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初一，因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加恩，入宫已五年的“珍嫔”得以晋嫔为妃，是为“珍妃”(1876—1900)。珍妃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也是近代以来较为著名的清宫女性人物。
据《国闻备乘》载：“惟珍妃生性乖巧、讨人欢喜，工翰墨，善棋，日侍皇帝左右，与帝共食饮共乐，德宗尤宠爱之。”可知，珍妃当年在清宫受到宠幸的程度。但就在她晋为珍妃的这一年的十月二十八日，被慈禧施以“褫衣廷杖”之刑，由珍妃降为珍贵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珍妃。
原来，慈禧认定珍妃忤逆不尊、干预朝政，曾向光绪施压，要求惩处珍妃。光绪确实也对珍妃行为有过调查，并曾下旨将其降妃为嫔，以示惩罚。但慈禧对这样的处罚感到很不满意，认为光绪仍是有意偏袒，故还要施以“褫衣廷杖”之刑，对珍妃加以公开羞辱。所谓“褫衣廷杖”，即扒去衣服用杖击打，以示惩戒。这种酷刑一般只施行于大臣，皇妃遭此惩处，这在清代堪称首例。据说，翁同龢也曾在慈禧面前为珍妃求情，建议缓办，但遭到拒绝。受到廷杖击打之后的珍妃，有太医张仲元脉案记载其当日身体状况，称其“抽搐气闭，牙关紧闭”、“人事不醒，周身筋脉颤动”、“恶寒发烧，周身筋脉疼痛”。
那么，除去珍妃可能“恃宠生娇”，确有“忤逆”或怠慢慈禧之处，“干预朝政”这样的“大罪”又从何说起呢？《国闻备乘》中有载：“初太后拷问珍妃，于密室中搜得一簿，内书某月日收入河南巡抚裕长馈金若干。”这即说，珍妃有可能收受过官员贿金，为其职务升迁谋求便利，已构成典型的“贪腐”案件。事实上，因卖官营私、收受贿赂，珍妃曾受到慈禧的杖刑惩处，这段曾在晚清野史中所谓的“掌故”，至今仍为后世读者所津津乐道。但那打过珍妃屁股的板子，还曾为北京藏家所珍藏并曾捐献给故宫博物院，这档子事，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罢。
1928年5月25日，北平《世界日报》刊发简讯，题为“珍妃受刑杖黄某珍藏；将送交历史博物馆保存”。报道称：“当清末戊戌政变的时候，有某宫娥举发光绪爱妃珍妃受贿情事，慈禧听着怒极，就将珍妃用宫杖责打。这项宫杖，至今还在黄某家中珍藏。前天黄某亲将该件送请故宫博物院保存。听说故宫方面，因这件东西既非古物，应由历史博物馆机关保存。结果黄允在几天之后，移转历史博物馆。”
报道中所称“历史博物馆”，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由政府筹建的一所近代化的国立博物馆。最初馆址设在明清时期的太学——— 国子监，后迁至天安门内午门以及午门与端门间的东西朝房。到1926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时，已收藏文物20余万件，共有10个陈列室，展出历史文物和艺术品2000余件。1949年之后，民国时代的历史博物馆历经扩建改建，后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今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东侧，东长安街南侧。但如今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品中，却未见珍妃受刑杖，去向何处，不得而知。
其实，不单单是珍妃受刑杖下落不明，当年珍妃所得贿金曾埋藏故宫地下的传闻，也曾历经多次发掘求证，至今仍然迷雾重重。就在北京藏家捐献珍妃受刑杖一年之前，1927年3月18日，北平《世界日报》就曾报道查证珍妃藏匿贿金的进展，并对珍妃因贿受刑的来龙去脉也有交待，报道题为“故宫掘金记”。报道原文，转录如下：
