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由黄修荣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从1991年1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开始出版，到2012年7月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最后一卷，这一部二十一卷的大书，历时二十一年，先后经过三家出版社(中间第七卷至第十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终于出齐。这是一部极重要、极有用的书，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苏关系史的必读书。译者的劳绩是应该受到感谢的。卷首《译者前言》表示：“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我很赞赏译者这个态度。现在就把我阅读这部档案集时看到的一些可以商议之处写在下面，供编译者和读者参考。
一，《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13日于北京)中说到“吴佩孚的一位顾问薛”(第一卷，第195页)，页末有注：“看来是指薛汉岳(音)。”错了，这个人名叫薛撼岳，吴佩孚部的俄文译员。《白坚武日记》1922年6月27日：“介绍薛撼岳见吴子玉将军，聘充外交顾问，办理外交事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5页)就是这个人。
黄平在《往事回忆》中页说起过他。薛撼岳是那时黄平在远东共和国办的远东通讯社工作的一位同事：
中国同事中有一个翻译叫薛撼岳，南开学生，中文极好，英文也可以，很会交际。后来周总理还向我问起他，他大概是周总理的同学。此人随同经理访问过吴佩孚，颇为吴器重。吴执政时薛撼岳任外交部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黄平说薛撼岳做过吴佩孚的外交部长，却是没有的事。他不过如白坚武说的被吴佩孚“聘充外交顾问，办理外交事件”而已。黄平说薛撼岳是“随同经理访问过吴佩孚”，这个远东通讯社的经理名叫霍得洛夫，是一位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在这《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里的译名是霍多罗夫。同一件档案里说：“吴佩孚或者是他的人向报界示意，公开宣布我们有人在吴佩孚那里(上面提到的薛确实是由我们派的，是霍多罗夫派到那里去的，尽管在我看来他根本不是我们的人)。”(第一卷，第196页)在《白坚武日记》里此人的译名是贺德罗夫，其中记有他多次做吴佩孚工作的情况，反映了那时共产国际对吴佩孚有很大兴趣。
二，《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26日于上海)中说到“一位中国将军齐洪万(音)”(第一卷，第207页)。错了。当时江苏督军齐燮元字抚万，不是“洪万”。
三，《萨法罗夫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3年4月4日)里说：“吴佩孚的拥护者老督军刘纯侯正从北边向成都进攻，反对夺取他‘爵位’的刘臣勋。”(第一卷，第244页)错了，这里的刘纯侯应该是刘存厚，刘臣勋应该是刘成勋。刘存厚在1917年12月至1921年2月间，在四川混乱的政局下几次出任四川督军。刘成勋原为川军师长，刘存厚失败下野后，1922年刘成勋一度被推为临时总司令。
四，《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3年12月27日)中说到“上海的国民党人徐臣(徐继龙)”(第一卷，第390页)，错了。这个人是徐谦，字季龙。
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情况通报》(1924年7月3日)里面列举了各地许多反共分子的姓名：
如北京的石瑛，汉口的刘成禺、谭理鸣和张秋白，上海的谢持、茅祖权、叶楚伧和张继，广东的邓泽如、冯自由、蔡元培、孙科、方瑞麟、吴铁城、蒋翊武和马超俊。(第一卷，第497页)
这里“谭理鸣”显然是“覃理鸣”之误，覃振，字理鸣。还有“蒋翊武”肯定是某一个人名的误译，历史上的蒋翊武这人早在1913年就因为反对袁世凯被杀了。从读音相近来推测，这个人可能是贾景德(1880—1960)，字煜如。
六，在乌斯季诺夫的《在苏维埃俄国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1918—1920年)》一文中说到有一个在“联共(布)中央远东局领导下的华籍党员地方局”，“它的组织者是共产党员赵勇禄”(第二卷，第35页)。按：这个人本名赵永禄。瞿秋白在1921年1月1日写的通讯报道《旅俄华侨问题》说到了这个人。这篇报道说：
原来中国商人、商会、领事馆都备有手枪及军械，本为自卫起见，而且都有旧俄政府发给的执照。远东政府成立之后，中国人所有手枪执照，都呈缴内务部。谁知道正在这时有二个中国人，一叫连柯，一叫赵永禄，从莫斯科来，他们已入共产党，来到赤塔要和此地华侨联合会联络……(《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2页)
七，1929年5月6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中说：“例如金宽、郑超麟、林育南等同志不想去莫斯科”(第八卷，第111-112页)。第111页末“金宽”有注：“何人不详，音译。”这个人是尹宽。
