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越秀地区的商业情况怎样？只看番禺城（广州城）中商情可知。但是，古籍中鲜有记载两千多年前岭南商业的状况，更没有专记番禺城中的商业详情，我们只能从古籍的零星记载里，以及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中，知道古越秀地区货物的丰盛，来推断古越秀商业的发展。

　　如果把两千多年来古越秀的商业记载作个文学化的比喻，可以说：“先秦至南北朝时期是朦胧诗，只能从隐晦中领会其表象；隋唐至宋代，是旧体诗词，表象时隐时现，有些不易理解有些又看得清楚；明清时是白话散文，当代人容易领会；民国时则是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好看耐看且有深刻内涵，但部分“道貌岸然”者对之不屑。为什么这样比喻，且看下文。

　　从文物看商情

　　先秦至两汉，由于南北沟通不便，加上文人看不起商人，遂令古籍中对岭南社会的商业记载不多了。20世纪90年代，已有学者提出先秦时期岭南社会并非如数十年前学者认为那么落后，比如有人说：“岭南有自己的夏商周，是秦统一的基础。南越国不是后来产生的，秦汉设郡以前是古国或方国。”[1]其实也曾有古籍记载可供参考。如战国时成书的《吕氏春秋》说及：“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糜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2]这些无君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政治实体。番禺“古国”存在于南越国之前是可信的。

　　正因为岭南有这些“古国”的存在，古越人是开发海上航线的先驱，他们利用独木舟、平底小船，开始了海上贸易，得到珍奇的商品。他们有商品交换，才有岭南珍奇商品在先秦时已名闻天下的记载。商周时，岭南曾向中原“进贡”，与岭北也有某种程度的商品交换；岭南的蘷纹陶的出现也为了适应商品交换之需。秦始皇派兵攻打岭南，也有贪图岭南珍奇商品的企图。汉代刘安著的《淮南子》的“人间训”说：“（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处番禺之都……”这里也说及秦军进攻岭南之初已有一军到达“番禺之都”。秦始皇乃专制的君主，秦军发兵当然是他说了算，他发兵的原因之一是垂涎南越的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番禺正是一个犀角、象齿（牙）、翡翠、珠玑的集散地，所以秦派屠睢率军下岭南。秦军攻岭南时，开凿了灵渠，方便了南北交通，对以后的商业贩运有所促进。屠睢死于战场后，由任嚣、赵佗率秦军才平定岭南。任嚣统一岭南后即建番禺城，作为南海郡的郡治。还要指出，岭南统一于秦国后，虽设南海、象、桂林3郡，但南海尉任嚣是掌握3郡大权的，因此，南海郡治番禺应是居于3郡之首的都会，而古越秀范围正是此都会的中心，其商业实力不言而喻。

　　随后建立南越国的赵佗，应是史书有载第一位对古越秀商业有贡献的人物。任嚣、赵佗率军南下时，秦始皇命一批商人随军南下，任嚣统一岭南后，秦始皇又发配一批“罪人”到南海郡筑城建屋；不久后，赵佗上书朝廷，奏请拨3万无夫家的女性到南海郡为士兵照顾生活，朝廷拨给1.5万女性。因此，从北方移居番禺城的汉族人便大大增加，他们带来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也给番禺城中的商业提供了“新鲜血液”，使番禺城的商业有所发展。赵佗建立南越国后居于番禺城中，他任用中原精英人才治国，也团结越族的精英人才，促进了南越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汉武帝也赞他把南越治得“甚有文理”。番禺城作为南越国的国都，商业发展不在话下了。这在以后西汉司马迁写的《史记》也有记载，其“货殖列传”中提及全国知名的19个商业都会，番禺是其中之一，说“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凑也。”这19个都会中，河南占7个，河北、山东、安徽、山西各2个，陕西、江苏、湖北、广东各1个，这反映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全国商品集散网络，也反映了番禺作为岭南与内地商业联系的都会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