故宫掘金记
宫人刘郭氏的报告……
但是不曾掘着……以后还有续掘金记
前前载湉(光绪)做皇帝时，他有两个妃子，她们是姐妹俩，一个封作珍妃，一个封作瑾妃。两人都是很美丽的，而珍妃更是得载湉的欢心，载湉也非常的欢喜她。那时，正当那拉氏(慈禧太后)挟制载湉的时候，而且她又穷极奢华，贿赂公行，不问大官小官，都是用钱买得来的，朝廷几乎真亦成市廛了。珍妃一天总看见这类的事情，又倚着万岁爷的宠爱，就依样画葫芦，受了福建某个官儿的贿赂五百两金子，不料这事被那拉氏知道，就把她传来问话，她见了那拉氏，便理直气壮地说道：老佛爷整天价卖官，难道不许奴婢卖一两处，用些钱花吗？那拉氏听了大怒，说道：好东西！竟敢教训起我来了。于是叫了太监将她囚在一个僻静的房里，不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打入冷宫”了。这时，伺候她的宫人是一个姓郭的，(现在她已嫁了刘某)每天照应她一时也不离开，后来，两宫出奔，将珍妃逼着跳了井。一个美人儿，就此香消玉殒。她死了之后，那拉氏还到她住的宫里，搜查了一回，但是那五百两金子，始终不知去向了。
以上的一段话，是宫人刘郭氏对故宫博物院维持会说的，据她说，当珍妃打入冷宫的当儿，她就将那五百两金子埋在御花园旁景仁宫的屋角下，金子共有五十条，每条重十两。这事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是深夜里埋的，其余太监宫女，一些也不晓得。现在特来报告，还可以带领人去挖掘，挖了出来，她只要三个金条，作为报酬。故宫博物院维持员见有这等美事，就马上请了各监察委员到场，由刘郭氏引导着。她曾说过，埋的时候，上层是土，第二层是石头，当时她只有十九岁，力量很弱，所以不曾搬动石头。现在景仁宫的屋角下，几个苦力用了锄头掘了几下，果然，灰土之下，就发现石板了，不过什么都没有。于是，委员连刘郭氏都诧异起来，在各委员疑心她是荒唐，在刘郭氏几乎要以为蕉鹿一梦了。但是景仁宫的旁边，曾新盖了几间房屋，或者在那新屋的地下，也未可知。当时天色已晚，就暂且停止挖掘，等一半天再由刘郭氏指定地点重挖。这埋金条的事，离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刘郭氏当时只十九岁，如今她已是四十九岁。每当谈起珍妃的事情，还是欷歔不止，大有白头宫人谈开元天宝遗事的风味哩。欲知后事如何，且待第二次挖掘后，再为分解。
这篇近千字的详实报道，通过曾伺候珍妃的近身宫女刘郭氏的口述，将珍妃曾藏匿贿金的细节首次披露了出来。原来，珍妃的宫女，见其主子被“打入冷宫”，遂将其所收贿赂黄金五百两，计金条五十根，全数埋藏在了景仁宫屋角之下，行事秘密，绝无人知。即使在珍妃死后，慈禧入其故宅搜寻，也一无所获。所谓“珍妃贪腐案”的罪证，就此人间蒸发，死无对证。
入民国后，业已嫁人，希望得到三根金条贴补家用的老宫女，最终向故宫博物院透露了这个秘密，并亲自参与了发掘贿金的行动。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景仁宫屋角下一无所有，根本没有什么金条。而报道中所谓“且待第二次挖掘后，再为分解”的说法，也吊足了读者们的胃口，且看后事如何吧。
这里需要特别解释一下，何谓“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原来，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不久，次年3月，时任临时董事兼理事长的李煜瀛，以及时任古物馆馆长的易培基，这两位重要成员因所谓“啸聚学生”的罪名，突然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被迫离开北京。此刻，清皇室又公开要求溥仪回宫，故宫博物院存亡危在旦夕，临时董事会、理事会改而成立了“故宫博物院维持会”的过渡性组织，以支撑危局。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时局之下，又爆出老宫女举报珍妃宫内藏金之事，无论是故宫博物院方面，还是政府当局，自然都倍加关注。
