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翻现代著名作家手札，看到巴金给萧乾的信，说当年评选《大公报》首届文艺奖（1936年下半年为纪念吴鼎昌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10周年开始举办，1937年5月公布评选结果），原准备颁给萧军的《羊》。“你要我去问萧军是否愿意接受，萧军不愿，这才改为给芦焚的《谷》。”

萧军《羊》初版封面。

　　这几年，但凡去京，我都要找时间看望文洁若先生。每次老人家都要送我一堆书。2011年就送了我《巴金与萧乾》。翻开此书对照，发现此信写于1979年2月2日，当初读时，已在这几句下面画了线，打了问号。

　　既然现在又遇上了，也是“缘”，那就来追索一下吧。

　　一

　　萧军的《羊》共收六篇小说：《职业》、《樱花》、《初秋的风》、《货船》（原名《搭客》，《新小说》发表时，编辑郑伯奇给改成这个名）、《军中》、《羊》。这几篇小说都是作者1934年秋天和萧红到上海后写的。关于写作这些小说，萧军后来在回忆中说一是生活所迫，二是朋友如叶紫和聂绀弩的鼓励，而这些小说的发表，完全得力于鲁迅的推介。

　　萧军说：“为了生活下去，总得要发表文章，总不能永远靠朋友‘接济’过日子啊！”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口气写作了这些小说。第一篇《职业》发表在巴金办的《文学》上，就是由鲁迅介绍的。“写完了这篇文章，自己没想到，也没勇气……要请鲁迅先生来介绍，我怕使他为难，而自己也感到有一点莫名其妙的‘羞涩’和难为情。还是亏得叶紫和聂绀弩的鼓励。想请鲁迅先生给介绍稿子，这是聂绀弩的主意。一天他和夫人到我们家里来，问我为什么不写点稿子去换钱？我说，恐怕写了也无处发表。他说：你找老头子（指鲁迅先生）啊！他总有办法……你总得要生活下去呀！———老头子介绍去的文章如果不是太差，他们总是要登的。太差的文章老头子也不肯介绍的……”

　　鲁迅先生的信中也明白地写着如何替萧军推荐这些小说的发表。比如1935年8月16日夜间写给萧军的信：“十一日信并稿收到后，晚上刚遇到文学社中人，便把那一篇交了他，并来不及看。另一篇于次日交胡（胡风）。”根据《鲁迅全集》注，“那一篇”就是《羊》。同月24日给萧军信中说：“寄给《文学》的稿子，来信说要登，但九月来不及，须待十月，只得听之。良友也有信来，今附上。悄吟太太（指萧红）的稿子退回来了，他说‘稍弱’，也评得并不算错，便中拟交胡（指胡愈之），拿到《妇女生活》（胡愈之夫人沈兹九主办）去看看，倘登不出，就只好搁起来了。”在鲁迅的推荐下，《羊》在巴金先生编辑的《文学》刊登落实了。良友来信说的是萧军的《军中》。9月1日夜里给萧军的信说：“又收到良友公司通知信，说《新小说》停刊了，刚刚‘革新’，而且前几天编辑给我信，也毫无此种消息，而忽然‘停刊’，真有点奇怪。郑君平也辞歇了，你的那篇《军中》，便无着落。不知留有原稿否？但我尚当写信去问一问别人。”从这些信，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萧军萧红夫妇二人当时的创作是关怀备至的，对他们二人作品的推介是不遗余力，不惮其烦的。

　　而萧军这个作品集《羊》的结集出版，也得力于鲁迅的策划鼓励与推介。9月10日夜里给萧军的信说：“有一个书店，名文化生活社，是几个写文章的人经营的，他们要出创作集一串，计十二本。愿意其中有你的一本，约五万字，可否编好给他们出版，自然是已经发表过的短篇。倘可，希于十五日以前，先将书名定好，通知我。他们可以去登广告。这十二本中，闻系何谷天、沈从文、巴金等之作，编辑大约就是巴金。我是译文社的黄先生（指黄源）来托我的。我以为这出版「社」并不坏。”文化生活社1935年5月创办于上海，同年9月改名文化生活出版社，吴朗西任经理，巴金负责编辑事务。萧军按鲁迅先生要求于11日交了稿。16日鲁迅回信并进一步帮他策划：“十一日信收到。小说集事已通知那边，算是定了局。这集子的内容，我想可以有五篇，除你所举的三篇（指《职业》、《樱花》、《货船》）外，《羊》在十月初登出，发表后，即可收入；又《军中》篇已取回，交了文学社，现在嘱他们不必发表了，编在里面，算是有未经发表者一篇，较为好看。其实你只要将那三篇给我就可以了，如能有一点自序，更好。”从此信可以看出鲁迅还在替萧军的《军中》发表与否操心。1936年1月《羊》出版后，鲁迅31日的日记记道：“夜悄吟来并赠《羊》一本，赠以《引玉集》及《故事新编》各一本。”而《羊》发表后，鲁迅又把它推荐给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翻译成日文，1936年4月20日夜，鲁迅对此翻译又进行了校阅，日本《改造》月刊1936年6月号刊登，并在目录上标明“中国杰作小说”。

