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财富的累积往往需要几代人，才能铸就一个大富翁。做学问也是如此，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接力，才会出现一位才华超世之人，杨绛便是这样。

　　父亲精通法学，还是一位诗人

　　杨家是无锡有名的书香门第。杨绛的父亲杨荫杭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1897年转入南洋公学。他两次出洋，先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学士（1907年），又于191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1911年在北京政法学校任教。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辛亥革命后，杨荫杭先后任江苏高等审判厅长、浙江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等职务。1920年任上海《申报》副总编，兼营律师事务。

杨绛的父亲、民国大律师杨荫杭（资料图）

读书时期的杨绛（资料图）

　　他在日本时受到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影响，加入了同盟会，后返回家乡从事反清活动。留学期间，他对西方的民主法治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也产生了用西方的民主法治来改良和挽救贫穷落后的中国的想法。

　　除了精通法学，杨荫杭还是一位诗人，爱读杜诗，于音韵学钻研很深，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杨绛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

　　家庭的传统文化熏陶，父亲的开明教育

　　杨荫杭对杨绛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8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12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从小学习好，但也个性顽皮，上课时姓马的老师讲“白马非马”的典故，她调皮地回说：“不通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闹得同学一片哄笑。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1920年，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她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在上海期间，杨绛的母亲生下了她最小的妹妹杨必。

　　杨荫杭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用功过度，会损害健康。他有一次对女儿说：“我教的女学生中，有的整天死读书，实际上是个低能儿。”杨绛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父亲从来也不责备她。上高中时，她还弄不懂平仄声，很着急，问父亲怎么办？父亲却满不在乎地说：“不必急，到时候就自然懂了。”

　　结果后来真的会分辨四声了。有天晚上，父亲在她的窗前问她某几个字是第几声，有的杨绛答对了，父亲很高兴；对于没有答对的，父亲也不批评她。这种无为而治式的谆谆善诱，反而使得女儿的学习学得主动，学得积极。

　　书香门第蕴藉的文化涵养，以及父亲所给的开明教育，不啻一股细细微风，使杨绛慢慢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更重要的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杨绛对中国文化精神天然地有着深刻认同。这种认同，奠定了她一生为人为文的基础，这也是进一步理解杨绛的一把钥匙。

　　有理，要敢说不

　　杨绛的父亲有时也很严肃。那年杨绛16岁，正在振华女中的高中部读书。那时北伐战争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就是拿一条板凳，站上去向街上的行人演讲。杨绛也被推选去参加。但她却担心自己的个头小，一着急就涨红了脸。而且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男子又专爱欺负女孩子。她怕自己一站上板凳，就会被人看猴儿似地拢上来看，不会有什么人正儿八经地听演讲。不过，女学生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可以豁免。许多旧家庭里的大小姐就这样推掉了。她于是周末回家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却一口拒绝，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杨绛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并告诉她，自己从前做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时，有一次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个军阀胜利入京，江苏省的士绅联名登报拥护欢迎。他的下属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了欢迎者的名单，以为名字见了报，他即使不愿意也只好罢了，但他坚持“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的“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女儿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you say No！敢吗？”

　　杨绛第二天到了学校，坚持说：“我不赞成，我不去！”为此还挨了老师狠狠的批评。虽然这并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脸皮薄、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去出丑，但父亲的做法在杨绛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没有遗产给子女，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任《申报》副总编时，杨荫杭曾逐日在《申报》上发表“时评”和“社语”，篇幅很短，一般四五百字，在杨绛整理的《老圃遗文辑》中，收集了杨荫杭1920年到1925年间，在《申报》发表的600多篇文章，都是短小精悍的评论，当时叫“时评”和“常评”。这些评论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这一点，从它们的标题中就可以看出。比如仅仅在1920年，谈论政局的有《今之时局》《湘事与和议》《张作霖与徐树铮》《保定会议》《我之废督观》《南军阀与北军阀》等；谈论财经的有《新银行团与军党》《新银行团与内政》《新银行团与田赋》《新银行团与铁路》《政客与灾民》《所得税》等；谈论移风易俗的有《娶妾之罪恶》《中国人嗜赌之特性》《禁烟之笑谈》《家庭改良之第一步》《早婚与滥婚》等；普及社会常识的有《论宗教》《乡曲主义与大一统主义》《内讧时代之常识》《释法》等；谈论历史借古讽今的有《谈史》《恶言考》《太平新义》《虏获品》《今小学》等。这些杂文随笔不仅字字珠玑、篇篇锦绣，而且那信手拈来的史料功夫和发微探赜的考证本领，实在令人叹服。杨荫杭晚年倾力于《诗骚体韵》一书，可惜书稿未能留下。

　　父亲的刚正不阿、浩然正气，对杨绛的性格养成影响很大。杨绛曾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也一直努力做一个不媚上、不欺下，谨守忠恕之道的正直诚恳的人。”读大学第二年分科时，老师们都认为杨绛有条件学理科，她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说，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她不放心：“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吗？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在父亲的指点下，她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在文理之间选择了自己喜爱的文科。学成后杨绛毕生从事创作和翻译，这也离不开父亲曾经的熏陶，因为父亲对她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

　　杨荫杭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可现成“吃家当”，使他不图上进。所以杨荫杭对杨绛等人明明白白地说过：“我没有遗产给子女，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杨荫杭还教育他的子女要“有志气”，树立大志，杨绛在中学的时候，还听她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据杨绛后来回忆，这两人就是陆定一兄弟)杨荫杭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给孩子的心灵塑造产生很大的影响。

　　抗战时期，钱锺书和杨绛、杨父同住。钱锺书自幼喜读字典，杨父发现后大乐，对女儿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博学的钱锺书常感到缺乏“相谈手”，但与杨荫杭在一起，翁婿之间谈得十分投机。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