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名“曼昭”的《南社诗话》（收录于《南社诗话两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经青年学者宋希於与笔者接力研究，证实为汪精卫所作（参宋希於《“曼昭”是谁？》，陈晓平《“曼昭”就是汪精卫》，《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9月2日、16日）。　　汪精卫出身文学世家，叔父汪瑔、堂兄汪兆镛都是近代有名的诗人学者。得益于家学渊源，汪精卫文学造诣颇深，治事之余仍从事诗词创作，《双照楼诗词稿》有声于时。汪氏于1929年前后写成的《南社诗话》，以刊布孙中山战友诗词作品为经，以保存革命史料为纬，寓政治褒贬于文学评点之中。

 《南社诗话两种》，曼昭、胡朴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汪氏因缘际会，早年师从朱执信、古应芬，1905年与同窗胡汉民加入同盟会，到1925年止，追随孙中山凡20年。孙中山凡有兴作，汪氏几乎无役不与。《南社诗话》中的记事内容，多是亲身经历或得自当事人转述，可信度颇高，是研究孙中山、辛亥革命、护法运动的第一等史料，内中有关胡汉民挑拨孙中山与陈炯明关系的记述，可补现代史之不足。

　　胡汉民挑拨孙陈关系

　　孙中山、陈炯明决裂，为民国史重大事件之一。作为孙中山领导下的实力派政治军事领袖，陈炯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孙、陈政治理念的差异，是两人分道扬镳的主因。陈炯明认为兵燹之余，急需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发展教育；孙中山则从全局上考虑，践行与奉系共同讨伐直系的约定，力主出兵北伐。笔者视野所及，反对护法国会、回粤的人，有孙中山的老友章太炎、蔡元培等人，连亲儿子孙科也在其列；主张暂缓选举总统的，有唐绍仪、汪精卫等孙的老友亲信。政见不同，本可从长计议，协商解决，未必一定发展到水火不容。

　　1920- 1922年间的孙、陈交哄的主要原因，已有不少学者作过研究。双方闹到感情恶化、公开决裂以至兵戎相见，孙中山“股肱之臣”胡汉民应负一定责任，许崇智、蒋介石也曾推波助澜。本文试图呈现这个尚乏人注意的侧面。

　　1920年8月，陈炯明奉孙中山之命，从福建率领粤军回师收复广东。10月29日，正当粤军逼近广州之际，孙中山致函蒋介石，高度评价陈炯明，并声明应服从“主义”而非服从个人：“竞存(陈炯明字竞存———编者注)此番回粤，实举全身力气，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290页)此时两人即使偶有分歧，都能通过协商顺利解决。

　　这一阶段，陈炯明也表现得十分大度。同一天，陈炯明致电孙中山：“我军本晨克复广州，敌向北江退却，钦、廉籍军在省宣布独立。现一面处置钦、廉军，一面檄大军追击，请同展兄(胡汉民字展堂———编者注)立刻回粤主持烦剧，炯须督队前进也。”(《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304页)陈炯明在恳请孙中山回粤主持大局时，仍特地邀请孙中山的助手胡汉民。尽管军务倥偬，陈炯明为照顾胡汉民感受，仍考虑得十分周到。

　　后来双方分歧日深，孙中山身边一些人物的煽惑不可忽视。陈炯明的亲信陈演生说得比较含蓄：“当日对先生(指陈炯明)与中山先生，实有不尽爱人以德之人，有以使彼此合而不得不离，离而不得复合者，应合负此一段历史上之责任。”(《陈竞存先生年谱》编后语，1950年香港版)陈炯明本人，在“六一六事变”前，对前来惠州说合的吴稚晖说过：“粤局弄到如此田地，挑拨离间者大有其人。不去此辈，吾与孙中山将永无复合之日。”5月25日，陈炯明当面对汪精卫感叹：“随中山多年，谊不可谓不厚，尚且信一般闲言而遗弃之……”(《陈炯明文集》下卷第931、943页)

