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家贫，孙中山先生直到10岁那年，才有了入读村塾的机会。3年后，他随大哥孙眉前往檀香山。4年间，先后入读意奥兰尼学校、商业贸易学校和奥鸦湖学院，这些学校都由教会开办，自然百分之百英语授课。从檀香山回国后，他先后就读的香港拔萃书室、中央书院，乃至后来的广州的博济医院医校、香港西医书院，也无一不以英语授课，因此，可能有人以为，孙中山对国学的认识，主要从翠亨村中的村塾得来，大概不会精深到哪里去。

当年刊载的孙中山《吊刘道一》一诗，与目前流传的版本，字句微有不同。

　　孙中山的国学功底

　　事实并非这样。出于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孙中山到檀香山后不久，即已认识一位名为杜南山的顺德籍老夫子。杜南山是美国驻华领事馆从中国请到檀香山教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学习粤语的老师，孙中山在他那里继续学习中文。孙中山从檀香山回香港、广州后，先后跟随区凤墀、陈仲尧深造。区凤墀是华人血统的香港牧师，曾在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汉语，国学造诣之深可想而知。在西医书院读书时期，孙中山甚至买来整套《二十四史》，以致床头多了一个装满线装书院的大木箱。有同学不相信他曾认真读，随手从书箱抽出一本，翻开就考，不料孙中山果真对答如流，这位同学这才不得不表示钦佩。

　　根据本人的特殊情况，孙中山还琢磨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从古籍的英译本入手。

　　为什么不读原文，反而先读经文的英译本呢？多年后，孙中山对邵元冲解释说：我在香港读书时，有意对国学多加研习，但却找不到合适的本子。直至见到学校图书馆里的华英文合璧四书，不禁越读越喜欢，于是反复精读，并对照中文原本，从中理解中国儒教经典中所蕴含的哲理。英译本的一大好处，就是对文章涵义的解析清楚明白，不像原来历代注家所写的注疏那么繁琐晦涩，众说纷纭，因而更加容易领悟其真谛。

　　孙中山的诗

　　孙中山留下的诗词，数量虽然不多，却多是闪烁着真知灼见、文采斐然的佳作。

　　人们常说，革命家是天生的诗人。他们有着宽广的襟怀、恢宏的抱负、渊博的学识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炽热情怀。坎坷曲折的遭遇，大智大勇的壮举，本身就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因而他们写于戎马倥偬之际的诗词，必然是惊世骇俗的上品。

　　孙中山就是这样的杰出诗人。出于自谦，也许还有点怕别人误以为他在事业和诗之间“轻重倒置”，在公开场合下，他从不承认自己是诗人。1897年，他就曾对日本友人宫畸寅藏说过：“弟不能为诗，盖无风流天性也。”

　　孙中山不承认自己是诗人，但是，无论哪位评论家，谁也不能不承认孙中山诗艺的超卓。毕生致力革命的孙中山，尽管自认为写诗只是末事，然而，只要心有所动，一出手便见不凡。

　　《挽刘道一》(又名《吊刘道一》)是孙中山诗中最著名的一首。全诗如下：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1906年，刘道一从日本回国，到家乡湖南从事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年底，醴萍浏武装起义爆发，刘道一负责联络同盟会东京总部。次年1月被捕，就义于长沙，年仅22岁。作为同盟会成立后在武装起义中牺牲的第一位会员，刘道一受到同盟会总部的隆重追悼，孙中山、黄兴悲痛难抑，竞赋挽诗。孙中山的这首诗写于1907年2月3日，情真意挚，气魄恢宏，确为彪炳史册之作。

　　孙中山的另一首广泛流传的诗，是1899年秋写的《咏志》。诗云：

　　万象阴霾扫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

　　关于这首诗，有个说法：据说当时的革命党人，在与同情、支持革命的帮会打交道时，都以此诗为联络语，所以又称革命歌、起义歌。此诗浅显易懂，极具鼓动性，虽然“红羊”一词用了典故，但当时的人大都能够理解。

