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思想文本。孙中山在世时即不断构建，随形势、场合不同而多有不同。孙中山去世之后，各派人物、各政治势力更进行了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诠释，程度不同的各类“曲解”多有之。

　　即使在今天，对孙中山思想的考察也应该是动态的，要充分注意诠释者及诠释背景。本文以国民党党史会首任主任委员邵元冲(1890-1936)对孙中山思想的诠释为考察对象，希望可以从邵元冲的“曲解”中发现问题的某些方面。

 邵元冲著《孙文主义总论》封面。

邵元冲。

　　邵元冲，字翼如，是孙中山的老部下，也是国民党要人。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并出任陆海军大元帅，邵元冲被任命为大元帅府机要秘书，并代行秘书长职务。1924年，他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1924年11月，他随孙中山北上，任孙中山机要主任秘书。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为遗嘱见证人之一。11月，他与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西山会议”，公开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邵元冲著有《孙文主义总论》(1926)等书，对孙中山的思想有许多阐释、发挥“曲解”。

　　一　中山思想的民族文化渊源臆说

　　孙中山去世后，关于他的思想渊源的归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为西学说；一为中国传统文化说，其代表者为戴季陶，邵元冲也是其一。

　　在《孙文主义总论》中，邵氏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对孙中山的思想渊源加以解说：

　　首先，孙中山思想的缘起是因为他“认为非唤起中国民族独立的国民性，恢复中国固有的文化，就不能促起民众的奋斗，以脱离世界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而恢复中国的独立自主”，而“这样的民族思想，实在是我们祖先遗传下来就是如此的”，由此也就道出了民族思想的民族文化渊源。

　　其次，孙中山“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思想的根源”就是“礼运大同之说”。“中国古时先知先觉者的理想的新社会”的理想，“都是总理所采纳的”。

　　再次，他讲学习中山思想的三条路径是“求知，博爱和天下为公”。“求知”就是要知道“知难行易”，“博爱”就是要为爱人而奋斗、为爱民族文化而努力、为爱民族而革命，“天下为公”就是要“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文明，融和西方的物质文明，创造中国之新文化”，实现世界各民族平等，达到大同。他更认为中山思想的目的是“以中华新民族的文化，来改造世界资本主义的文化”、“以中国的王道变更白种人的霸道”，其对民族文化的强调就更显而易见了。

　　正因为有民族文化的渊源观，所以尽管他表面上征引孙中山自述思想渊源之语，却并没有给“欧洲之学说事迹”一个应有的地位。在他的笔下，欧洲的社会主义、卢梭的民权学说、乔治·亨利的土地税制主张、法国革命时代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等等只是“给总理以极深的印象，对于总理的思想和政策上增加了不少的帮助”罢了。

　　从邵元冲的知识结构中，我们可以读出这种民族文化渊源观的背景之一。翻检邵氏的日记，阅读国学范围内的著作的记载俯拾皆是，他还从这些著作中汲取治国经验。如他曾据《唐书·食货志》的租庸调法内容认为“孙先生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所谓人民义务之劳力者，实据于此”。在孙、邵往来中，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向他咨询“神农氏‘日中为市’出于何书”、中国制造舟车与发明火药之起源、郑和遍历南洋故实及当时海舶之构造等事。可见邵氏的国学修养是为孙中山所信服的，而孙的国学基础却薄弱了些。邵氏在《总理学记》中细致地记下这些，其本意是要推崇孙中山对中国传统的了解，却无意中为我们透露了相反的信息。

　　邵元冲提倡中山思想民族文化渊源说的背景和原因还不只这么简单。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迹象日益明显，戴季陶、邵元冲等人都在寻找一种能够统一国民党力量的思想。1925年到1926年的《邵元冲日记》中，充斥着商讨“此后进行方针”“此后党务进行办法”“党务改进事宜”之类的记载。这种思想就是孙中山思想———“希望全体同志，尤其是中国新生命的青年，要切实觉悟一番，做真正的孙文主义信徒。然后党的基础，才可以巩固，党员的思想行为，才可以统一，而救国的事业也才有效果”(邵元冲《戴季陶同志著〈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书后》)。论述一种学说是否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息息相关，从民族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说明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强调一个政党所秉承的指导思想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兴衰同运，其实也就是在论述该政党在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乃至唯一合法性。于是，孙中山思想的民族文化渊源论的另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是当时国民党内的排共主张。

　　在这一点上，邵元冲将自己的立场暴露得很清楚。他认为一个政党团体若要使自己团体的精神发展超过其他团体，就要使“自己的团体和别的团体在理想和目的上有很明显的区别”——— 即“主义”的区别。即使是两个联合着的团体，也一定要注意保持理想和目的的“斗争”。在他看来，共产党就很注意这一点，国民党也要做这样的努力。