　　二

　　可以说，萧军是在鲁迅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为此，后来萧军写回忆录时这样感慨地说：“我们这一对飘泊的灵魂，到了上海举目无亲，只有鲁迅先生在关心着我们、安慰着我们、教导着我们、维护着我们。”正是由于此，鲁迅先生逝世后，萧军按传统方式带着鲁迅先生生前支持的，刊有纪念鲁迅文章的三种杂志《中流》、《作家》、《译文》跑到墓前焚化。有人写文章对他这种行为进行讽刺，他竟同那位写文章的人打了一架，“交手之后，我两次把马蜂按倒在地，在他头上打了几拳，直到他失去了‘战斗力’为止。”萧军后来在诗词中仍然写道：“桃李无言垂碧枊，一番追忆一怆然”：“化雨恩师酬几许？他山故谊怅何及！”

　　但为何《羊》获得《大公报》首届文艺奖，萧军要加以拒绝呢？鲁迅先生逝世了，没办法说；萧军自己也没有说，不仅到后来没说原因，甚至连这事也没说。如果巴金先生不对萧乾先生说，这个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文艺奖背后的小故事就可能彻底湮没了。

　　按理说，萧军不该拒绝这个奖，一是因为他和萧红（此时已去日本）到上海后生活很是艰难。创作这本小说最起初的动机不就是想挣些稿费解决生计么？1937年5月《大公报》最后公布出的结果是：小说：《谷》（芦焚）；戏剧：《日出》（曹禺）；散文：《画梦录》（何其芳），奖金规定是：各种文艺体裁之间本无高低之分，1000元由三位平分。萧军在上海最“经典”的照片就是那两张穿花格子衬衫（一张个人的，一张和叼烟斗萧红合影的）的。这件衬衫就是鲁迅先生首次请他们吃饭时，萧红花七毛五分钱买布料然后连天搭夜为他缝制的。330多元奖金对他们来说该是一笔多大多么需要的收入。而芦焚得了奖金后，就把钱交给巴金存到了银行里。二是他创作上虽然出了《八月的乡村》，又得鲁迅写序推介，在上海的文坛上有了影响，但毕竟初到上海，初登文坛，有此一奖，岂不可以更迅速跻身“名作家”行列，为自己将来的创作铺一条更宽广的大道？三是这些作品都是鲁迅先生推介的，有此一奖，岂不可以彰显鲁迅先生推介的作品质量不差，鲁迅先生扶持的作家前程远大。也可以说是对鲁迅先生推介之恩的一个报答啊！

　　但拒奖的原因可能恰恰在于“鲁迅”，在于鲁迅先生对萧军作品的推介。

　　鲁迅先生逝世后，萧军被人称之为“鲁门家将”、鲁迅的“孝子贤孙”。如果说这个称号来自另一营垒，应是一种荣耀，偏偏这个称号是来自同一战壕的讽刺。鲁迅先生生前一再告诫萧军，“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所谓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1934年12月26日致萧军信）：“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1934年11月5日致萧军信）：“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1934年12月6日致萧军信）。鲁迅先生的话今天看来有些偏激偏颇，但在当时，他是有所指的。彼时鲁迅正在同提倡“国防文学”的一批左翼作家们进行着激烈的论战。

　　三

　　这里单从1936年8月《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来看鲁迅与徐懋庸的“往还”。

　　徐懋庸在给鲁迅的信中说：“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己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矣”。“参加‘文艺家协会’（周扬等人解散‘左联’后成立的，提倡‘国防文学’）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源。”

　　针对徐懋庸的指责批评，鲁迅为胡风、巴金和黄源辩护道：“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巴金、黄源、胡风诸先生不要学徐懋庸的样。因为这信中有攻击他们的话，就也报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诡计。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的新的挑战，想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黄源编）存在碍眼？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

　　虽然有鲁迅的辩护，上述遭到批评的作家，在提倡“国防文学”、掌握了左翼文化话语权的一些人那儿，还是被另眼相看。胡风、萧军等人之后创作命运不顺似乎也是明证。

　　萧军的作品是鲁迅推荐的，是巴金等人编发的，作品集也是巴金给予出版的，现在《大公报》文艺奖也是巴金、萧乾等人主持评选出来的。如果自己应承下来的，同意颁给自己，并以此为荣耀，这又会给上述批评者什么样的口实和“佐证”呢？他们会不会说，这并不是自己创作能力和作品质量的体现，而是靠着做鲁迅的“孝子贤孙”、靠鲁迅的推荐靠鲁迅的名声获得的；这也并不是巴金等人真正按作品质量评选出来的，而是巴金等人以鲁迅推荐以鲁迅影响（虽然此时鲁迅已逝世，但名声威望影响还在）来推送的；鲁迅先生与巴金等人交往，并不是看事，而是看人，看他们手里有报章杂志，有文章作品发表的阵地，有为自己和“孝子贤孙”推介文章的地方。鲁迅在反击和辩护时，曾批评徐懋庸类“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那么萧军的作品在巴金等人那里获奖会不会给这些批评者提供一个攻击鲁迅的真凭实据呢？

　　如此原因，再联系来上海开始创作时怕请鲁迅先生帮忙怕麻烦连累鲁迅先生的心理，深刻体现着萧军创作不单单为自己为名利哪怕为了生存为了将来更好发展的倔强与铁骨；和对一心扶持自己，“关心着我们、安慰着我们、教导着我们、维护着我们”的鲁迅先生的感恩与报答。

　　这是真正的感恩与报答；也是真正对鲁迅风骨的领会与继承。

　　◎李传玺，著有《做了过河卒子：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