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共和革命思想从何而来？百余年来，从宫崎滔天到晚近的众多学者，曾殚思竭虑探讨这一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宏大课题，各人的观点既多元，认受程度也参差，似乎没有哪一种解释能够服众。很少有人留意到，孙中山共和思想的形成，曾受到宋耀如的启发。
“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
宋耀如是孙中山最早也是最坚定的革命同志之一。学界普遍认为他们是1894年在上海初次会面。复旦大学沈渭滨教授，依据1912年孙中山《致李晓生函》，提出1892年孙、宋在香港首次会面的见解。(《孙中山与宋嘉树首次接触考辨》，《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8期)此说极新颖，但尚未得到广泛接受。
宋耀如，是孙中山事业的支持者，也是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的父亲。
笔者对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记》、1911年孙中山《我的回忆》作重新解读，认为他们两人初次会面的时间确是1892年，会面地点则是澳门。
有关孙、宋早年关系的原始文献极少，最重要的始终是孙中山《致李晓生函》。1912年4月17日(一说为16日)，孙中山从武汉抵达上海，给秘书李晓生写了这么一封信：
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今宋君坚留弟住其家以话旧，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42页)
多数学者认为“二十年前”是约数，实际为1894年，也即孙中山北上求见李鸿章而经停上海之时。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孙、宋两人初次会面。孙中山写《致李晓生函》的目的，是通知党内骨干他要从酒店搬到宋耀如家暂住，以便“话旧”，也借此“追思陆皓东之事”。这种行文方式，容易导致误解，以为他们初次会面也是在上海宋宅。
沈渭滨认为“二十年前”是准确数字，会面时间为1892年，地点是香港，宋耀如到香港办事而得以开始接触孙中山。沈文打开了我的思路。
“那一晚我加入了Y o u n gC hinaP arty”
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接受英国《海滨杂志》记者采访，谈话记录于1912年4月以《我的回忆》为题发表。孙中山回忆道：“一八九二年，我得到了一张准许以内外科医生行医的文凭。我多方设法寻找一个可以开业的地点，最后，决定到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去碰碰运气。直到这个时候，还不能说我对政治有过什么特殊的兴趣。但是，正当我在澳门为开业而奋斗，而我的奋斗又由于葡萄牙医生的歧视而四处碰壁的时候，一天晚上，有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商人来访，问我是否听到北京传来的消息，说日本人就要打进来了。我说我只听英国人谈过，并不很清楚。我又说：“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太遗憾了。皇帝应该对人民有点信任才行。‘天命无常。’我的朋友说。‘对’，我表示同意，并且引述一句帝舜的话：‘天听自我民听。’那一晚我加入了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47页)
“天命无常”“天听自我民听”，均源自先秦典籍。前者，在历代注疏中多指向“惟德是辅”甚至“有德者居之”，即统治者的统治权来自天命，而统治权的巩固与否视乎统治者是否“有德”；后者之意，百姓的所闻即上天之所闻，百姓厌弃之，即上天厌弃之。这种天命观，很容易引申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为推翻无道政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省略实质交谈内容后，孙中山写道“那一晚我加入了少年中国党(Y oung C hinaParty)。”YoungChina Party是早期兴中会的英文名称。学界对Young China Party的译法曾有争议。笔者从英文版《伦敦蒙难记》中，找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被遣散的兵勇加入“Y oung C hinaParty”的记载，而此时香港兴中会已经成立，足证“Y oungChina Party”为兴中会早期英文名称。此前按字面翻译成“少年中国党”是不妥当的。
如何解释“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商人来访”？以前我曾误会这个人是陆皓东。后反复斟酌字句，发现若是写陆皓东的话，不用如此累赘，“挚友”两字足矣，陆皓东在12岁回乡时就与孙中山结为好友。只有在介绍首次见面的人物、又需要隐去姓名时，才会如此不嫌辞费。宋耀如的生年有1861年、1865年两种说法，而孙中山生于1866年，符合“岁数和我差不多”这一描述；“商人”，宋耀如于1889年开始做美国圣经公会的销售代理，逐步转型为印刷出版商人；“来访”，指的是远来之客，不是常居澳门的人物。
孙中山《伦敦蒙难记》这样记载：“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为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盖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0页)“投身”，英文原文为“byjoiningit”，意思十分明确，指的是“加入”而非创办。在两份自述中，孙中山都明确指出，他是在澳门才正式投身政治运动。