　　根源于中国文化体系的领袖思想无疑是区别于西学范畴内的共产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好选择，这也就是《孙文主义总论》中强调“孙文主义”与后两者区别的用意所在。但只有区别还不能完全达到目的，还必须证明中山思想之合于中国。于是，他进一步反对“西化”，说：“今天的中国人，大家是一种自信力都没有了。‘中国的’三个字成了最恶劣、最丑陋、最腐败的形容词。‘外国的’三个字便是代表一切真善美。尤其受了一点科学教育的人如此。”他污蔑向往革命的青年人是“害梦想一跃而实现共产的懵懂病”。而祛病的药方就是让他们“时时都晓得注意时和地的关系，认识中国真正的需要是什么”。那么，渊源于中国文化而又贯通中西的、体现中国“时和地”的需要的中山思想无疑正是治疗“共产的懵懂病”的良药了。

　　正是由于这样的个人取向和党派斗争形势的背景，邵元冲才沉湎于他的“民族文化渊源论”中。这与“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的一面相合，却轻置了“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的一面。孙中山曾经说过：“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这在邵氏的“曲解”中就更付诸阙如了。

　　二　三民主义的民族至上论的重弹

　　反清革命时期，孙中山将民族主义悬于诸主张之上，这从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次序可以看出。二十年代，他对民族主义仍然极为重视，如在《三民主义》中说：“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但他认为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已与从前不同，遂将民生主义提升到首位。所以在《三民主义》中强调：“要把历史上的政治、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方法。”

　　1925年时，邵元冲也是位“民生中心”论者，他还称赞戴季陶将孙中山的基本思想“命名‘为民生哲学’尤其适当”。但“九·一八”后，“民族至上”成了他言论的重点。“民族建设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是求民族的生存，一种就是求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但是民族建设的基本条件，一定先要民族能够生存，如果民族对于生存的基础没有建立起来，所谓进步和发展，当然更是谈不到了。”(邵元冲《民族建设与交通建设》)“我们现在唯一的急务，就是各个人要增加为民族争生存奋斗的力量，求民族的出路。民族生存的条件能够做到，才可讲到民权的普遍、民生的圆满。”(邵元冲《党务工作之推进与有效的努力》)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的形势之下，做这样的号召，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但细究邵氏的论述，我们还能看到这种“民族至上论”的其他背景和用意。

　　为了民族的生存，邵元冲认为在“国难期间”一定要实现全国团结统一的奋斗。那么，实现统一奋斗的力量是什么呢？统一“全恃一种推动的力量，这种推动力量，在这几十年中间，就是由本党(指国民党——— 引者注)担负起来”。在邵元冲看来，国民党是领导力量。所以，民族至上论的另一面实是在强调国民党在政治、思想各方面的领导地位。而这个要义又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

　　其一，邵氏的民族至上论特别强调国民党内的团结，强调领袖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孙中山领导反清革命过程中的失败“正是由于内部的分化，精神意旨之不能团结”，他论述“民族兴盛的历史因果”就在于“为领袖的如何努力，为民前锋”，而“一般民众又如何尊重领袖的意志，认识国家的责任，大家齐心一致，各尽所能，以求民族生存的出路”。

　　他还反复夸大“先知先觉”者对于历史的领导作用。由此出发，以“民族至上”为据，对与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中央相左的国民党内外的“宪政”要求予以驳斥：“民族生存的条件能够做到，才可讲到民权的普遍，民生的圆满。现在有些人希望早些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以为这样就可以保障人民的权利，提高国家的地位，一切内忧外侮都可以解决了；殊不知国际变化没有告一段落，民族生存没有办法，什么制度都没有用的。而且深信中国如在国际大变化中得不到民族生存的基础，不用说宪政谈不到，长期训政不可能，还非回复到军政不可。”(邵元冲《党务工作之推进与有效的努力》)可见他当时对蒋介石统治政策的维护和对“宪政”主张的不满。

　　其二，他认为领导民族斗争的只能是国民党，而不能是其他组织力量，这也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注脚，暗含的是对“剿共”政策合理性的论证。1935年12月19日，他“闻巴黎之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谓以抗日为中心政策，凡能参加抗日者，皆愿与之携手”，立刻紧张起来，“其口号，极易动听，此后隐患，将何所届耶？”(《邵元冲日记》，第1346-1347页)

　　在邵元冲的宏论中，民族生存和当时“一党训政”的独裁统治的若干层面就这样统一于“民族至上论”。在旧调重弹中，传出了其人、其时的新音。

　　在中国历史上的诠释现象中，“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历来是难解难分的两种境界。当注者本身有意发挥时，其情形就愈加扑朔。更何况邵元冲诠释孙中山思想时，中山思想已经逐渐成为各派势力及其理论合法性的护符。

　　作为国民党党史会的第一任主任委员，从邵元冲的“善解”与“曲解”中传达出来的有他自己的声音，有西山会议派的声音，有蒋介石政权的声音，也就不足为奇。在中山思想的诠释史上，即使有林一厂那样，“节录出最精要的说话，未改一字一句，也不添一字一句，依着原来讲授次序缀编”(《林一厂集》(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29页)，也并不能完全保证“原汁原味”。1946年，崔书琴就宣称“以往有许多误解完全是由于断章取义，随便以中山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代表他对某一问题所抱的主张”。崔氏所言也提示我们，政治家孙中山的思想本身或许就是一部多有变奏的组合曲，这给后来的注者留下了不小的诠释空间，也将他们的诠释置于一个若是若非的场域之中，以致于他们的注释似乎都在“善解”与“曲解”之间。

　　◎孙明，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