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浙江举人来广州当知县 

　　鲁迅有一个老乡，名叫杜凤治，此人生于1814年，死于1882年（一说1883年），与鲁迅的祖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鲁迅的祖父中过进士，当过知县。杜凤治没考中进士，只中了举人，但是他通过不懈努力和长期钻营，后来也当上了知县——同治、光绪年间，杜凤治在广州当了将近六年的知县。 

广州城平面图(绘于1857年)，图右是广州城的东面，图左是西面 

　　咦，广州不是省城吗？杜凤治来到这里，要么当省长，要么当市长，怎么会当县长（知县）呢？ 

　　一点儿没有错，杜凤治在广州当的就是县长。那时候，广州城里除了巡抚衙门、布政使衙门、按察使衙门、督粮道衙门、知府衙门，还有两个县的衙门，一个是番禺县衙，一个是南海县衙，杜凤治是南海县衙的头头，也就是南海县的县长。 

　　按照清朝的行政区划，广州确实是广东省的省城，但是这座南中国最富庶最雄伟的城市，却在地理上分别属于两个县：东边属于番禺县，西边属于南海县，两个县的交界大概就是现在广州市荔湾区的解放路。 

　　譬如说我们穿越回清代的广州，在解放路以东闯了祸，那会受到番禺县的制裁；假如在解放路以西跟人打官司呢？必须去南海县衙告状。这两座县衙都建在广州城内，都建在老城区。 

　　放在现代中国，上述现象相当罕见。现在的“县”往往都是归“市”管辖，“市”在地位上高于“县”，在地理上大于“县”，县政府无论如何都管辖不到市区。假如市区稍大一些，会被分割成几个区，但不可能分割成几个县。 

　　清代广州城为什么被分割成两个县呢？因为清朝没有市，只有近似于市的“府”，广州城只是广东省城和广州府城，不是广州市，它可以成为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广东布政使、广东按察使、广东学政、广州知府、广州将军等等高级文武官员的办公地点，但是城区内部和城区近郊的每一寸土地，以及发生在这些土地上的民事纠纷和治安案件，仍然要由县官来管辖。这是清朝的区划，也是秦汉以来郡县制的遗留。 

　　2唐代的首都划给四个县管辖 

　　秦汉以降，朝廷管郡，郡管县，县作为最基层的行政辖区，一块又一块无缝拼接，几乎将朝廷可以有效管理的所有疆域都瓜分殆尽，甚至包括首都。 

　　以唐代长安为例，长安城的土地分属长安县和万年县，后来又多出来乾封县和明堂县，即一个首都被划给四个县来管辖。 

　　南宋临安和明代北京也是这样，南宋临安分属仁和县和钱塘县，明代北京分属大兴县和宛平县。 

　　清朝分为十几个省，每个省都有省城，每个省城的土地其实都属于一个县或者多个县。例如广东省城广州分属番禺县和南海县，福建省城福州分属闽县和侯官县，四川省城成都分属成都县和华阳县（康熙五年曾并入成都县，雍正年间又重设华阳县），湖南省城长沙分属长沙县和善化县，江西省城南昌分属南昌县和新建县，浙江省城杭州分属钱塘县和仁和县，陕西省城西安分属长安县和咸宁县，江苏省城南京分属上元县和江宁县…… 

　　当然也有一些省城是只归一个县管辖的，例如河南省城开封只属于祥符县，山东省城济南只属于历城县，山西省城太原只属于太原县，安徽省城安庆只属于怀宁县，云南省城昆明只属于昆明县…… 

　　首都和省会城市居然被划作一个县或者几个县的地盘，现在听来不可思议，但这却是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常态，而其根源却在于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城市化水平不高，无论多么繁华的都市，都只是乡土与乡土之间零零散散的点缀，城乡之间的经济基础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不需要专门将城市划出来，单设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宋辽金元时期，城市化水平飞跃增长，大城市会分成若干“厢”，会设置“警巡院”、“录事司”之类的城市管理机构，但这些机构仍然要受到县级衙门的管辖。 

　　3北宋广州曾只由南海县管辖 

　　那些在地域上统辖着首都或者省会城市的县，被称为“附郭县”，意思是附着于大城的县。假如一个城分属多个县，则被称为“双附郭县”或者“多附郭县”。清代广州有番禺和南海这两个附郭县，属于双附郭县。同时期的北京有大兴和宛平两个附郭县，也属于双附郭县。唐代长安有一段时间共有长安、万年、乾封、明堂等四个附郭县，属于比较少见的四附郭县。 

　　一个城市搞一个附郭县还不够吗？干嘛还要搞那么多呢？因为城市发展水平不一样，有的城市太繁荣，太发达，人口太多，需要处理的事务太多，再加上所辖农村的赋税征收和盗匪治理工作也非常繁重，一个县官根本忙不过来，于是不得把城区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一分为四，再增设一个或多个附郭县，来分担一些工作。 

　　仍以广州为例，从北宋建国到宋仁宗即位那段时间，广州一度只有南海一个附郭县。可是广州作为海关所在地和远洋贸易中心，一个附郭县光是迎来送往都无法应付，于是从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起，又增设番禺为附郭县。 

　　4当省城知县的坏处与好处 

　　清代官场有这么一句广泛流传的谚语：“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知县作为亲民官，工作任务本来就非常繁重；当了附郭县的知县，需要处理的事务就更多了；假如在省城附郭县当知县，则不但任务繁重，而且还要面对在省城里办公的那些文武大员，什么总督、巡抚、知府、道台，哪一顶乌纱帽都比知县大，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可以唯我独尊的县太爷，到了省城只能当受气包，感觉当然很不好。 

　　不过在省城当知县也有很多好处。 

　　首先是离上司很近，有些烫手的任务可以推给上司，只要跟上司关系搞好，上司一般也会替你担着。就拿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南海知县杜凤治来说吧，同治十一年（1872年），给总督衙门送的礼物折合白银一万余两，给巡抚衙门送的礼物折合白银三千余两，给知府衙门送的礼物折合白银四百余两，给按察使和布政使送的礼物分别是一千三百两和八百二十两，所以这些领导都愿意包庇他，即使他任期内有悬而未决的命案没有破，也不会罢免或者弹劾他。其他地方的知县大多不愿意得罪当地士绅，对来函请托的京官和下野大佬更是毕恭毕敬，但杜凤治就没有这个顾虑，因为他的大上司都给他撑腰，他敢在公堂上当面申斥一些比他官位还高的人。 

　　其次，省城繁华，地皮金贵，赋税充足，油水丰厚，即使不额外“创收”，光是按官场旧例得来的赋税“火耗”和各种“规费”，就能填满附郭县太爷的腰包了。 

　　杜凤治刚刚当上南海知县的时候，曾经感叹“进固不少，用出乃倍之”，进账不少，要花的更多。但他从广州离任之时，不但还清了以前欠下的所有债务，而且还在广州买了房，还娶了妾，还给儿子和侄子捐了官，还在绍兴老家买下几百亩田产，最后还剩余现银三万多块大洋。 

　　杜凤治收入如此丰厚，其中有多少来自工资？有多少来自津贴？有多少来自灰色收入？有多少来自贪污受贿？在清朝当知县到底能挣多少钱？究竟又要花多少钱呢？咱们下回再说。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