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虎门出海口一直是广州城的南大门，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该处的炮台建设从各方面来讲已达到中国沿海之最。虎门要塞由三道防线十余座炮台组成，从沙角炮台到大虎炮台，纵深有几十里之长，隔山隔水，在战时除了用普通的旗语、通信船即“快蟹”等进行联系外，还有怎样的特殊军情传递方式呢？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虎门要塞的炮台 

　　壹 

　　炮声传达出不同信息 

　　虎门要塞的三道纵深防线从设计和实际运作来看，第一道由沙角炮台和大角炮台组成，两座炮台位于珠江出海口的最外端，因此，这条防线主要起瞭望台和信号台的作用，真正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是隐藏在第二道防线的众炮台，如位于江的东面有威远、靖远和镇远炮台，位于江的中间有横档和永安炮台，位于江的西面有巩固炮台。 

　　因此，作为瞭望和信号台的沙角和大角炮台，如何快速准确地将闯入虎门海口的敌舰信息，及早通报二线炮台，就成为虎门要塞御敌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 

　　当时的广东水师总指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筹海初集》（卷一）里就介绍了第一道防线与第二道防线应如何协同防御外敌： 

　　“（沙角炮台）改作号令炮台，此后遇引水引带番舶到口，防弁验明印凭，即放大炮一声，知会前途；一面开单报明提督。如无引带文凭，即系奸夷，则于台面高处插立大纛（dào ：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一杆，知会大角弁兵立即开炮轰击。固不能截其不前，亦可挫其锐气，前路各台闻炮声联接一体预备。仍需派一兵飞报虎门接应。” 

　　上述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沙角炮台作为号令炮台，当士兵查验到靠岸的外国船只既有中国引水人（带路人）又有合法的印凭后，便会向空中发射一发炮弹，告诉对岸的大角炮台和二线各炮台：进入水道的是合法船只，放行就是。 

　　如果发现船上既没有中国引水工又无正当印凭，或根本不靠岸的闯关船只。沙角炮台的士兵就会马上在山上竖起一面硕大的军旗，通知对岸的大角炮台：有不速之客驶入，赶快开炮攻击。随着大角炮台的炮声，处于二线的威远和横档等炮台，也马上知道有敌来犯，便赶快做好开炮拦截的准备。 

　　同时，把守“金锁铜关”的士兵听到炮声，也会马上关闭两道拦江铁链，堵住江面的通道。 

　　有人可能会问，二线的炮台和“金锁铜关”的士兵，是如何分辨沙角炮台报平安的炮声和大角炮台报敌情的炮声的呢？原来，沙角炮台和大角炮台分别位于珠江出海口的两岸，沙角突前，大角稍后，而且两座炮台隔着辽阔的江面，所处地理位置差异较大，因此发出的炮声极易分辨，不会产生误判。 

　　由此可见，大旗和炮声是鸦片战争时期，虎门要塞里的一种特殊的军情传递方式。 

　　贰 

　　悬挂的西洋国旗并不用于装饰 

　　到了晚清光绪十年（1884）前后，清政府在虎门海口的五个地方建成了西式炮台群，构成了华南最大的海防工事——新虎门要塞。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第一道防线的沙角炮台后山的望亭前和第二道防线的威远炮台山上的望亭前，各建有一排巨大的旗杆，上面醒目地悬挂着一些西洋列强的国旗，在虎门口各岛、山丘和航道中的船只上，可一览无遗。可以想见，这绝对是当年虎门口的一道夺目的景观，但是，这道景观不是用于装饰环境的，而是有着重要的军事用途。 

　　清人编的《广东海防图》记载： 

　　“海防虎门，广东水路六门，惟虎门系广东第一最要头重门户，在小沙角捕鱼台后山头设立望亭一座，各国旗号旗杆一枝，以防敌船由香港入急水门，即由望亭卸某国之旗号。报警传至威远山顶之立各国旗杆，由威远山顶亦卸某国之旗号，传报至鱼珠，由鱼珠传报至省城。如此一刻之间，省中大宪皆知敌至。”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两处望亭的旗杆，是一种向广州战区最高司令官——两广总督传递敌情的重要装置。它的操作方法是这样：当虎门海口最前端的沙角哨位一旦发现敌舰入侵，将挂在捕鱼台后山上望亭中的敌舰国旗摘下来。例如，发现入侵的是英国军舰，旗杆群中的英国米字旗就会马上被摘下，威远山上的哨位一看，知道是英国军舰入侵，随即也会摘掉挂在自己身后的米字旗。 

　　在珠江上待命的军情传递人员，发现威远山上传递出的这个紧急军情后，就会马上撑起“快蟹”艇，通过珠江水道，将此紧急军情送到黄埔的鱼珠炮台，然后上陆，通过快马将此军情急报坐镇广州城内的两广总督，以便决策层快速采取应对措施。当时，由虎门乘船进广州，一般是在鱼珠炮台上岸，再从陆路入广州城。 

　　其实，当清军还通过摘旗和快马通报军情的时候，“有线电报”已进入中国（两广之间正在铺设电报线路），但由于虎门要塞的炮台之间隔山隔海，难于铺设电线，这最新的电报传输技术没能用上，但摘旗这种看似原始的方式，在当时还满管用的，有人便用“一刻之间”来形容这种传递方式的快捷。 

　　叁 

　　1937年，电话已接通到每座大炮跟前 

　　到了民国，虎门要塞的军情传递已进入电话时代。1930年前后，担任虎门要塞司令的陈庆云在《整顿虎门、长洲要塞计划之意见、整顿虎门要塞之意见》中要求：　

　　“各炮台与指挥地点之间须各添设电话，尤以下游各台为然。目下司令部与总炮台台长室虽设有电话，然距炮位甚远，故仍宜添设，始能不误戎机。例如龟山与白鹤台之三门炮各须电话器两架，计六架。其指挥地点须两架，其司令部须一架，共计须九架。但为省费，计每炮仅安设一架未尝不可。然而在战斗期间，瞬息万变之时，仅恃一线以通信，不免有迟缓误机宜之病。” 

　　陈司令深知通讯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他要求将电话机安到每座大炮跟前，而不是先接到总炮台台长室，然后由台长再传达下去。这样，就能在军情紧急时，司令部可直接指挥到每门大炮。 

　　从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虎门要塞（民国）二十六年秋季现有装备表》里可以看到，在1937年的虎门要塞，就装备有瑞典、西门子各型号总机8部，西门子交接（换）机6部，瑞典、西门子及其他品牌桌机92部，瑞典、美国壁（挂）机7部，西门子皮袋机10部。这说明当时的虎门要塞，已具备世界上最先进的通讯联络体系。 

　　由此可见，在1840年至1940年这一百年间，我们的军情传递方式是在不断进步和发展的。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