1927年3月25日，北平《世界日报》果真再次报道了“续故宫掘金记”，为了这珍妃的贿金，还真又挖了一回。报道原文，转录如下：
续故宫掘金记
话说故宫挖掘金条的事情，在十八日的本报，已经首先登载了。因为上一次不曾挖着，便在前天(二十三日)又作第二次的挖掘。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故宫维持会的人员和各机关所派的监察委员，都去监视着挖掘。据宫人刘郭氏说金条五百两是埋在景仁宫一个偏殿的后墙下。这偏殿的后面，有一堵墙壁，离殿的后墙约有一条二尺宽的衖堂，(北京叫做过道)因为当初西太后那拉氏非常厉害，所以不敢埋在众目所视的地方，只在这小衖堂里埋了。不过，后来故宫许久不曾修理，那堵墙就坍塌下来，将一条衖堂塞死了。前天挖掘时，本来叫了几个苦力，但是地方非常狭窄，只能容下一个人，于是锄头铁锹，一阵大挖，在衖堂的两头向下掘了一尺七八寸深。正如刘郭氏上次所说，上层是灰土，灰土下面是石头，那堵倒了的墙，砖头等等堆满起好几尺高，所以挖起来非常吃劲。到五点钟，还不见半点金子的面，于是又暂且搁下，过一半天再挖。这价值两万五千块钱的金条真叫人望眼欲穿，但他又迟迟挖不出来，岂不憋屈！将来挖掘的结果如何，还有再续挖金记在后面，读者等一等。
这则后续的跟踪报道，篇幅较首次报道缩减了一半，只有不到500字的内容了。这第二次故宫掘金，依然一无所获，这且不提；报道中提供了一个数据，却颇可关注，即“这价值两万五千块钱的金条真叫人望眼欲穿”的说法。这说明，当时黄金的实价为，一两黄金可兑换银圆500元。市值25000元银圆的这笔黄金如果真的存在，的确价值惊人。
怎么个“惊人”？须知鲁迅于1924年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所购的一处四合院(现北京鲁迅博物馆)，也不过花800元银圆买了下来，加之又用了近200元银圆翻修与添置家具；他住进这座四合院，实际上也就花了1000元银圆。换句话说，如果真能发现这笔珍妃秘藏于故宫的贿金，足以在当时的北京买下25座四合院了。这真是一笔巨额财富，无怪乎当时无论故宫博物院方面，还是政府当局，都宁可信其有，都甘愿听信老宫女所述，一挖再挖。
据第二次故宫掘金的报道内容来考察，可知仅就挖掘工作的细致程度而言，故宫博物院方面，显然还是认为刘郭氏的忆述是有一定真实性与说服力的。接下来，第三次、第四次挖掘工作，应当还会继续开展。但《世界日报》之后并没有再予以报道，或因挖掘仍无进展，或因故不能报道，种种历史细节，都只能停留于揣测了。珍妃贿金的下落如何，至今也未见有任何史料的明确记载，也只得不了了之。
如今，对“珍妃贪腐案”的种种揣测与评述，始终还缺乏关键历史物证的辅证。珍妃受刑杖今何在？珍妃秘藏贿金又何在？或许，这都已成为尘封的历史之谜，再难有全面开启与证实的可能了。但勿庸置疑的乃是，自古贪腐一条路，终是家破人亡名扫地，这就是历史铁律。无论慈禧如何凶暴，光绪如何懦弱；如果确实是珍妃自己不知检点约束，确有索贿受贿之举，那么她的下场也可算是咎由自取。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珍妃受刑杖找到了，珍妃秘藏贿金也掘到了，合在一处公开展览，倒真不失为一份重要的近代贪腐文物，其警示现实、昭鉴未来的价值，还是相当高的。
◎肖伊绯，学者，著有《民国斯文》、《民国表情》等。
（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