　　关于“红羊”的出处，这里补作解释：据说，南宋理宗时，有一位名叫柴望的算命先生上书提请朝廷注意，每逢丙午、丁未年，国家必有祸患。这是因为，天干中的“丙”“丁”和地支中的“午”在阴阳五行里都属火，为红色，而“未”这个地支在生肖上是羊，从此，每六十年出现一次的“丙午丁未之厄”就称为“红羊劫”。孙中山写这首诗，其实是在鼓励同志们：努力吧，现在是发动起义、推翻清廷的好时机了。

　　曾有专家对《咏志》是否为孙中山所作表示怀疑，理由是，诗的用语不像革命党人口吻，风格也与孙中山的其他诗作有异。其实，出于革命需要，采取特殊写法，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早在香港就读西医书院期间，孙中山即与翠亨村附近的民间帮会密切接触，他所策动的1895年广州重阳节首义，帮会组织就是起义军的主力之一。广州 起 义 失 败后，孙中山在美洲华侨中进行宣传发动、募集革命经费，为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甚至加入了当地的“洪门”。以他对帮会了解之深，他很懂得该用什么词语最能打动会众，为此，避免文诌诌的书生腔是十分必要的。多位辛亥元老在回忆录中都有同样记载，均为孙中山创作该诗提供了佐证。

　　实际上，“红羊”也可以理解为太平天国的两位主要领袖“洪(秀全)”和“杨(秀清)”。革命行动一经发动，对封建皇朝说来，当然就是“劫”。孙中山少年时代常在翠亨村的大榕树下听太平天国老兵讲述当年的起义故事，对洪秀全十分崇敬，自称“洪秀全第二”。这就是他创作此诗的思想基础。

　　《咏志》一诗的存在，恰可证明：孙中山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早运用通俗文学鼓吹革命的革命党人。

　　1907年12月镇南关(今改名友谊关)起义时，孙中山曾亲临战场。其间，他在马背上吟成七绝一首：

　　咸来意气不论功，魂梦忽惊征马中。漠漠东南云万叠，铁鞭叱咤厉天风。

　　即使在睡梦中，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革命。梦境中，革命队伍从祖国的东南沿海出发，长风万里直卷北方，颇有昔日岳飞“直捣黄龙”的抱负和气概。

　　孙中山的词也很有特色，《虞美人·为谢逸桥诗钞题词》就是一例。词云：

　　吉光片羽珍同璧，潇洒追秦七。好诗读到谢先生，另有一番天籁任纵横。五陵待客赊豪兴，挥金为革命。凭君纽带作桥梁，输送侨胞热血慨而慷。

　　这首词的背后有个故事：1918年5月20日，因不满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数日后，他从汕头坐小火轮前往梅县，住在松口铜琶村谢逸桥(1874-1926，华侨巨商，同盟会员)兄弟新建的“爱春楼”里，读过谢逸桥奉上的诗钞后，他即席题写了这首《虞美人》，称赞谢逸桥的诗比得上北宋词人秦少游，更感谢他甘作“纽带”、“桥梁”，为革命送来侨胞的无私支持。联想孙中山一再强调的“华侨是革命之母”，可知此词确是有感而发，决非泛泛。

　　孙中山的联

　　孙中山的楹联创作，始于他就读翠亨村塾的少年时代。

　　某日，程君海老师给学生出了个“虎豹诚能格”的上联，要求学生对下联，不少学生交了白卷。孙中山想了片刻，忽然心中一亮，抬起头来，高声朗吟道：“龙蛇未可知！”

　　程君海连声赞叹：“虎豹诚能格；龙蛇未可知！对仗工稳，气象恢宏，简直是天造地设的绝对！”

　　多年后，当孙中山负责设计、监建的翠亨孙宅(即现在的孙中山故居)落成时，程君海又给当年的得意门生出了个题目：“孙文，读了这么些年洋书后，现在还能对对子吗？何不动笔为新落成的楼房题写一联！”

　　孙中山遵命走到书桌前，以笔蘸墨，大书一联：一椽得所；五桂安居。

　　此联其后镌刻在木匾上，至今还悬挂在孙中山故居门前。全联从平实处落墨，气势不逊唐代诗人杜甫的名作“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咏岳阳楼》)。很可能，孙中山下

