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底，孙中山与同乡好友陆皓东在香港受洗成为基督徒，教名为“日新”，后来又改为“逸仙”。无独有偶，黄兴在准备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最初阶段，也曾经改换名号到基督教会寻求支持和庇护。

　　梁启超笔下的黄克强

　　1902年11月27日，因为戊戌变法失败而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以附刊形式随《新民丛报》发行。在《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自传体的政治寓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第一部分，并且在“绪言”中介绍说，这部“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的小说，已经构思五年时间，《新小说》的创刊是专门用连载方式鞭策自己完成该小说的。

 黄兴原名黄轸。　　　资料图片

　　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结束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抵达天津，随后来到北京会见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及各界人士。10月21日，他在《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中，专门谈到自己十年前在《新小说》杂志连载过前五回的未完成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其理想的国号曰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之意也。此文在座诸君想尚多见之。今事实竟多相应，乃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

　　黄兴从原名黄轸号竞武(庆午)改名黄兴字克强，显然是受到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的自传性人物、第二代大总统黄克强字毅伯的启发。该小说发表后不久的1903年5月31日，从宏文学院毕业的黄兴，与李书城、万声扬、金华祝、李步青等人一道从东京启程回国。回国之前，他已经与同年3月到日本自费留学的湖南同乡刘揆一，商议了联络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发动武装起义的初步计划。回国之初，黄兴主要在上海周边活动。在上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的爱国学社总理蔡元培，以及该社主要成员吴稚晖、黄宗仰、张继、章太炎、章士钊、林力山、何海樵、何山渔、蒋维乔等人，大多数是在这个时期与黄兴相识的。

　　在离开上海返回湖南之前，黄兴为了筹集革命经费，曾经偕章士钊等人前往江苏泰兴，拜访湖南同乡、泰兴县令龙璋；前往南京拜访两江总督魏光焘的第三子、刚刚由东京留学回国的魏肇文。与此同时，他还有意识地结识了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美国圣公会会长吴国光，明确表示自己要由黄轸改名黄兴，记名为“圣公会基督徒”。于是，吴国光便在一张名片上给黄兴写了致长沙吉祥巷圣公会黄吉亭(字瑞祥)会长的介绍信：

　　“瑞祥仁兄大人阁下：弟吴国光顿首敬启者，有敝友黄兴，号竞武，系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籍，数次到圣彼得堂守道，将要记名。此刻回府，望阁下收入登册记名为妙。即请大安。”

　　这是有据可查的黄轸改名黄兴的最早记录，黄兴的字克强，也是随后启用的。据李贻燕回忆，1912年5月，黄兴曾经向他介绍过自己取名为“轸”，“就是前车既覆、来轸方輶的意思”，也就是不想重蹈太平天国当年的覆辙。关于自己由黄轸号竞武(庆午)改名为黄兴号克强，黄兴解释说：“我的名号，就是我革命终极的目的。这个终极的目的，是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

　　黄兴的如此解释与梁启超所说的“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之意也”基本一致，只是刻意回避了自己想当新中国第二代大总统的政治抱负，以及自己有意识地到外国教会那里寻找用以保障自身安全的护身符的革命谋略。

　　黄兴与华兴会的革命活动

　　黄兴途经武昌回到长沙时，正值长沙明德学堂秋季开学。校长胡元倓便请他主持招考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学生共计118人，于1904年5月卒业。当时明德学堂聘请的教员，大部分是从日本归来的军国民教育会骨干分子。其中包括秦毓鎏、张继、周震鳞、苏曼殊、翁巩、陈凤光、陆鸿逵、李步青、金华祝、曹亚伯、沈瓞民等等，明德学堂也因此成为黄兴等人开展革命活动的秘密联络站。1903年11月4日，刘揆一(霖生)、张继(溥泉)、章士钊(行严)、宋教仁(钝初)、周震麟(道腴)、胡瑛(经武)、徐佛苏(应奎)、柳大任、柳聘农、陈方度等人，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筹创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

