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南方都市报组织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专题文章。各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撰写了文章，笔者将评价视角转向国外，向读者朋友介绍一下著名的美国传教士、远东问题专家阿瑟·布朗博士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中的丰功伟绩的。

《中国革命》英文版封面。

《中国革命》内页的孙中山像。

　　阿瑟·布朗与《中国革命》

　　阿瑟·贾德森·布朗(ArthurJudson Brown)，1856年12月3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霍利斯顿。他是传教士，也是一位得享天年的老寿星———1963年1月11日逝世于纽约，享年107岁。布朗博士一生著作等身，且写作时间跨度罕有其匹。他在1902年出版了《中国传教运动的调查报告》一书，最后一本著作是1957年出版的《一个世纪的回忆》。

　　他在美国、亚洲和世界传教史上居于重要地位，是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传教运动的领袖之一，其足迹遍布北美、欧洲和亚洲。他1883年成为美国长老会牧师，1883年到1895年在美国担任长老会牧师，并成为美国长老会的发言人。他于1931年建立美国儿童救助基金会，并担任首任主席。

　　布朗博士将大量精力奉献给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他在1901年来到远东地区进行传教运动。作为美国长老会远东地区总负责人，他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包括俄国)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布朗博士与中国渊源很深，他从1914年到1937年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董事、1937年之后一直是协和医学院的顾问。他直接关于中国的重要著作有《中国传教运动的调查报告》(1902)、《旧中国的新生力量》(1904)、《中国革命》(1912)。他在中国接触到很多中国政要，其中包括袁世凯和孙中山。他在中国的调查和经历，被他写成了17本日记。

　　他还有数部关于远东地区的著作将中国作为重要的叙述对象。他对于日本、俄国、泰国、朝鲜、菲律宾都有专著问世。布朗是耶鲁大学博士，对于各个国家的考察，包括中国，都有固定的套路——— 利用大量的数据分述各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并对这个国家的领袖进行专门介绍。其写作风格平实客观，数据充分。所以他的著作是了解20世纪上半叶亚洲各国社会状况的重要参考资料。

　　布朗博士的《中国革命》(The Chinese R evolution)出版于1912年3月，是西方人士最早介绍中国辛亥革命的著作。遵照他一贯的写作套路，他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教育、宗教、社会运动等诸方面进行了数据充分的考察，以此阐释了辛亥革命发生的方方面面原因。他在书中特别开辟一章，对于辛亥革命的两个关键人物袁世凯和孙中山进行专门介绍。他出色的文笔描摹了一个不同于我们想象的晚清，真实地再现了辛亥革命期间，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斗争与妥协的珍贵细节。他书中概括的大量数据，在国内辛亥革命研究著述中前所未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布朗博士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他在书中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105年前的中国需要面对的问题，有些也是当下中国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变革不可避免

　　布朗博士对于中国有着深刻的了解，他的《中国革命》，是建立在他1904年出版的《旧中国的新生力量》的基础之上的。《旧中国的新生力量》是考察中国方方面面社会状况的一部巨著。《中国革命》延续了《旧中国的新生力量》的叙述方式。在短短9年之间，布朗博士对于中国的认识又有了巨大的提升。

　　他解析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之时，开篇即指出，中国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他用一个章节的篇幅阐释了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以及政治格局的演进。内容涵盖改良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清末新政、立宪运动、皇族内阁建立、辛亥革命。他对于重要历史节点的把握，连缀起来即可视为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之间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脉络。

　　他在阐释辛亥革命发生的大的历史背景之时，时常有精辟论断。他认为，中国的辛亥革命是保守势力与改革势力、种族偏见与四海一家的思想之间不可抑制的冲突，并指出了中国辛亥革命的世界性影响———将对当时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造成危机。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中国各个阶层共同顺应变革的产物，只是各个阶层顺应变革的态度积极主动程度不一样而已，其中也包括满清皇族。在布朗博士看来，满清政府顺应变革的态度比较保守，且反应迟缓。布朗博士对于五大臣出洋考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对于清朝政府实施清末新政的诚意深表怀疑。博士指出，清政府只是通过赞成改革的姿态来安抚改革派，削弱反对的声音，对于新政的大部分改革措施，清政府的主政者从来没想过要真正实行，只是在一些地方做了让步，如缓解满汉矛盾方面。所以清政府时刻坐在火山口上，中国反对力量的怒火随时可能爆发。

　　从光绪和慈禧的相继去世开始，博士浓墨重彩地介绍辛亥革命发生的经过。光绪和慈禧去世加剧了国家的动荡，政治才能和胸襟不够的载沣摄政导致慈禧临终前孤注一掷的赌博血本无归。

　　载沣不具备转型时期的中国所需要的那种卓越领导人的特质，而新寡的皇后成为新任皇太后之后，又变成了载沣的拆台者。载沣上任后忙着抓权，无视日益激化的满汉矛盾，反而将权力更加集中到满清皇族手中。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罢黜了汉族官僚的领袖、首席军机大臣袁世凯，这让很多心怀希望的汉人心灰意冷。恰在此事，大清王朝的另一根支柱———老牌汉族政治家张之洞去世，他的去世引起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地方督抚与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离心力加强。

