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一封密信寄到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手中，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状告国立师范学院(校址位于湖南蓝田)教授陈定谟的材料。相关卷宗题为《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陈定谟言行乖谬案》，现收藏于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这份档案，为我们观察民国时期政党与学界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
党部告发党员教授
被告者陈定谟，江苏昆山人，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归国后历任北京、复旦、南开、西北、厦门等校教授。1940年11月，受聘担任国立师范学院公民训育系教授。这封密信称：“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训导主任兼公训系教授陈定谟，年五十余，系本党党员，又是团员，对院中事以不管了之，人皆呼为好好先生，然其野心甚大，喜招揽权巧于迎合学生心理，且极尽挑拨之能事，以致院中秩序每况愈下。”那么，陈定谟的具体罪名有哪些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项：
一袒护学生。陈定谟“暗中唆使”进步学生成立非官方歌咏团、剧社，与校内党团主办的“正统”学生社团竞争，使后者的工作无法开展。其中学生组织“星社”组织排演曹禺的《雷雨》，然该剧与所谓“抗战建国”无关，校内党团机构要求禁演，但陈定谟却一意袒护学生。
二批评党团。陈定谟曾在课堂上公开指斥国民党的月捐系苛捐杂税，称现在并非以党治国时期，教授可以凭学问过活，不必缴纳捐税“养党老爷”。教授汪西林不交党费，陈定谟表面上前去劝说，暗地里却表示支持。同时，他还在私人谈话中，对蓝田的党团组织“大肆攻击”。
陈定谟的种种言行，显然有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又有包庇进步学生之嫌。据称，学校的党团负责人多次婉言劝告，陈定谟均置若罔闻。国立师范学院党部书记×ד因此甚抱消极，有向中央辞去书记之意”。由于陈定谟“屡劝不改”，国立师范学院党部决定将陈定谟的言行由湖南省党部上报中央组织部，请求“予该陈定谟以处分以肃党纪，而儆效尤”。显然，告密者对陈定谟冠以“攻击党团”的大帽子，希望由中央出面对其严厉查处。朱家骅收到函件一个月后，以中央组织部公函的名义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希望派员对陈定谟进行调查。
党员何以被告
陈定谟作为国民党党员，为何有反对国民党的言行？这要说到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抗战前，仅有少数几所学校设有区党部，大学师生入党者不多。1939年以后，蒋介石命令在各大学普设党部，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遵命办理，开始大力推进教授集体入党的工作。由此，诸如西南联大的张伯苓、冯友兰、贺麟、雷海宗、华罗庚，浙大的竺可桢，燕大的陈寅恪都成为国民党党员。教授入党本系迫于时势，不免出现一种离心离德的现象。所以，如陈定谟这样的国民党教授，在课堂内外发表批评国民党的言论，并不意外。
然而，那些正统的国民党教授和党务工作人员，显然不能容忍此种行为。以告密书中提到的曾多次规劝陈定谟的公民训育系主任××来说，当时被师生目为国民党极右派，系意识形态的坚定护卫者。正如一位学生形容他：“党义教授由公民训育系的主任兼，这位主任过去是上海市政府的中等教育专员，抗战后做过国民党战干团的政治教官。上第一课时，他对全校的同学说，为什么师范学院的学生都要上党义课呢？因为你们过去只学得片段的党义知识，将来你们出去都是为人师表，所以必须坚定对于本党的信仰。他平时谈话，总离不开本党二字。公民训育系，这恐怕是中国大学教育中的创举，目的在于培养中等学校的训育主任和公民教员。这位本党主任经常爱找学生个别谈话，有一次将七个学生全部都找去，很郑重地告诉他们，将来中学校的训育主任和公民教育必须是本党党员，于是单刀直入地要他们集体入党。”显然，对于陈定谟这样的党员，××是非常愤恨的。
当然，地方党部告发陈定谟，也未必完全出于观点分歧。当时陈定谟担任学校训导主任一职，拥有训导学生的实权。一般而言，国民党和三青团对学校的控制，常常需要依托训导处这样的实权机构。所以，很多大学的训导处主任都由学校的党团骨干兼任。而国立师范学院的训导主任一职却并未真正掌握在校党部主任××手中，相关方面显然颇有不甘之意。陈定谟的任命出自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这位廖世承当年曾是上海光华大学的副校长，在任上袒护过胡适、罗隆基等教授发起“人权运动”，引起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的严厉干涉。打击陈定谟，实际上也是打击其背后的廖世承，警告其勿再纵容陈定谟传播“谬说”，重蹈当年光华大学的覆辙。