这次会面，经由两人的共同朋友陆皓东作介。沈渭滨对此作了翔实的研究。陆皓东老家在香山翠亨村，生于上海，12岁时因父丧回乡，1884年回上海入读电报学堂，“宋嘉树执教的慕尔堂主日学校，恰与陆皓东供职的上海电报总局，同在郑家木桥一带。”此外，宋耀如的连襟牛尚周是留美幼童，在美国时与陆皓东已是好友，1881年回国后长期在上海电报总局供职，很可能是陆皓东与宋耀如之间的牵线人。1889年，陆皓东回乡完婚，婚后不久又重返上海，时不时回到省港澳一带活动。
宋耀如对澳门有深刻印象。1881年还在美国的时候，他写信给上海的牧师林乐知，请他帮忙联系海南家人，“他们住在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文昌县，他们有帆船从澳门驶往南海……”(《宋耀如生平档案文献汇编》，第262页)无论是到香港办事还是回海南老家，去澳门都十分便利。实际上，从澳门到海南的固定航线早就存在。
孙中山与宋耀如初谈革命的时间，在1892年9至12月之间。这几个月，孙中山一直在澳门忙着筹备诊所开业、到镜湖医院赠医施药，绝无可能远行，故会面地点几乎可以肯定是在澳门。在“三人屡作终夕谈”过程中，经宋耀如鼓动，孙中山加入了兴中会。
“兴中会之总部，设于上海”
孙中山《伦敦蒙难记》明确指出：“兴中会之总部，设于上海。”这个最原始的记载被学界长期忽视，有个别学者曾作解释，认为孙中山是借此迷惑清廷。笔者曾考证孙中山与郑观应的关系，认为这句话应按字面去理解。兴中会最初是个改良性质的团体，创始人包括了郑观应、宋耀如等人，这两人都长居上海，把总部设在上海再正常不过(陈晓平《郑观应创立了兴中会》，《南方周末》2014年1月24日)1895年春，郑观应因上呈《盛世危言》得到光绪帝赞赏而退出，兴中会在孙中山、宋耀如手里转型为革命团体。
笔者查到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员及收入会银义捐时日进支表》，这份账单记载：“共进银一千三百八十八元。支孙逸仙汇单通用银二千元(五二算)，支孙逸仙自带一百元，支附电信回上海电资二十元〇八毛。”(《革命文献》第64辑第207页)据学者陈明远研究，清末一标准银元合2009年人民币200元。孙中山往上海打电报花了20 .8美元，按当时汇率1：0 .52折算成标准银元为40元。檀香山兴中会花费巨资打电报到上海，乃是向总部汇报。
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又说：“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0页)宋耀如上海来信，与上述支付“上海电资”相呼应。孙中山本已准备动身前往美洲，这封信改变了他的行程，显示宋耀如在早期兴中会的地位十分重要。
1918年6月，孙中山因广州护法失败回到上海，闭门著述。他写成《有志竟成》一文，对《伦敦蒙难记》第一章所述革命缘起作出修正，指出“……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孙中山全集》第六册第228页)
孙中山1896年、1911年两次肯定的史实，到了1918年6月后加以修正，很简单的道理是，宋耀如在1918年5月3日逝世，对这段兴中会早期历史，党内只剩下孙中山一个知情人了。当护法失败而又筹思东山再起之时，孙中山如此行文，或许有他自己的考量。
宋耀如革命思想从何而来？
中国早期出国留学的容闳、何启、伍廷芳等人，回国以后走的都是渐进改良的道路，容闳、伍廷芳甚至入朝为官，谋求“体制内改革”。宋耀如是个突出的例外，回国不久就走上推翻清廷之路，而且付诸于行动。由于他没有留下自传性文字，早期文件书信销毁殆尽，今天我们只能从一些蛛丝马迹去推测其投身革命的缘由。
投身革命要冒杀家灭族的极大风险，形成革命思想必须有真切的成因，而家族背景可能影响最大。
1886年夏宋耀如回乡，在10月份写给美国朋友索斯盖特的英文信中写道：“海南本地人和帝国军队之间发生了小型战争”(There is a little warbetw een the native of H ainanand im perialtroops)(《孙中山与宋庆龄文献研究 第二辑》第289页)这一年在海南发生了大规模的客、黎起义，8月份两广总督张之洞命冯子材率兵6000多人加以镇压。宋耀如的语气是中立的，然而正是从这种中立中，恰恰能看到他的倾向性。清廷要求臣民完全效忠，换作其他中国人来写这场激战，必然写成官军“剿匪”，在两者之间保持中立就是对朝廷的不忠。宋耀如的“中立”，正是他同情海南客、黎起义的表现。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曾阐述宋耀如家族的三合会背景：“孙逸仙在年少时参加的秘密社团──三合会──正巧就是宋查理家在海南岛积极参加其活动的同一个华南会党组织，是潮州兄弟会的分支组织。”(《宋家王朝(全译本)》第68页)宋耀如家乡文昌县与发生战斗的地方尚有距离，但作为天地会成员，他们家族自然会站在起义军的立场来看待这场战争。受家庭影响，宋耀如很可能在此时或稍后加入了天地会。
宋耀如的特出之处，在于参照美国政治制度，改造了天地会的学说，反清而不复明，这一点跟兴中会另一派领袖谢缵泰完全不同。
孙中山在夏威夷求学时，夏威夷仍是一个王国，香港则处于英王治下，从这些土壤中要产生“无君无父”的共和思想并不容易。宋耀如在美国受教育，对美国政体有长期的亲身体验，比较容易接受在革命成功后，建立一个共和制度。他形成这种全新的革命思想，应该比孙中山要早。将孙中山早期的两份自述联系起来，我们能大约窥见宋耀如对孙中山发生影响的痕迹。承认孙中山曾受到宋耀如启发，不会动摇其革命先行者地位；而宋耀如对近代中国的贡献，或许由此而得以彰显。
◎陈晓平，文史学者，现居广州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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