　　笔时，眼前浮现的，正是波澜壮阔的珠江口金星门外“二龙争珠”的瑰丽奇景。

　　孙中山楹联作品中，最常为人提及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此联立意深刻，对仗工整，其实是革命同志从他临终前签署的《遗嘱》中集句而成。虽非有意为之，却充分表述了孙中山的遗志，真可谓力能扛鼎。

　　同样著名的，还有孙中山的赠黄兴联。该联写于二次革命失败，二人亡命日本时。当时，黄兴对孙中山重组国民党的主张不大理解，不愿参加重组的中华革命党，翌年还离开日本赴美休养。送行时，孙中山赠送一副集句联劝喻他：“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意思是，虽然此刻意见分歧，彼此还是同志，终有并肩作战的机会的。到那时，我还是要倚仗你的帮助与支持啊！革命者的宽广胸怀令人钦佩。

　　果然，到1916年4月，当孙中山再度提出邀请，黄兴立刻从美国折返日本，与孙中山合作讨伐袁世凯。可见孙中山的赠联发挥了作用，两位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再次携手合作了。

　　1923年黄埔军校成立前夕，孙中山还写了《赠邓演达联》：“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

　　邓演达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之一。1924年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时，曾任命他为教育长；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再任命他为总政治部主任。孙中山此联，其实不仅是对他，而且也是对所有革命同志、尤其是黄埔军校师生的勉励。

　　孙中山的诗歌观

　　关于诗，孙中山有他的独特见解。

　　1918年，孙中山曾在广州与胡汉民、朱执信论诗。孙中山说：

　　中国诗之美，逾越各国，如三百篇以逮唐宋名家，有一韵数句，可演为彼方数千百言而不尽者。或以格律为束缚，不知能者以是益见工巧。至于涂饰无意味，自非好诗。然如“床前明月光”之绝唱，谓妙手偶得则可，惟决非寻常人能道也。今倡为至粗率浅俚之诗，不复求二千余年吾国之粹美，或者人人能诗，而中国已无诗矣。

　　从这段谈话可知，孙中山的诗歌观要点如下：

　　一，重立意。若诗中无主脑，“涂饰无意味，自非好诗”。

　　二，贵简约。对外国诗动辄千言，他是不以为然的。

　　三，严格律。孙中山不赞成把格律视同束缚。他认为：因为有格律规范，迫使诗人下苦功，诗才会写得“工巧”。

　　孙中山对“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那样的天籁之作，虽然十分欣赏，却认为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到的。所以，如无李白之才，想学诗还是老老实实从熟习格律入手为是。

　　孙中山这些观点，虽然只是他在茶余饭后在朋友中间所作的议论，其后由胡汉民记载下来，未必就是孙中山那次谈话所说的全部，未必能够反映孙中山在诗歌理论方面的完整见解。但只就这段短短的摘录，已为热爱中国传统诗词者提供了一把入门的金钥匙，即使对用白话撰写的“新诗”，同样具有非凡的启迪意义。

　　结语

　　从孙中山的诗论和诗词、楹联的创作实践，可以发现：孙中山对中国诗歌艺术的繁荣是寄予厚望的。他对传统诗词推崇备至，而且确实领悟到中国诗词的优势所在，“求得二千余年吾国之粹美”，便是他个人的追求，以及寄望于后来者的理想境界。

　　总而言之，孙中山的诗歌观，大体上并未逾越传统诗教的范畴。至少，他还没有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里，诗歌是可以在内容和形式上作出更大胆的突破，以增强诗歌的张力和感染力的。孙中山的诗歌观形成于20世纪初，因而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五四”以后新诗(即白话诗)的出现与崛起，从而领悟到，西方诗歌也有可借鉴之处。

　　尽管如此，重温他的诗论，对今天的诗人而言，至少可以增强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在诗艺创新的实践中不忘记传统，不妄自菲薄，不去盲目模仿。

　　◎刘居上，学者，现居中山市。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