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说到广州，毫无疑问指的是这座“城市”。但在历史上，“广州”这个词的意义要复杂得多。它给人的印象，虽然是指一个“州”级行政区域，但实际上指的是行政区域的“治所”。 

　　我们可以借用一下学者司徒尚纪的解释：首先是在古代，广州没有“市区”或者建成区，“广州城”的所在地区，实际以今北京路为分界，由南海和番禺县分管；第二，是它没有和行政区域相应的行政机关。这个复杂飘忽的问题，元代尝试解决过一次，上世纪初尝试解决过一次。第一次，暂时解决了广州的城市建制问题，但没能长期保持；第二次，则令广州走出“古代”，华丽转身，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城市。　　

 

上世纪30年代初，广州长堤全景

　　“录事司”让广州首次从“城市”角度看自己 

　　广州建城时间说法很多，如“南武”，如“楚庭”，但比较可靠的，应该从秦始皇33年（前214）平定岭南，设番禺（广州）作为南海郡郡治开始。 

　　历代对广州城多有整修、扩建、改建，如唐代“州城三重”，宋代出现中、西、东三城，周长约18里（约10.3公里，宋里一里约576米），分别具有行政、居住、商业功能。城市规划制度也发生了重大改革，古典封闭式市坊制被开放式行业街市制取代，城市结构更加复杂，功能更加齐全，城周还出现了大通、瑞石、猎德、石门等8个卫星镇，且多入选宋代“羊城八景”，可见当时广州城对周边地区的整合程度是很高的，城市的经济也很繁荣。此时她在强大内外吸引力和辐射力的基础上，已经成为珠三角乃至华南最大的经济中心。 

　　但司徒尚纪指出，广州无论是作为南越国和南汉国的“京城”，还是“五岭之南……咸执秩拱稽受治于广州之长”的地方各级行政中心，如唐之岭南道、南海郡、广州都督府，宋之广南东路和广州（南海郡）治所等，广州城区仍然没有成为一个行政区域，建立独立的行政管理机关。从“建制”的意义上说，广州还不是一座完全意义上的“城市”。 

　　金元时期，中国开始出现“录事司”这一机构，司徒尚纪认为，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建制城市的主要标志”。到元代，录事司普遍推行至全国，全国有123座城市先后建立了这一机构。录事司作为县一级行政区，拥有自己行政管理架构和职能，包括户籍、交通、市容、治安、城市建设、赋税、教育管理等，其行政长官正八品。 

　　司徒尚纪指出，元代以前，广州建城不建制。即使其作为各级政区治所的地位很高，但本身不具行政立法地位，限制了城市功能的发挥，也不利于城市建设和发展。例如，在现存历史文献中，就缺乏元代以前以广州城为单位的人口、土地、赋税、手工业等统计资料或记录。录事司的成立，让广州城市性质、结构和功能等都发生很大改变，意义非常大。 

　　不过到明代，广州市政建制被取消，广州录事司不复存在，广州城市地域和行政仍归南海县和番禺县分管。虽然明清时期广州的城市建设成绩很大，效果很突出，但从“建制城市”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这是个倒退。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广州城市建设的成效。 

　　孙科成为广州市第一任市长 

　　1918年10月，广州成立“广州城厢市政公所”，第一次使用“广州市”名称。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广州市政公所的职能与元代广州录事司相类似，只不过规定得更详尽具体而已。1921年2月15日正式成立“广州市政厅”，制定《广州市暂行条例》，划定广州市区，孙科被任命为第一任市长。明文规定“广州市为地方行政区域，直接隶属于省政府，不入县行政范围”。广州市政厅作为广州市最高权力机关的建立，标志着广州作为近代建制城市的完成。这一天也就是广州市成立之始。广州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的市。我们回顾“广州市”建立的历史，不能忘了元代的“录事司”。 

　　广州向现代城市的转型也并非一蹴而就。学者冷东指出：“虽然广州走向现代城市的制度性变革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完成的，但其近代化之路却非始于那时，早在清末，广州就已经产生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变化，尤其是在城墙之外”。作为外国人聚居地的沙面，以及张之洞堤、路、街一体的“长堤计划”等。特别是长堤被视作广州近代的第一个城市建设计划，“是一次摆脱旧城困局的成功突围”。 

　　冷东指出，晚清时期的广州也曾效仿西方，力图加强市政建设，发展公用事业，改善社会治安和环境卫生，1882年开始架设电报线，1897年开设大清邮政广州总局，1903年开通电话，设立广东全省巡警总局，1906年建设官商合办的自来水厂，等等。但它们都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局部形态，“总体形态格局的巨大变化则无疑是在新政权开启的新制度下完成的”。 

　　学者们指出，辛亥革命对广州社会各领域产生深刻影响，由此掀开城市建设新篇章。广州成为城市建设的先行者。 

　　在广州“设市”前后的1919年，孙中山提出了他著名的《建国方略》。当中，提出将广州建设为南方大港和“Garden City”（字面译为“花园城市”）。1920年，市政公所颁布《广州市市政公所临时取缔建筑章程》，正式使用了“骑楼”一词。1921年，孙科邀请当时在中国已有建成作品、后来更是取得巨大成功的美国建筑师茂飞为广州进行城市规划，率先引进西方近代城市规划理念，提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城市发展规划。1924年，《广州市市政公所临时取缔建筑章程》被修订为《广州市新订取缔建筑章程》，作为建筑管理的框架性文件，其后颁布了一系列更为具体的办法和细则。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于广州，市政厅改组为广州市政府，市政委员会与市行政会议并存。如上种种，都是广州在向现代城市迈进中的关键举措。 

　　由“晚清省城”变成“现代都市” 

　　上世纪初，广州的城市建设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阻力。研究者张帅举例，市政公所为接通永汉路之永汉门，拟拆毁双门底，挪移“铜壶滴漏”，就遭到市民的群起反对，政府最终不得不将其挪回原处。又如为增加建设用地，需要进行迁坟等工作，遭到的反对声更大。 

　　当时的“华洋冲突”也很激烈。张帅举了一个典型例子：“工务局在开辟二马路及其相连马路时，略有割及日本人所设博爱医院边地，遭到该院悍然反对，并请日领事出面交涉，态度十分强硬，狡称该地既已被日本人买走，地权即属日方，不容中国政府有丝毫侵犯。处理这件事情，既不能与日本人起冲突，又不宜改变已规划实施的路线，十分棘手。工务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佯装改变街道之计划，新路线图中所设马路没有一条与博爱医院相接近，使该院前后左右全是市民居住地，出路尽行闭绝。市内马路设计属于中国内政，外人无权干涉，此举可谓极妙。结果日本人哑口无言，只得乖乖让出路线所切之地，恳求市政府仍按原计划筑路。”又如为连贯全市水上交通收回英人强占珠江堤岸、强拆洲头咀株式会社违法仓库等，案例非常多。 

　　建设经费也是捉襟见肘，令当时的市政当局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加以解决。 

　　无论有怎样的困难，广州经由比较严谨的规划设计，城建取得了巨大进步。冷东指出，广州的近代化之路迅速成为其他城市纷纷效仿的对象，汕头、津沽、淞沪、苏州、青岛、哈尔滨、无锡、杭州、宁波、汉口、梧州等市相继成立，并开展新的市政建设和制定都市计划，南京在营造过程中亦对广州的经验有很多借鉴，“1936年，当广州的市政厅时期结束的时候，对于许多市民来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摩登城市生活逐步变成了现实”，广州实现了从“晚清省城”到“现代都市”的转型。

 　　文/图：记者 卜松竹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