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3年，一份标注为《中国印度见闻录》的手稿被叙利亚阿勒颇的柯尔柏图书馆购得，之后几经辗转，被当时的法国皇家图书馆，也即现在的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这是现存阿拉伯文宝藏中最古老的中国游记，也是古代交通史上一部重要文献。从它问世以来，因其对瑰丽宏伟的东方的记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部著作中，对于广州有着大篇幅的描写。我们今天获知的有关唐代广州，特别是与海外交往有关的许多资料，都取材于此。　　

唐代胡人俑 

　　比《马可·波罗游记》更早向世界介绍中国 

　　《中国印度见闻录》写于9世纪中叶，作者是印度商人苏莱曼。他曾经到过广州，并在此旅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学者们指出，作者在书中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期西起东非海岸、东至中国广东这一漫长印度洋航线上的壮观景象。 

　　据《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中的统计，这条航线全程约需120天，从西拉夫出发，经马斯喀特岬角至苏哈尔，再往东航行约一个月，抵达故临（今斯里兰卡），进入海尔肯德海，经今印度尼科巴群岛航行约四十天，至潮满岛，再十天到陀浪山，再十天到占婆，穿越“中国之门”，约一个月到达广州。 

　　在穿越马六甲海峡之前，与唐人贾耽记载的那条著名的“广州通海夷道”不同，不是直接穿越孟加拉湾，而是沿着该湾海岸航行。穿过该湾后，两条航线的线路再度重合。可见，当时的海上交通航线众多，不一定固定于某一线路。岭南地区的交州、海南、雷州、恩州、潮州等港口都和南海各国有贸易往来，对海外交通线的发展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本书根据作者的亲身见闻写成，在《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前，这本《中国印度见闻录》（又译《东游记》）与比鲁尼的《印度游记》一起，是欧洲人了解和研究远东地理的最重要的参考书。这本书的第一位译者是大名鼎鼎的学术名家刘半农。可惜刘半农开始发表《苏莱曼东游记》译文仅四个月后，即1927年10月，《语丝》便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当时该书仅译了约1/4。大约10年之后，才由其女儿刘小蕙续译完成并出版。 

　　是国外第一部记载茶叶的书 

　　《中国印度见闻录》内有关于唐代黄巢攻入广州等文字记载，补充了中国历史记载中的某些不足，因此全书译成中文虽然仅5万字左右，但历来为中外学者所重视。 

　　有研究者指出，尽管苏莱曼仅以商人身份来中国游历，但出于对东方文明古国的向往，他对中国的观察是十分细致、准确的。在书中，苏莱曼用亲身经历赞叹当时中国欣欣向荣的远洋航运业，他记述了中国的帆船构造雄伟，货位充裕，航行安全，这和当时的印度帆船船板用椰索捆扎，不用铁钉，只具单桅，在远洋航行中容易肇事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说，在南印度的故临，一艘中国船要纳的税是1000迪尔汉银币，而其他各种船只，只需缴纳1~10个第纳尔金币。这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率是22:1，由此推算出来中国帆船所纳过境税要高于其他各国船只的4.6倍到46倍。所以，可见满载丝绸、瓷器、铁器和药物的中国船船货数量和价值之高。 

　　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苏莱曼记述了他非常谙熟的广州侨民生活。他写道，由于外国商人常聚集在广州，中国便在广州设立了蕃坊，由侨民中推选一人担任法官，管理侨民。被推举者都为人正直，深受侨民爱戴。对于入境的外国商船，由中国政府派官员代管商货，征收百分之三十的税额，政府可以优先挑选珍货，发送京都，其他的货物都由商人自由出售。 

　　苏莱曼对中国政府的行政设施也十分赞赏。根据他的记载，学校由政府设置，并提供一切经费。每逢荒年，政府便开放公仓，向贫民救济米粮及药物。中国官吏办事公正，有条不紊。他最早注意到中国瓷器制造方法，写道“中国出产一种优质的泥土，用来制作杯、碗，透明的程度可和玻璃相比”，并说“中国居民无论贵贱，无论冬夏，都穿丝绸”。苏莱曼还记述道“中国人喜欢音乐”“他们的医学主要是‘炙’。中国有天文学”等等。 

　　他还注意到中国人爱喝茶的习俗，使自己的这部作品成为国外第一部记载中国饮茶习俗的书籍: “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此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 

　　苏莱曼有关中国情况的记述和介绍， 使外商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往大大提高了一步。 

　　“中国人是最娴熟的手工艺者” 

　　从苏莱曼的笔下，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中国的良好感情，比如文中常见这样的记载：“中国人很漂亮，高个子，皮肤白里透红。再没有比中国人头发更黑的人了。中国女人让其头发任意飘动。”“中国更美丽，更令人神往……那里到处是城墙围绕的城市。”“在中国，疾病较少，中国人看上去较为健壮，很少看到一个盲人或独目失明的人，也很少看到一个残疾人。”“在中国，所有土地均被耕种，全国各地人口密集”…… 

　　广州作为苏莱曼长居之地，对他的写作帮助尤大，可以说是观察中国的一扇主要窗口。 

　　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外商在与皇帝派到广州选货物的宦官交谈时，竟能透过五件丝绸衣服看到这个宦官胸口上长着的一颗黑痣，而总督穿的丝绸，质量比这个宦官的还要好。商人不禁感叹道：“中国人在绘画、工艺以及其他一切手工艺方面都是最娴熟的，没有任何民族能在这些领域里超过他们。中国人用他们的手，创造出别人认为不可能做出的作品。” 

　　另外一个故事则更为重要：为皇帝选购舶来品的宦官在广州强取了呼罗珊商人的货，呼罗珊商人直接赴京向皇帝告御状。皇帝查明实情之后，将宦官从广州召回京师，贬为皇陵看守。在当时居于广州的外商群体看来，中国既注重国家的形象，处置犯有过错的官员时又不失人情味。中国的法官选拔程序严格，执法公道认真。 

　　经由苏莱曼等的记录我们可知，当时中国的丝绸、麝香、沉香等货物先集中到广州，再由外商人收购，然后经海路运到西亚、北非和欧洲等地。甚至中亚的麝香也以广州为中转站。苏莱曼说，他的朋友曾见到一个驮着一皮袋子麝香的人，从撒马尔罕步行到商人荟萃的广州。这条线路长达数千公里，可见当时广州商贸之盛名。 

　　广州“花城”的特质在苏莱曼的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记述了21种南方常见的水果：“中国人的水果有苹果、桃子、枸橼果实、百籽石榴、榅桲、丫梨、香蕉、甘蔗、西瓜、无花果、葡萄、黄瓜、睡莲、核桃仁、扁桃、榛子、黄连木……”由于中国气候类型比较多，具有发展经济林的良好条件，在对各种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做得十分充分。这都是令当时来华外商印象深刻的地方。

　　文、图/记者 卜松竹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