　　清朝政府对待汉族领袖态度强硬，对于立宪运动也是玩弄花招。清政府对于立宪运动的敷衍和傲慢，对于速开国会的缓慢回应，更是加深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加深了社会精英与落后政府的矛盾。皇族内阁的出现以及保路运动的发生，中国社会的怒火被彻底点燃，腐朽的满清勋贵已经没有人再相信。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一系列的起义爆发，摄政王的罪己诏已无法平息民愤，虽然他给出了很多承诺。

　　无与伦比的道德力量

　　对于促使中国的辛亥革命迅速成功的重要人物，布朗博士对于袁世凯和孙中山盛赞有加。由于孙中山是基督徒，所以布朗博士对他有天生的好感。开始介绍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之时，他如此写道：“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变故中发挥的作用也值得高度赞扬。”

　　布朗博士对中山先生的革命经历非常赞赏。孙中山早年便投身革命，在一次夺取广州的起义计划泄露后，他被迫离开祖国，流亡海外多年，此间他一直是清廷悬赏的对象。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投身革命宣传事业，足迹遍布除中国以外的亚洲、欧洲和美洲各大港口的华裔聚居地，并与国内的革命派领导人频繁通信。他不屈不挠地四处奔走，抱着坚定的爱国信念，努力推进这项他为之献身的事业。清政府为逮捕他绞尽脑汁，他曾被清政府驻伦敦使馆诱骗，沦为阶下囚，然而，在接到驱逐令之前，他凭借英国法律重获自由。对于他在伦敦的获释，布朗博士评价道：“他的这段经历广为人知，但其从容脱身的奥妙却耐人寻味，中山先生是那样富于人格魅力。”

　　布朗博士对于中山先生的革命动员能力也非常称道：“他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官衔的、原本籍籍无名的人，一个被帝制政府视为罪犯而追捕不断的人，一个具有高额赏格惹来暗杀者垂涎不菲报酬的人，似乎有法术护身，其所到之处必能获得同胞的保护和慷慨解囊，也必能说服精明的外国资本家为其革命理想提供巨额贷款。他经常造访旧金山与纽约，与财雄势大的中国商人和外国金融家们侃侃而谈，向人山人海的中国听众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

　　中国的大革命爆发后，离乡15年的孙中山迅速被革命派奉为国家领导人，在祖国的召唤下，他很快回到中国。1911年12月29日，他接受了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一职。

　　作为一个西方人士，对于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布朗博士提出了一些质疑。这一选举结果代表了真正的民意吗？抑或是一个行事马虎的议会仓促间作出的决定？中国当前的局势需要一个能兼具奥利弗·克伦威尔和乔治·华盛顿双重能力的领袖，尽管孙中山先生获得了与其价值相称的所有认同，但他有足够的魄力和能力当此大任吗？另一个重要人物袁世凯，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他会让位给这个46岁仍然相对默默无闻的人吗？孙中山很快便让中国国民和外国友人打消了这些疑虑，他公开宣称自己只是一个临时大总统，他暂时担任此职只是为了号召国民团结一致、投身革命，一旦一个稳固的共和政府得以建立，尤其是袁世凯能够出面担任大总统，他便准备退位让贤。

　　布朗博士对此也表示了疑虑：“这听起来似乎不错；但似乎不合常理———一个在外国流亡多年、饱尝辛酸的伟人，在初尝权力与地位甘甜之初，便答应交出最高权力，履行承诺，似乎有悖于一般人的处世之道。”

　　然而中山先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满族皇帝宣布退位后，相信袁世凯有忠于共和之心的孙中山便发表了一篇谦逊庄严的辞职演说。布朗博士盛赞他的辞职演说“堪称人类有史以来爱国者表达心声的经典范文”。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参议会在接受孙中山的辞职、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之时，给予了孙中山先生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中山先生志虑忠纯、牺牲自我堪称人类楷模”。

　　在介绍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之后，布朗博士给予了孙中山先生极高的评价：“孙中山先生流亡国外15载，始终关心着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于千里之外运筹帷幄，说服万民时口若悬河字字珠玑，面对强敌时坚毅果敢毫不动摇，他伟大的人格力量感召了教化了他的亿万同胞。在其历经磨难回归祖国之日，却能够视名利如粪土主动让贤，此种胸襟深深慑服了许多野心勃勃的革命派领袖。革命派领袖们叹服于中山先生的领袖风范、高超智慧和宽厚人格，以及他毫不利己的动机背后释放出的无与伦比的道德力量———像孙先生这样集多种崇高美德于一身的伟人世间罕有。”

　　布朗博士认为，正是因为中国有着很多像孙先生这样道德崇高的人，国家才充满希望，充满希望的中国理应获得全世界的尊重。

　　结语

　　在书的最后一章中，布朗博士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并预言革命之后的中国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在欧美，文艺复兴的发生、宗教改革的到来、立宪政府的兴起、科学知识的发展、省力机械的采用，是在几个世纪中才循序渐进地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而这一切，在中国，几乎是在同时发生的。中国人一跃而成为共和制政府治下的公民，中国转型的幅度之大，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社会运动无法比拟的。”

　　他坚信独立个体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刚毅、勤勉和自立的人。他可以独立地克服一切困难，取得常人所不能取得的成功。现代化的烈火正将中国人锻造成一个统一的民族。现代化到来之时，中国将成长为世界强国。

　　◎范国平，南京师范大学抗战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革命》中译本将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