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抵达广州，任陆海军大元帅，第三次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军政府(实际是孙系广东省政府)占地仅是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县市，北江有沈鸿英，东江潮梅由陈炯明部占领，广东南路及海南名义上拥陈。广州一带的财源被滇桂客军控制。为图存，孙中山以征讨陈系粤军为急务，多次亲自东征，但毫无进展。其后，孙中山与旧交通系和解，由叶恭绰、郑洪年任大本营财政总副长。在艰难竭蹶之中，根本无法进行国民党宣传及改组工作。刚从莫斯科来到广东的马林，曾在6月3日、19日两次到孙中山处交谈，意图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均不得要领。这时，孙中山想到李大钊。李氏《狱中自述》称，“翌年(按指1923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商议外交政策。”李大钊在加入国民党后，对国民党颇具信心。5月27日，他在日文《北京周报》刊文《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内谓：“我看到的就是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除了使它更大更有力以外，一点其他道路都没有。现在的国民党还没有什么实力，然而这个团体有容纳我们想法的拥抱力，而且孙文氏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加之我们对它的不适当之处的改良，从而使该党形成更加有力的团体。”孙中山知道所有俄国人到中国来，都是先到北京，而且一般都经由李大钊接待，而所谓“外交问题”，也就是联俄问题。李为人忠厚，孙若有所咨询，李当会知无不言，以助完成国民党的改组。

　　李大钊来到广州，先是在中旬参加了关于中共三大的预备会；12月20日，又出席中共“三大”。“三大”主要是解决参加国民党的问题，采取在国民党内实现国共全面合作的政策。“三大”会上，陈独秀还提出党团问题的提案，他主张“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内工作者都应组织党团，以保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一致的主张和发挥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影响。”“这个提案没有经过讨论也就一致通过了，但后来它却成为国共纠纷的一个主题。”在中共“三大”会议上，李大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中共“三大”刚结束，6月25日，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联名致信孙中山，该信认为，“北京的政治危机(按指曹锟贿选)正处于最后阶段，很快即可见端倪。公众舆论表现出日渐增长的积极性，这给我党的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时机，我们万不可坐失。我们以国民党员身份要求您裁决下列两个问题”。一是“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二是“最近的北京危机不是近几天来事态发展的结果。”“直系是我党的敌人，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能屈从于段和黎元洪。再者，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广州的战争，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家政局危机之时去胜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如先生在‘五权宪法’中所阐述，而不只限于群众游行)。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一支国民革命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该信末了表示“盼复”。孙中山是否有所答复，无考。要求孙放弃在广东的军事行动而前往上海，孙中山是万万不能答应的，而出这个主意的，可能是马林。6月5日，马林在致(代理)全权代表的电报中说：“廖仲恺对我说，如果孙在南方失败，对整个运动倒更为有利，而在这里赢得胡汉民是没有价值的。星期日的会谈不能令人满意(按指上述6月3日马林在石龙与孙的会谈)。他希望我们从财政上援助他当前在南方的行动。他的财政状况极为不佳。我的意见是最好不要为他在南方毫无意义的军事行动提供财政援助”。6月20日，中共“三大”结束，马林在向越飞和达夫谦报告时提到，李大钊通过廖仲恺的引见，孙表示，“如果没有一个政党，把北京的领导权夺到手也属徒劳，也就是说，党的改组又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而且他想立即开始这项工作”。“孙告诉李大钊说，等解决了广东问题之后，他应该亲自前去(俄国)。”又谓：“昨天我访孙，指出，鉴于目前北京的危机，必须往上海一行，必须设法抓住反对北庭运动的领导权。但是他说，这并不重要。”马林对孙中山的工作可谓竭尽全力，但没有多少成效，莫斯科还认为他太右。8月底，他被调离中国。不久，鲍罗廷来到广州。

　　9月8日，李大钊等五十余位教授决定于次日欢迎苏俄代表加拉罕。这时李大钊公开言论中已不忌讳谈联俄问题。9月16日，他在《北京周报》刊文《中日俄三国日益接近》中指出，“学生们是非常热心地盼望中俄两国的提携联盟的”；“如果孙文氏的广东政府有更大的实力，那么一定会把迅速和俄国结成联盟的希望对广东政府提出吧。”但是，李大钊和苏俄在华代表都对孙中山有所不满，即孙一直对陈炯明等地方武人作战，以期先统一广东，然后北伐，同时又在搞孙段张三角反直同盟，甚至通过国民党内的小孙(孙洪伊)派继续与曹吴联络，故李大钊在10月20日答记者问时表示：“如果只图简便易行，那就只能总是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主张自由民主主义的孙文等人最近也变得与军阀没有什么不同。对那些只顾私利的军阀、政客，我们比什么都憎恨。”将孙中山与中国其他军阀等量齐观，这是很重的话，但它可能是苏俄在华代表的看法。相关文献表明，“在鲍罗廷看来，国民党内‘没有一个领袖’(包括孙逸仙在内)，鲍罗廷认为孙逸仙的所有理论都是有害的‘乌托邦’，而他的实践活动是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真正的(即共产国际的)目标相抵触的。同时，鲍罗廷又承认，‘我不能设想国民党的改组可以没有孙’。从这一事实出发得出了鲍罗廷对孙逸仙的工作方针：‘需要利用他的左倾，利用他的威信，利用他建党的愿望，为了国民革命运动而’拯救‘孙逸仙，为了’加强国民党内的左派成分‘而’加强他自身的左倾倾向‘。”要达到这个目标，唯一的选择是改组国民党，“驱逐”右派。俄国人确实需要孙中山。经过他反复要求之后，1923年12月5日，齐契林给季诺维也夫写信，称“根据加拉罕同志的意见，应该给予孙逸仙一点支持，以使他能够坚持下去。”