秘密调查与“查无实据”
不过，组织对陈定谟的调查进度显然极其缓慢。陈立夫收到朱家骅公文后，并未直接从中央派员调查，而是致函位于湖南吉首的国立第八中学校长邵华(C C系)，令其派员前往蓝田侦查情况。然而，邵华的行动效率可谓极低，亦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当他派该校校务委员夏赓英前去调查时，已经是1942年3月1日，距离命令发布已经过去了9个月。
调查者夏赓英，安徽安庆人，光华大学1925级学生。夏在读书时即参加国民党，投身学生运动。毕业后担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属于忠实的CC派。不过，夏赓英也是光华大学的毕业生，与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有师生之谊。这种关系决定，夏赓英的调查，必将尊重老校长廖世承的意见，以免给廖世承和学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国立师范学院，夏赓英秘密访问了廖世承以及光华校友朱有瓛，并且询问了学生刘绍基、蒋权等人。这些人对陈定谟的观感“均尚不恶”。而担任蓝田党部主任的朱有瓛更是未承认陈定谟有攻击蓝田党部之事。至于“言行乖谬”、“违反党纪”的指控，又无人愿意站出来指控，无法坐到实处。
夏赓英还秘密访问了当时光华大学的老师钱基博，钱亦在帮助陈定谟解围方面起了很大作用。钱基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自我检讨书》中记录了这一经过。“有一天晚上，一个客人推我房门进，说：‘先生！认得我吗？’我想不出。客说：‘我是夏赓英。’我才想起是十年前的学生。他问了我的生活和身体；他才低声告诉我说：‘有人报本院训导主任陈定谟，有奸伪嫌疑，奉派来查。’我答：‘现在你们国民党当家，要看得全国的人，个个人同家人骨肉一样，才有办法。如果今天疑这个，明天怀那个，看得全国无一人靠得住，弄得人人自危，党离了国民，党亦不存！’夏赓英笑说：‘先生意气，还和早年一样！’”随即，夏赓英以陈定谟已辞去训导主任之职，所有指控均“查无实据”为由回报邵华。
其后邵华回复陈立夫，最后陈立夫给予陈定谟的处分仅仅是“既为三民主义信徒，却倾向于自由主义，颇有非是之处……由廖院长予以纠正”。此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了一次地方党部对大学教授的迫害冤狱。
对陈定谟案的反思
陈定谟案的情节并不复杂，但从中可以看出许多问题。首先，在民国时期教育界，存在着一定的告密情况。告密或许有政治观点的分歧，但也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亦掺杂着个人好恶。不过，这些报告往往缺乏真实性，添油加醋的成分太多，多属“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陷害。而且，即使这些报告内容全是真实的，亦属知识分子的一种牢骚，并未产生什么实际的危害。然而，在一些人眼中，这却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为此不惜上报中央，希望上峰严厉整治。
幸运的是，类似事件在国民党中央高层看来，不过是小事一桩，而且需要真凭实据，不能凭告发者的一面之词便惩治教授。中央高层亦未令告发者同时担任执法者，直接惩罚被告或对被告予以调查，而是令第三方人员前往学校调查实情，以保证结果的客观性。对于第三方的消极应对，迁延时日，中央亦未表现出责怪之意。至于最后的处理，也仅仅是口头上的“纠正”，可谓不了了之。通过此事，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中央的相关部门，在严厉之外尚有对知识界怀柔的一面，对待类似事件，常采取一种灵活的手腕，而非直接封杀惩治。
当然，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也与调查者的选择有关。调查者夏赓英虽然属于忠诚的C C派，但与保护被告的院长廖世承、教授钱基博有师生之谊。由于此种关系，他也会尽量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选择调查人选上也选取对被调查者有利者，而没有完全听信那些告状者的一面之词。在他的努力下，基层党部的“一根铁棒”被还原为“一根针”，大大减轻了杀伤力。因此，此案在当时虽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实际上也颇有特殊性。
韩戍，华东师范大学在读历史学博士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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