八，1930年3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提到“12月底去香港的约克(法国人)”，页末有注：“Ж.杜克鲁。”(第九卷，第74页)同一卷第153页又提到“杜克鲁”。他是法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通译为杜克洛(1896-1975)。
九，1941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小党对国共冲突的态度问题给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说：
(1941年)2月22日晚上，中国小党开会，未邀请我们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国家社会党和青年党的首领，黄炎培(职业教育社)、梁漱溟(乡村教育会)、张表方(即张澜，四川集团)、章伯钧(第三党和救国会)、张石宽(音，来自宁夏)。他们讨论了他们对国民参政会的态度和国共之间的冲突问题。(第十九卷，第159页)
这里的“张石宽”译错了。电报里说的这件事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1941年2月10日那条有记载，应该是周士观：
在玉皇观同黄炎培、周士观、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张君劢商量对国民参政会的态度。事后，周恩来将聚谈情况电告毛泽东，主张接受他们的建议：以中共七参政员名义将中共提出的十二条善后办法提到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此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否则不能出席；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在此会上提出“十二条”。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同意，并同意在参政会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3页)
这个记载正好印证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的那一份电报。
十，1941年7月25日《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说：
近几个月，我们千方百计避免同国民党发生摩擦。在这个时期，我军与中央政府军之间发生的冲突事件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这个时期是全年最平静的时期。但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亲日派和亲德派、国民党特务机构和国民党党组织本身，希望德国战胜，而苏联遭到失败，他们也希望日本同苏联作战。从7月19日德军向斯摩棱斯克推进时起，突然掀起了反共叫嚣。制造了我军与中央政府军之间的冲突事件，还将其广泛扩大。
据周恩来报告，这种事件是由亲日派首领陈群在蒋介石默许下一手制造的。但是亲英美派首领郭泰祺(国民党)、王世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人反对由陈群指挥的活动。(第十九卷，第211页)
1941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的内容是把周恩来的电报转发给他，其中说：
陈宏谟报告说，他与毛泽东进行了第二次谈话，持续约四个小时，并且毛泽东指出了十个方面，其内容可归结为：(1)中共赞成团结，支持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目的是加强解放战争的实际力量；(2)中共赞成国家政策和进行解放战争，它将坚决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3)如果陈群放弃反共政策，中共就停止反对他的宣传……(第十九卷，第233-234页)
这两份电报都说到了当时有一个姓陈名群的人在重庆积极反共。大家都知道，陈群这时是在南京当大汉奸，并不在重庆。电报里后一次出现“陈群”这姓名，是在毛泽东和陈宏谟的谈话中说到的。在《毛泽东年谱》1941年9月1日这一条里看到：
同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郭亚生、周励武谈话四小时，陈等表示蒋介石、何应钦、张治中、吴铁城在国共关系上均愿转圜，要求朱德到重庆去一次。毛泽东告诉他们以下几点：(一)国民党方面释放叶挺，共产党方面即派董必武一人出席参政会，否则仍不能出席……(四)何应钦停止反共，共产党即停止反何，并可重新来往，但何若再反共，共产党必再反何……(《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看了《毛泽东年谱》的记载，就知道那个“陈群”必定是何应钦的误译了。至于为什么会把三个音节的“何应钦”错译成两个音节的“陈群”，这原因我想不出来。
十一，1941年11月23日《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说：
现转发我们日前收到的通报。蒋介石依然在部署力量进攻边区。他的目的是：先派何文登师到安边，安置马鸿宾军在延齐县附近宿营。以此来破坏边区的经济生活，然后派胡宗南从南面进攻我们。(第十九卷，第245页)
这件事《毛泽东年谱》1941年10月20日那条的记载是：
为阻击何文鼎师南下，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周士第并告彭德怀、左权，电报说：原驻桃力民的何文鼎师南下接收现驻安边地区的邓宝珊部新十一旅防务，这一着对边区威胁极大，决抽调王震旅及留守兵团归王震、贺晋年指挥，阻止何师南下……(第335页)
