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越秀地区通过珠江水系，在国内商品流通上发挥了枢纽作用。由于兼具河港、海港功能，广州此时已居于全国外贸中心地位。上文说及，汉代已初步形成“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路”的起点在唐代更确立在广州，朝廷还设市舶使管理外贸，广州成为东西方海洋贸易的东方首港。唐代诗人刘宾客的《酬南海马大人诗》中有咏广州港口的诗句道：“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船多宝舶来。”

　　天宝年间（742－756），广州的外贸已十分引人注目。天宝初，鉴真和尚从海南回到广州，见狮子国、大食国、骨唐国及赤蛮、白蛮等国的商人往来，又见珠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国的船舶，载运的香药、珍宝堆积如山[1]。到天宝十五年至大历三年（756－768），因安史之乱及岭南动乱的影响，广州外贸一度萧条。大历四年（769），李勉出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采取灵活措施吸引外商，几年间外贸回升，商业再度繁荣。岂料大历八年（773），岭南又爆发哥舒晃之乱，朝廷派路嗣恭率军平乱，平乱中不少商人丧命或被没收财产[2]，又使古越秀范围的商业走了下坡。贞元初，岭南节度使王虔休兼任市舶使，力革前弊，使广州外贸扭转局面。贞元九年（793），广州外贸再盛，古越秀商业重现繁荣局面。

　　此时广州的远洋航线世界闻名。贞元年间掌管商使往来的鸿庐寺卿贾耽写下的《皇华四达记》[3]中有《广州通海夷道》一文。该文记的“广州通海夷道”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具体化，该航线从广州启程，途经东南亚、印度洋、地中海沿岸、波斯湾、东非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这一“世界之最”纪录保持了八九百年，直到16世纪中叶才被欧洲人开辟东方航线时所打破。

　　唐代时，一些外国人也记录了从波斯湾前来广州的航线，与贾耽所记的大体相同。当时外国人称广州为“广府”。如曾来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来曼的《中国印度见闻录》[4]称：“广府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广府是“阿拉伯商人的荟萃之地”。

　　“广州通海夷道”令来广州贸易的外商大增。唐代广州对外贸易有三大贸易伙伴，一是东南亚地区的室利佛逝国（在今苏门答腊地区），二是南亚地区的天竺国（印度），三是阿拉伯地区的大食国。此外，常来广州贸易的还有波斯（今伊朗）、真腊（今柬埔寨）、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