　　二

　　根据张国焘的记述，1923年11月间，在北京中共党员的会议上，李大钊报告说，国民党将在1924年1月15日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届时北京有六名代表参加，其中三名是孙中山指定的(李已被指派)，另三名则由选举产生，需大家持积极态度。“李先生这报告当场遭受了不少的质问与责难。有的问他：‘你是中共一位著名领袖，现在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你将采取何种立场？’有的问他：‘国民党要你宣誓服从三民主义，忠于国民党的一切决议和命令，你将何以置答？’这些问题都是李大钊先生所不易答复的。于是，多数同志不赞成中共党员充当国民党代表。还有人说：‘李守常先生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最好用他的个人名义去，不必用中共党员的身份去参加。’”这些话当然不符合当时中央的政策，李也很生气，但经过一番争议，歧异还是平息了下来。1924年1月5日，李大钊请假离京，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会议，张国焘同行。他们应邀参加中央会议，主要讨论去广州所应采取的态度。李大钊在会上报告国民党组织在北方发展的经过，声言北京中共同志间已无歧见存在，并称张国焘这次能一道前往出席是表示团结一致的好现象(按：张在“三大”落选中央委员)。这次会议上，陈独秀(他是孙中山指定的代表，但不去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提议由李大钊、张国焘会同已在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组织一个指导小组，以指挥出席国民党大会的中共党员。“结果，这个指导小组的责任，就完全落在李大钊先生手上。”

　　国民党“一大”原定在1月15日举行，但因筹备不及，延至20日开幕。18日，出席大会的中共代表20人全体举行共产党党团会议。会议目的是统一中共方面的意见，对《建国大纲》(“行动纲领”)中歧异的观点(四点)统一处理方法，李大钊也发了言，他还讲到，“我发现，从北京到广州，存在这样一种气氛，我们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却不打算支持它，而只想利用它。所以有你们所说的那个行动纲领就足够了，可以不去争取更多的东西。”“今天早晨，我曾同几位代表一起去孙那里。孙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并展示了他自己制定的政府行动纲领。(鲍罗廷注：他的行动纲领纯粹是乌托邦。———引者)”李大钊还讲，孙想要宣布成立全国政府。在上海决定成立的指导小组起过哪些作用，未见记载，但因陈独秀未到会，李大钊成为跨党中共党员中最受孙中山重用的人。1月20日，大会开幕，李被孙中山指定为五人主席团主席之一。同日，又指定为宣言审查委员九人之一。22日，被指定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十九人之一。23日，被指定为宣传问题审查九人之一。他可谓是与会代表中最忙的人之一，对大会取得成功贡献良多，不负孙中山之所信任。

　　李大钊对“一大”所作贡献，最重要的还是有关处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争议问题。1月28日，代表方瑞麟提议要在党章中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这当然不仅是方氏个人的意见。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登台发言，表示“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国民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党员资格加入国民革命事业，并望诸前辈同志，指导一切。”会后，又油印发了一份《北京代表李守常意见书》，里面讲到，“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又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的，不能说是党内有党。”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大会执行主席胡汉民以“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党章，惟申明纪律可也”交付表决，多数赞成通过。1月29日，李大钊作为主席团主席主持大会。30日，由孙中山提名，李大钊当选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31日大会闭幕。在以后的日子里，李大钊不断介绍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一大”成果，1924年11月10日，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在莫斯科活动时，他撰文称：“当全世界革命的青年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狂呼奋斗的时候，中国的青年应该怎样的激昂，在悲愤中跃起奔赴于我们中国的革命老祖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之下，去和那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战斗，我们远在莫京引领以盼此消息。”李大钊有感于孙中山的军政府在收回“关余”和与广州商团的斗争，在异国他乡向国内青年发出此激越的号召，表明他对孙中山拥护的热忱。

　　三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津；当日下午访问张作霖，返寓所后痼疾发作。31日，孙扶病入京。李大钊响应孙中山号召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积极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后援会的活动。1925年1月4日，他被中共“四大”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分工驻北京。以孙中山病势沉重，2月6日，李大钊前往协和医院省视。是月，李被孙中山指任为(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在2月21日出席民治主义同志会等三团体欢迎国民党要人的招待会上，“李大钊报告前到俄国时，一般俄国人民学生，无不热烈慰问孙中山先生之身体事业，于此可见孙总理于世界革命人才之地位矣。并朗诵孙总理勉励同志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14日组成治丧秘书处，李大钊参加治丧秘书处秘书股，为中文主稿之一。李以国民党员身份致送挽联，是所有挽联中最长的一副：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李大钊送的这副挽联，所表达的意思是很充分的，评价也堪称到位。他问继起何人，重振旗鼓，反映了他对孙死后国民革命前途的忧心。

　　梳理孙中山与李大钊的关系，不仅可以看到李大钊参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用意和作为，还可以看出孙中山晚年采取联俄外交的动机和作为津梁的中共的作用。困境中的孙中山虽然找到了一条出路，但前途凶险，在他故去后，这条路被各种政治势力的缠斗所堵塞，相关历史，也就成为人们不断关注的议题，以迄于兹。

　　(限于篇幅，本文有删节)

　　◎李吉奎，史学家，著有《孙中山研究丛录》等。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