可知这里“何文登”显然是何文鼎的误译。
十二，1943年5月1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文末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一些共产党的代表的亲笔签字。最末一个签字的是“拉科什(匈)”(第364页)这个人的译名后来通译为“拉科西”。
十三，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提到唐生智的部下“周烂”(第五卷，第543页)，是“周斓”之误。
十四，1928年7-9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发言》里说到一个“杨晓仁(音)”(第十一卷，第403页)。这个人就是1933年5月14日牺牲的应修人。
十五，1933年9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司令部的建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报告》提到“我们的‘联络员’”，页末注说他是“胡爱公(音)”。(第十三卷，第520页)这个人当是胡鄂公。
十六，1936年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谈话记录》里，邓文仪说：“还有朱明利(音)——— 他是负责工作人员，但他经常在妓院同女人厮混。”(第十五卷，第100页)这个人就是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后来当了汉奸。
十七，同一个人出现在同一部书中，译名应该统一。在第二卷第12页出现了一个“中国团团长任辅臣”的姓名，第13、14、15页纪念任辅臣的牺牲。可是在第37页却把他的姓名译为“任福钦”了。
十八，1927年8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0号(特字第98号)记录》中说：“鉴于乌拉尔斯基同志(即布留赫尔)已离开，取得所需经费和支配基金的权力授予伯纳同志(即罗明纳茨)。”(第七卷，第20页)这里的“布留赫尔”，即在北伐战争中有名的加伦将军。在这一部档案集中多次出现，都是这样翻译的。可是在第五卷卷末的《大革命时期来华工作的苏联人员》却把他译成“勃柳赫尔”(第五卷，第595页)了。
十九，1927年5月18日-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中)》里记录了多人的发言。发言者“楚古诺夫”，记录标明他是“(中国)”的。原编译者有注：“中文原名待查。”(第六卷，第171页)按：这“楚古诺夫”，就是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周达文。《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中文版有一篇《给邱贡诺夫的信》就是写给他的。因为《斯大林全集》是颇具权威性的出版物，采用它的译法译为邱贡诺夫似较好。1930年11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第33号记录》是把他译为丘贡诺夫。(第九卷，第449页)
二十，还是这一件档案里，记录了苏联反对派“伍伊维奇”(第六卷，第185页)；后面又把他译为“吴奥维契”(第六卷，第245页)。
二十一，1928年1月6日有一件《越飞给索洛维约夫的信》，信末作者署名“谢苗·越飞”(第七卷，第186页)，这里中文译本把他译为“越飞”，似欠妥。那个同孙中山谈判的A .A .越飞，早在1927年广州暴动以前就死了。这一件档案的作者，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卷所附《人名索引》，当是C.C.约费(1895-1938)。(第十卷，第420页)
二十二，1927年8月7日《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第十一卷，第3页)，标题上写的就是“罗明纳兹”，可是在同一卷里，1928年7-9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发言》里，又把他译为“洛米纳兹”了。(同上书，第291、398页)
二十三，第十五卷卷末所附《人名索引》，一些人名也没有按照规范的译法。如英国人“莱特-罗斯，弗雷德里克”(第十五卷，第384页)，当年中国报刊的译名是“李茲罗斯”。
二十四，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主席团和各委员会的选举》里提到“白劳德同志”(第十七卷，第66页)，在第十五卷卷末所附《人名索引》里被译成“布劳德”了(第十五卷，第361页)。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17页也提到了这个人。
二十五，1932年12月米夫的《广州公社五周年》里说：“李顿调查团原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弄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有利条件”(第十六卷，第247页)。可是在第十五卷卷末所附《人名索引》里，李顿被译为“利顿”了(第十五卷，第387页)。
◎朱正，学者，近著有《当代学人精品：朱正卷》等。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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