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七年（264），吴国复设置广州，此后“广州”一名作为行政区域命名被确定。此时，广州州治番禺城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了。东汉班固写的《汉书》中，也记及番禺是商贸发达都会：“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当时，国内不少商品集中到番禺出售；远至四川的枸酱也经夜郞国（今贵州境内）由水道运到番禺，中原铁器也大量运入，不少人到番禺经商发了财。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中提及广东秦汉物产时说：“交广之珍异，似为其本地所出，然此不过对中土而言的结果，多数珍品实由海上贸易获得的。”[1]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基本形成，其海上航线是在番禺民间开辟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的。起初，外贸船只在番禺上货后，经徐闻、合浦再出海到东南亚一带，但到三国归晋后，因番禺港口优良、腹地广阔，更兼从番禺走海路到马六甲海峡较接近直线，所发番禺作为中国的主要对外贸易口岸的地位基本确立。汉代船只自广东徐闻、合浦出海，到都元国（马来半岛东岸）需时5个月；而晋代僧人法显从耶婆提国（今爪哇岛）乘船回国，船上人说50天便可到达广州。因此，晋代往返于番禺的中外商船大大增加。这时，从番禺出口的有各种丝织品与陶瓷器，进口的有珍珠、犀角、象牙、璧琉离、珊瑚、琥珀、水晶、苏合等。

　　番禺既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口岸，广州城的商业能不发达么？古越秀地区商业的繁荣当可想像得到。

　　自西晋末年至东晋，中原战祸频仍，大批中原、江左（指江浙一带）人士南迁广州，更促进了广州经济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在广州市郊出土不少晋墓砖，砖上刻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永嘉世余广州平且康”等字句，可证当时古越秀地区社会较为安定、百姓安居乐业。

　　据晋代《南洲异物志》、《南方草木状》等古籍记载，当时广州的经济作物多达数十种，其中水果有柑、桔、荔枝、龙眼（桂圆）、甘蔗、蕉、杨梅、橄榄、槟榔、椰子等，蔬菜有茄、芥菜、蕹菜、芜菁等，药用植物有豆蔻、姜、桂等，花木有茉莉、指甲花、鹤子草、水莲、朱槿等。这些丰盛物产对商业繁荣影响不言而喻。

　　晋代以后的南北朝（南朝是宋、齐、梁、陈）时期，广州的货物仍然饮誉中原。如南朝刘宋永初中（约421），广州献上朝廷的贡品中，有8丈筒细布，宋武帝刘裕恶其“精丽劳人”（指此布精美无比，皇帝怕要费太多人力去织造），特退还此布并下令岭南此后不准织造这种布。从这例子可以推断当时广州的货物质量是相当高的。

　　《隋书·食货志》追记六朝时期说广州为一大都会，“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晋书·吴隐之传》说：“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南齐书·王琨传》记：“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全陈文》说广州“工贾竞臻，鬻米商盐，盈衢满肆……市有千金之租，田多万箱之咏。”这些古籍所记，皆可朦胧地感觉到从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古越秀地区商业的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