内分舱，满载战利品，其中的一舱内满是铜鼓。船上还绘有“羽人”战士提敌首级或执宰俘虏等情形，船上有桅、帆、舵等齐全的配套设施和属具。这些设施都是当时最先进的装备。提筒是古代越族储酒的器物。研究者指出，上面的图像反映的是一支大型作战船队在战争结束后凯旋的场景。这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规模最大和最为完备的海船图形。

　　高级工程师、船史学者金行德指出，广州“从木板船的出现——珠海岩画中的渔船——远在四千年前到汉代的舵、锚、晋末的水密舱结构，以及其独特的船体结构、用材……均处于先导地位”。

　　东汉陶船上的船尾舵：

　　改变世界造船史的发明

　　广州博物馆的专家们常要接待来馆里看古船模型的人。他们馆里有一件独特的藏品复制品(原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见上图），很小，但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是一艘1954年在广州沙河顶出土的东汉陶船。

　　记者曾经仔细观察和研究过这艘陶船，以及它的相关资料。从外观上看，它的结构复杂完备，船前系锚，船尾有舵。舱内横架八条梁担，以加强船体结构及加深吃水量。船分三个舱室，前舱低矮宽阔，可能是个货仓；中舱是船工的住处；后舱也叫舵楼，它的旁边有一个低矮的小屋，这是船上的厕所；船头还有一个小篷，这是防浪用的，浪头打在上面，河水就被挡了回去，不至于灌进船内。

　　博物馆的专家说，由此可知，当时广州人民在造船方面已掌握了高超技术。

　　1958年，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风尘仆仆地来到广州博物馆，意外地看到这艘陶船时，他激动地说道：“就是它！就是它！这艘船说明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舵的国家！”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陶船上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当时船尾舵的存在，说明中国早在公元2世纪就已经发明和使用船尾舵。欧洲人一直用侧桨来控制方向，舵在欧洲的出现，是在公元12世纪，要比中国晚了一千多年。

　　船尾舵作为定向工具，是岭南古代舟师的一大发明。没有控制航向的船尾舵，实现远洋航行就要困难的得多。

　　广州陶船的意义不止于此。广博专家介绍，“船首系锚，以供停泊之用；船尾设舵，以使船只转向或保持航向；装置桨橹，以辅助人力推动船只前行或后退；建水密隔舱，即将船体用舱壁分隔成若干水密舱，以防船破损后水流入邻舱。这四项装置和技术，在岭南出土的汉代船模中都有所体现，它们的创造发明是我国人民对世界造船业的重大贡献。”

　　历史悠久的造船基地

　　造出劈波斩浪的“红头船”

　　广州与船的密切关系，还在于它是历史悠久的大造船基地。

　　三国鼎立时，东吴控制了岭南。东吴曾于赤乌五年（242年）令聂友、陆凯由广州出发征海南。公元265年晋建立之后，吕岱由广州发3000兵至合浦，30多艘船同行。有学者推测，大规模的海上远征，少不了由广州建造大量的战船和辅助船。

　　唐代是我国造船的一个高潮期，广州当时作为第一大港、海外贸易的中心，也是最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唐代有关广州造船的各种记载不少，如：唐张九皋任职广州时曾“召募敢勇，缮治楼船”。《新唐书》则记载，广州一地一次“能造船五百艘”。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我们可知，南汉时，驻扎于广州的巨舰甚多。据记载，大将苏章曾率神弩军三千、战舰百艘支援封州（今德庆）驻军，南汉后主刘鋹曾因守御广州修（造）战船，每舟成，必亲临视。宋军南下刘鋹为逃命“取巨舟十余艘，载其嫔妃，金宝浮海”，这些船每船可容百余人。

　　明代，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在广州任职期间利用浙、闽艚船图式，结合广船原有特点，改进广船的技术战术性能建造了一批富有战斗力的船舰，树立了“广船”的光辉形象，广船也因之成为公认的名船型。当时广州是岭南地区最大的造船基地，有技术工艺一流的大船厂，许多广东名船，如东莞大头船、艚船，新会横江大哨、尖尾船、大龙艇等都可在广州建造。

　　广船中的海船大而坚固，多用铁力木建造，坚固耐浸，底圆面高，下贴龙骨，转避灵活；大者长二十丈，适宜在山礁聚集、风涛险恶的南海海上航行。

　　清代外销画家煜呱曾画过一幅《广州港全景图》，后入藏省博物馆。画卷长220厘米宽88厘米，作画时间约为1845年左右。不少船舶专家都以这幅画为资料，研究“广船”和“广州港”。

　　金行德说，按照清政府的规定，为了便于识别各种大海上的海船，广东的海船，尤为远洋航行船舶，在船首左右两侧涂以红色，所以广东的海船称之为“红头船”。这种海外贸易海船大致是三种：潮汕地区的“红头船”；东莞的“鸟艚”；顺德陈村的“头艋”。“当清代实行一口通商时，它的海船保有量有1600艘，总吨位约20万吨，单船载货量为300~500吨。”——从金行德的研究中可以得知，当时，“广州港以东的洋面，从琶洲到珠江口停泊了大量的洋船、蕃舶与广州进行贸易，江面上各种中国帆船满载着各种货物千帆过，把珠江江面挤得沸沸扬扬，热闹异常，这种繁荣在维持了将近一百年后仍然依旧”。

　　　　 文、图（除署名外）/记者 卜松竹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