　　同盟会元老莫纪彭，晚年在回忆中则直言：“说到孙、陈分裂，不如说胡、陈分裂。展堂……出身刀笔吏世家，舞文弄墨而不能容物，当年同志无不非议之。”“孙、陈关系，日形恶化，乃致毫无转圜余地，则中山之左右胡、许诸人不能辞其咎也。”(《莫纪彭先生访问纪录》第20、22页)“胡、许”指胡汉民与许崇智。

　　汪精卫将胡汉民比作杨国忠

　　莫纪彭、陈演生皆偏向陈炯明，故学界多不予采信。但汪精卫在《南社诗话》中的揭露，则是极有力的证词。汪精卫与胡汉民同为孙中山左膀右臂，对孙中山的最终决策均无异词，不会有故意偏袒陈炯明的嫌疑。

　　胡汉民与陈炯明的矛盾由来已久。清末胡汉民在香港领导同盟会南方支部，协助黄兴统筹“三·二九”起义，陈炯明任第四选锋队队长，因误会命令没有如期发动，受到胡汉民指责。广东光复时，陈炯明立了大功，胡汉民任广东都督时，陈炯明做副都督，配合尚属默契。

　　不久孙中山回国，胡汉民前往香港迎接，并跟随孙中山前往上海，临行叫人传话，让陈炯明代理都督，言下之意，胡随时可能回任。在南京期间，孙中山及其亲信对广东都督职位，先后提出过不同人选，对陈炯明似欠尊重。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偕胡汉民回广东，陈炯明认为是来讨回都督印信的，遂挂冠而去。事后胡汉民虽做了补救，请陈炯明回粤担任“总经略”，两人因职权交叉，难免龃龉。之后袁世凯发表陈炯明为广东护军使，有心离间，使胡、陈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当时一位接近袁世凯的记者窃窃自喜地报道说：“胡、陈举动，似合仍离，殊难索解……胡、陈意见似未消融。总之，胡、陈皆存野心，互相猜疑，互相利用。”(朱宗震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第423页)

　　1920年秋，朱执信冒险前往虎门策动驻军反正被害，孙中山派汪精卫、廖仲恺继之。10月30日，汪、廖从广东打电报给尚在上海的孙中山，建议立即任命陈炯明兼广东省长。(《双清文集》上册，第376页)广东初定，人心不稳，此时让陈炯明以粤军总司令身份兼任省长，是最合适的安排。

　　汪精卫赴上海迎接孙中山时，发现胡汉民觊觎省长大位，“以一省长之故，蓄憾于心，日夜构陈于孙公之侧……”回广州以后，“……知陈与胡之互相齮齕也，怅然不乐，遽一人归上海”。(《南社诗话两种》第15、16页)

　　1921年4月7日，国会开会，陈炯明听闻有选总统之事，“因询之于胡汉民，胡答谓今日国会系开谈话会耳。至五时后，胡忽电告陈氏云：不期今日竟选出孙总裁为大总统，孙总裁亦不知有其事，如何是好？”(《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371页)这种伎俩甚为拙劣，只能增加陈炯明的恶感。

　　1922年初，孙中山计划从广西出师北伐；3月26日，在桂林大本营会议上，接受蒋介石、胡汉民的建议，突然作出回师广东的决定，引起陈炯明部将的疑虑。胡汉民等排挤陈炯明，还造作陈炯明与直系吴佩孚勾结破坏北伐等谣言，以此激怒孙中山。(1922年4月26日《申报》)4月20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陆军部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各职。陈炯明为明心迹，坦然接受免职命令，移居惠州，以示并无勾结直系反对孙中山的意图，并于23日复电孙中山，表示决意引退。

　　5月下旬，受到北伐军压迫的陈炯明部将叶举等，联名致电孙中山，请收回免陈命令，并提出三项条件，其中之一是“撤革六君子(系指胡汉民、胡毅生、魏邦平、夏重民、蒋中正、谢持而言)。”(《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514页)粤海关情报称：“叶举等又发出通电，宣布胡汉民、廖仲恺、现任财政厅长程天斗以及其他人七人是目前孙、陈之间产生分歧的主要策谋者。”(同上第513- 514页)两份名单有所出入，但均以胡汉民为祸首。