　　1904年2月15日是农历旧年除夕，黄兴以举行除夕迎春宴会的名义，在明德学堂校董龙璋的西园住所召开华兴会成立大会。应邀到会的有吴禄贞、刘揆一、陈天华、杨毓麟、张继、宋教仁、秦毓鎏、周震鳞、叶澜、徐佛苏、翁巩、胡瑛、柳大任、张通典、王延祉、彭渊恂、萧翼鲲、柳继贞、彭邦栋、陈方度、何陶、朱子陶、任震、陈其殷、刘道一等人。华兴会是以湖南同乡为主体的地下秘密会党组织，为避免引起清政府注意，华兴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名义，发行公司股票，募集股本，声称是兴办矿业。宋教仁等人在加入华兴会的同时，还先后加入黄吉亭创立的日知会，以及黄兴、秦毓鎏、张继等人创办的东文讲习所。

　　1904年9月，华兴会筹划在农历甲辰年10月10日———公历11月16日———慈禧太后70寿辰时，在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黄兴为此变卖“祖遗田产近三百石”。刘揆一告贷约4000大洋。柳大任、彭渊恂、陆鸿逵也捐助财产共计14000大洋。黄兴又与龙璋、杨笃生等筹借约23000大洋，用来购买枪械。“即以龙璋创办之江轮二艘，为运械之用”。在长沙南阳街经营图书仪器印刷业务的张斗枢，“先后捐助达万余元”。

　　在此期间，自任大将的黄兴另设同仇会，专门与江湖会党保持联系。同年9月24日是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同时是浏阳普迹市一年一度举办牛马交易大会的日子，哥老会也将这一天作为开堂拜盟的黄道吉日。黄兴利用这一机会，委派中将刘揆一与化名郑浩然回国的陈天华以及徐佛苏、陈福田等人，半公开地授予哥老会的大龙头马福益少将头衔，并且赠送马福益、龚春台、冯乃古等人长枪20挺，手枪40支，马40匹。以至于湖南臬司庞鸿书在官方公告中通报说：“此次浏阳普迹马会，竟有著名会匪在该处倡赌抽头，乘机散放飘布，经常备军哨弁拿获匪首彭太华、罗得胜即罗本璜二名，禀明解县讯办。”

　　10月11日，旧派经学家王先谦开具“三俞、黄轸、胡元倓、周震鳞、梁焕奎、翁巩”名单，要求署理湖南巡抚陆元鼎予以斥退，被学务总办张鹤龄拒绝。陆元鼎便命令巡防营统领赵春廷加强侦察，巡防营中有狡猾的营兵，与参与起义的会党首领、五路巡查何少卿(绍曾)、郭合卿秘密交往。何少卿被抓捕后供出黄兴、刘揆一、彭渊恂等人的起义计划。10月24日，正在家里过30岁生日的黄兴得到龙绂瑞传递的消息后，逃到龙家躲避。随后，拥有基督徒护身符的黄兴，在黄吉亭、曹亚伯等人的庇护救助之下，于11月初乘日本轮船经汉口逃往上海，从此成为亡命天涯的职业革命家。

　　黄兴感恩圣公会

　　1912年10月5日上午，应袁世凯邀请到北京商谈国家大事的黄兴、陈其美等人乘火车专列离开北京，于当天下午抵达天津。同一天，梁启超乘坐的日本轮船抵达大沽口海面，因船小风大加上港口设施严重滞后，直到10月8日才上岸入城。原本打算对梁启超表示欢迎的黄兴等人，为了赶赴南京参加辛亥革命一周年纪念活动，不得不取消欢迎计划，乘坐当天的津浦路火车前往南京。据黄远庸介绍：“其时，国民党本部(此时为法律派全盛时代)已决议不攻梁，且愿与民主党合，以其时彼等指目任公为民主党之暗中党魁也。其时国民党报方痛骂之，而党魁黄克强方殷勤愿见梁某颜色。以任公在大沽遇风阻滞，候至数日而未得见，黄遂遣书痛骂。”

　　同年11月4日，黄兴在湖南圣公会召开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讲，郑重介绍了黄吉亭等人八年前对于他的特别庇护：“兄弟于宗教见闻素稔，深信此次革命，宗教家为原动力。此说从前无人道及。记十年前在此间联络同志，谋革命事业。部署初定，事为满清政府侦悉，几遭不测，幸有圣公会得保残喘……迨事稍定，吉亭先生又护送至汉皋，保护周至，较之保护信徒尤加一等。”

　　演讲之余，黄兴还给位于今天的长沙市开福区黄兴北路76号的中华圣公会礼拜堂，挥毫题写了充满感恩赞美之情的颂圣祝词：“耶稣圣名，敬拜宜诚，辞尊居卑，为救世人。”

　　◎张耀杰，文史学者，著有《民国背影》等。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