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记可谈的内容很多，今天集中在真实性这一点。常言道“真、善、美”，也有说成“真、美、善”，后两者倒了一下顺序。美在前还是善在前，都无所谓。但“真”必是第一位，不能挪到美与善的后边。而真实性恰恰是当下传记的阅读和写作中最为严重的问题。

　　一、传记繁荣背景之一：寻真

　　七八十年前胡适说过，“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四十自述·自序》)，他哪里想到，身后今日，传记出版繁荣到这等景象，进了稍具规模的书店，迎面往往是大块的传记专柜。中外各界人士的传记作品，厚厚薄薄，琳琅满目。一位学者不无夸张地宣称：“二十一世纪是传记时代。”我印象中，林徽因传记至少出版了二三十种以上，想来张爱玲传记数量也不相上下。这么多人一时争写林徽因，太浪费出版资源。话再说回来，要是你知道，张幼仪的传记，不算境外亲属替她整理的自述《小脚与西服》，大陆已经出版了三种；连未能有点作为的朱安也有了一本《朱安传》。那么林徽因、张爱玲的二三十种，好像也不为过。不是说不能给凡人立传，只要作者发现他平凡生涯中蕴含了给读者以人生启悟，经验或教训，揭示它蕴含的普遍意义，这样的传记也是有益的读物。写凡人传记，亮点与其说在传主身上，不如说在作者笔下，作者拿凡人说事，说自己的道理。

　　这些年来传记繁荣，自有它社会心态因素。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政治因素，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长期遭到歪曲，乃至无中生有。许广平撰写《鲁迅回忆录》，就有领导过度关怀，过度到指人代庖了部分内容，致使这本鲁迅研究者不可不读的史料著作失实太多。听说有人正在筹划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出版。没有谁比今天的中国人更渴望知晓事情真相。浙江一位女作家，《收获》杂志发表了她描写北大荒题材的中篇小说，后来编辑认为，纪实的文字比小说更有力量，特约她再以同样题材，撰写非虚构作品专栏，并且集成单行本出版，当月登上了好书榜，多次加印。长篇小说《K》(后易名《英国情人》)，作家虹影标榜取材于现代著名女作家凌叔华婚外情，所以借助媒体特意标榜，正是小说作者看到史实于读者的魅力，看到社会普遍寻真心态。不论《收获》上非虚构专栏，还是虹影取材真实生平的小说，一正一反，都说明传记繁荣的社会心理基础。

　　近年不少文学报刊开设“非虚 构 ”栏 目 ，这 么 做 看 似 多余———早已有了现成的“报告文学”，两者是同一文体。其实不然，往日报告文学不能真实地“报告”的阴影犹在，较真作品真实度的编辑，意在提示，作品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它隐含着强烈的针对性。现今“非虚构”一词大有流行趋势。

　　二、传记阅读陷阱之一：失真

　　小说失宠，传记繁荣，本来是读者相信小说虚构，传记传真，可当下繁荣的传记充斥失真现象。多年研究钱三强岳父何澄的两位学者，依据确凿材料批评传记《钱三强和何泽慧》：“凡写何泽慧和她的父亲何澄以及外婆谢长达的，多为误人子弟的‘创作’”。传主亲属发声，要求销毁该传。

　　上海某家出版社曾经约我撰写林徽因传记，那时她的传记才出版了三四种吧。我谈了写作构想，强调需时间仔细准备资料。那位编辑立即说“再联系”，我不难意会，“联系”将渺茫无际。传记失真，现今增添了商潮冲击。出版商追逐利润，造成传记出版的粗制滥造。他们不愁找不到“倚马可待”、文字煽情的写手。北京某工科大学出版社，本来出版业务与作家传记毫无关系，却一举推出同一著者(非集体笔名)写的“倾城才女系列”传记六种：张爱玲、陆小曼、林徽因(与他人合著)、萧红、丁玲、三毛，没有一个不是相当好卖的传主。还是这家出版社，还是这位著者，不久再次接连拿出了八名古人(不全是作家了)的传记：李白、王维、白居易、李商隐、辛弃疾、蔡琰、上官婉儿、卓文君。何止于此，著者同时又在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物理学家塞格雷传记，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这样匆促而批量炮制的传记，其水准如何不难设想。一本严肃、严谨的传记，销售常常不及写手抄来抄去的快餐读物。不缺乏召之即来的写手、快手，不搭界的出版社出版不搭界的传记读物，你该明白了，传记繁荣的泡沫有多大。