　　孙中山卫士马湘曾回忆“六一六事变”前夕，陈少白在孙中山面前说过一段话：“我闻得陈炯明部下说，‘一定要杀胡汉民，杀了胡汉民就一切事情可以服从。’陈炯明要杀的人，大概就是胡汉民吧。”(《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472页)以陈炯明为人，不会说出要杀胡汉民这种话来，但陈炯明及其部将对胡汉民深恶痛绝的态度，则十分真实。

　　对“六一六事变”肇因，汪精卫在诗话中下了这么一个结论：“论者谓十一年六月十六日观音山之变，陈固安禄山，而胡则杨国忠，谅哉！”(《南社诗话》第15- 16页)宰相杨国忠不断向唐玄宗进谗言，迫使安禄山决心起兵叛唐。这个比喻，直指胡汉民在孙陈决裂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值得深思。胡汉民作为孙中山的秘书长，有太多暗中上下其手的机会。若非汪精卫揭破此事，局外人很难洞悉内情。

　　蒋介石崛起前因

　　入民国后，孙中山特别信任和赏识陈其美，以其在二次革命中倾力支持，于1916年被刺牺牲。作为陈其美的小兄弟，孙中山爱屋及乌，对具有一定军事才能的蒋介石比较欣赏。但蒋介石性格倔强，落落寡合，不能甘居人下，对陈炯明、许崇智等上司不满，每次到军中供职均半途而废。对蒋介石多次“临阵脱逃”，孙中山仍加以优容，主要原因是手下缺乏得力军事干部，许崇智公子哥儿脾气，难任艰巨。

　　1922年“六一六事变”后，孙中山移驻永丰舰。汪精卫在上海闻讯，“邀蒋赴难，偕至黄埔，谒孙公于永丰军舰”(《南社诗话两种》第36页)。事后，蒋介石迅速写成《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中山为该书作序，称道蒋介石“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71页)。患难中的朝夕相处、出谋划策，让孙中山对蒋介石增加了不少好感。但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提升到与胡汉民、汪精卫并列的层次，并非从此事开始，而是几个月前的桂林回师决策。

　　汪精卫称：“按桂林旋师之议，发自胡汉民，蒋介石赞之。及孙公师至梧州，陈炯明免职，归惠州。蒋介石主张进兵追之，使不得立足于惠州。并留兵梧州，阻叶举等东下。胡汉民以为陈已无能为，宜即出师江西北伐，以示此时旋师，非与陈争广东地盘也。孙公从胡议，蒋愤而辞去，回奉化家居。及北伐之师深入江西，叶举等东下，经据广州。遂以六月十六日之夜，围攻大总统府，孙公几为所获，赖登军舰得免……孙公自是以蒋为有先见之明，信任过于胡矣。”(《南社诗话两种》第36页)

　　2月3日，孙中山下令从桂林出兵湖南北伐，本来预期由陈炯明接济饷械，后因双方意见分歧，于3月26日改为回师广东。陈炯明撤往惠州以避免冲突。蒋介石认为双方分歧无法调和，不如立即驱逐陈炯明，将叶举等陈系军队分割包围而消灭之。胡汉民则认为应立即出兵江西，以示回师并非与陈军争夺地盘。蒋的意见不被采纳，愤而离粤。蒋对革命阵营内不同意见，屡屡主张武力解决，与他后来利用廖仲恺被刺、中山舰事件排斥异己的思路如出一辙。

　　“六一六事变”发生后，孙中山觉得蒋介石具有预见性，战略上高出胡汉民一筹，渐次加以重用，1923年命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1924年委任为黄埔军校校长，提升了蒋的地位和实力。“桂林旋师”建议，为蒋介石青云直上奠定了基础。站在1921年的地平线上，再高明的预言家，恐怕也料想不到蒋介石能在短短数年内，抓住几次机遇果断出击，一举超越胡汉民、汪精卫，登上最高权力顶峰。

　　◎陈晓平，文史学者，现居广州。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