　　传记与史实渐行渐远，更与某些评论者推波助澜脱不了干系。他们以学者身份，发表似是而非的言论，有意无意为传记失实辩护。有人强调，“所谓作为历史的素材的史料本身就根本已经是建构的产物。‘史料’不是自己生成，或呈现出来的，而是人们去‘整理’、‘汰选’、‘撰写’———亦即，建构———出来的。试问今天还有谁会去相信日记、书信、备忘录、照片、报纸、档案等等所谓的第一手史料是‘原始’史料？”他们用胡适的著名比喻，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或者是任人揉捏的面团。那意思，并不存在客观真实的历史。我也喜欢解读这个比喻，结论却与之迥然不同。姑娘是可以任人打扮，但是打扮来打扮去，她终究是位姑娘；就如面团，在不同人手里可以揉捏出不同形状，但揉捏的必是面团，绝非一坨泥巴。姑娘、面团，即是不容置疑的史实。今人了解的历史，不过是被有所取舍的若干局部史实的主观整合，其主观性必定与历史真相有多多少少的差距。然而，这不等于说，历史真相就不是客观存在。不能由它误入历史的虚无，更不能因而否认局部真相，允许随意编造。某位著名作家，他的历史剧在抗战时期享有盛誉，然而他标榜历史剧可以“失事求似”的言论实不可取。

　　另有一些学者，虽然原则上主张传记不应失真，但到了具体阐释，言语含混，给失真留下了余地。他们声言，“传记作者无权虚构重要情节”，话说得似乎严厉，而表述有失严密。作者得到了暗示，非重要情节，细节，大可虚构。到了写手笔下，丰富的文学性狭窄到等同虚构。有篇专门研究传记的文章，给传记分类，按作者按传主按时代，说到按性质，则分为文学性传记和纪实性传记。将“文学”和“纪实”割裂、对立：文学传记即可理所当然地虚构。这些言论从学理层面为写手们肆意无中生有开了绿灯。有位教授兼传记作家，直接宣称，“还原历史就是一种限制中的虚构”，“虚构在纪实穿行中”。她的“运用小说的笔法，运用传奇般的情节，运用再造想象和细节的适度虚构，塑造鲜活的形象”被赞许为创作特征之一。

　　这些年流行着“传记小说”概念，很叫人费解。小说纯属虚构类文体，传记归为史学范畴，事实的真实与否，两者水火不容。女作家尤其爱写“自传小说”，这给她们的研究者造成误导、困惑，张爱玲的《小团圆》就是典型一例。还有凌叔华的《古韵》。凌叔华按时序，从“我”童年写起，记叙成长历程，追叙了母亲婚姻经过。俨然一部自传，却用了大量小说化笔墨，多与凌叔华的家事人事不符。写父亲妻妾六房，实际只有四房；生母朱氏实际姓李；不少论著、文章据《古韵》分析这位女作家生平，因而谬误迭出。退一步说，倘若认可“传记小说”这一概念，那么只应理解为，借传记叙事体，回顾生平，写小说内容。融合创作，真真假假，它仍是小说，如许多历史题材的小说———此类小说不在我们讨论范围；或者另作理解，以小说的结构、语言、手法谱写传主人生，它仍是传记。取材必须不违生平，不容任性演义。即使这样费劲地这么理解那么理解，最好放弃这个概念，因为实际写作时，往往传记误入小说歧途。

　　三、传记写作难点之一：写真

　　无疑，史料为传记写作的根基，然而“尽信书不如无书”。史料本身实在是大堆乱麻，必须梳理，去伪存真，考订勘别史料正是传记写作需要具备的基本功。近年来回忆文章多如牛毛，何况互联网为搜集资料提供极大便利，这固然促进传记写作，而泥沙混杂，难免道听途说。随处可能遇着有意无意的陷阱，若没有对传主深入了解，便容易误听误信，以讹传讹。

　　学人流行一种说法，读传记不如读年谱，读年谱不如读信函，读信函不如读日记。其实，公开发表的日记并不都那么完全可信。发表就得整理，整理就难免对原稿进行技术处理，譬如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有所取舍，应属正常现象，不难理解，也是允许的，整理者一般会作交代。问题在于取舍过大，交代不能如实。《朱自清全集》日记卷，整理者宣称保证原貌，只作少数字句删削。可是原文不应删而删的重要内容不在少数。如记闻一多“认为罗﹝根泽﹞在文学方面造诣不深，因其对西方文学之进展一无所知”，竟删去后面一句“其言甚是”。朱自清不大臧否同事，难得地在日记里留下心声。这一删，有碍了解朱自清的全人。整理者言之凿凿：“从未有一整天的记载全部删除的”，查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那天，记有千字，在他日记里算得篇幅最长的一天，竟一删而尽。幸好，朱自清去世不久，由王瑶辑选、经朱夫人陈竹隐审阅的《朱自清日记选录》(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三辑，1963年初版)，录下这一天全文，详细记述与陈竹隐婚后不谐的心绪。如此大段内心独白，乃透视朱自清的绝好史料。

　　太过出格的是《陆小曼日记》，对照《爱眉小札》版陆小曼日记和存北京国家图书馆手稿本(虞坤林整理，仍有一些误识错字)。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陆小曼自己整理发表的日记，几乎每一篇做了改动。或者通顺字句，或者增删字句，大段地增，大段地删，甚至重写。不必挑选突出例子，看第一篇第一段吧(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稿本只有八九十字，《爱眉小札》本改写、增写到了四五百字。陆小曼还大大发挥了一通关于“日记”要真实的议论：“不论甚么事想着就写，只要认定一个‘真’字，以前的一切我都感觉到假，为甚么一个人先要以假对人呢？……”令人不能不哑然失笑，这段话本身就不“真”，系原稿本没有。由此，只要经陆小曼手出版的陆、徐文字，我读来总不免“疑神疑鬼”。

　　考订史料的功力非一日之寒，功力再深的学者，难保他的传记作品不出一点失误，我即有教训。而观念的改变可瞬时奏效，只看你是否接受它。这里说，文学传记如何看“文学”这两字。传记的文学性不应简单地狭隘地实用地理解为具体的文学手法，更不能一味地使传主生平情节化、小说化。文学赋予传记的是整体属性。以可读性的形态呈现传主生平，有别于严肃庄重的学术传记。至于其取材必须真实，和学术传记毫无二致。编造情节、细节，正因为观念的简单、狭隘。不能为了所谓“文学”牺牲真实。

　　诚然，史料往往比较简略，根据它们作些合情合理的推想，其实作复原，我想，能不能称它“拟实”？它们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不过据实拟写出来罢了。要是传主出行那天，史料记的是晴天，不妨写几句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又是行走在都市马路，也不妨写写阳光下人来车往，商铺橱窗里琳琅满目。然而仍必须强调，适度的推想依旧不能违背已见史料。张爱玲在寓所去世多日才被发现，有本传记描写：“一位瘦小、穿着赭红色旗袍的中国老太太，十分安详地躺在空旷大厅中的精美地毯上，桌子上，有一沓铺开的稿纸，有一支未合上的笔。”另外一本写明稿纸上是未完稿的《小团圆》；还有几本写了遗体盖着精致的或不精致的薄毛毯。不少本此处描写大同小异，或是抄来抄去。若史料空白，这么描写还算看得过去。偏偏有人目击这最后一刻，而且留下记载。某位学者依照目击人林式同的回忆文章指出，“无论如何张爱玲都不是躺在地上，也不是身上盖着毛毯，而房间里也没有任何桌子。林式同没有提过什么‘赭红色的旗袍’，而晚年奇瘦的隐士张爱玲也不见得会去量身定做新旗袍。”这么写张爱玲临终就拟而不实了。

　　文学传记的文学属性当然要藉助文学手法体现，只是，手法多样，并不专靠情节化、小说化，记述细节就很见效果。细节描写本不为小说专有，成功描绘细节的散文作品不乏其例。朱自清父亲的背影，归有光亡妻手植枇杷树，都是感人至深的文眼。

　　细节外，着力刻画传主形象，尤其是文学化着眼的大处。但凡值得立传的人物，一定有其个性，写出个性必有魅力。不过必须明白，它与小说塑造人物形象大有区别。小说作者凭生活积累以丰富材料来塑造形象，而传记作者只凭固有史实，雕刻形象。犹如雕塑艺术，有的用塑造方法，堆上去；有的取雕刻技艺，刻下来。一个无中生有，不断地堆，一个在既有的材料上细细地剔除。虽追求同一艺术目标，艺术手段却大相径庭。

　　还有文笔。文学是文字的艺术，文学传记理所当然要追求文字魅力。按体裁大类，文学传记归属散文，散文则比小说更苛求文字。记述与记叙不一样，这就看文笔。有的传记读过了，记住了内容，忘记如何记述，没有对于记叙的赏心悦目可言。有的原属寻常琐事，记叙得有韵有致、情趣盎然，足见作者文字的功力、特色，机趣处，委婉处，余音袅袅。文采，文字精美，不能仅仅看作华丽词藻或匠心煽情。

　　真实与文学兼备，是传记的上品。我喜欢写点学术随笔，撰写林徽因、凌叔华两种传记时，尝试过随笔体写传，期望亲切、可读，又有助于真实感。无奈功力不够，观念还不清晰，轻松文字散落在大块板滞的篇幅里，斑斑驳驳，整体上非驴非马，失败告终。

　　文学手法不一而足，一本传记无需全备，有三两个、一两个方面成功，就及格了。

　　◎　陈学勇，学者，著有《莲灯诗梦林徽因》、《高门巨族的兰花——— 凌叔华的一生》等。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