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6月30日本版曾编发过韩福东先生的《广州1914：防不胜防的爆炸暗杀》，此篇亦为其续编。
广州黄埔有一个海军学校，其前身是广东水师学堂。1914年秋天的时候，一个礼拜五，学校收到一封“匪徒打单邮函”，内称：“现欲借该校现银二千元，请即预备，以便早晚使人来取。”
同一天，该校校长周淦在鱼雷局附近的家里也收到恐吓信，索款一千元。此事非同小可，周淦立即嘱咐卫兵认真防守，晚上亦轮流值班，每个学生手持一杆枪，配子弹二百枚。白天则要加班操练射击。两天后，见没什么动静。周淦将两封恐吓信都交给海防办事所备案去了。
收到勒索信的黄埔海军学校。
屡被威胁的广九铁路广州站。
一九一二年，徐宗汉(右二)组建广东北伐炸弹队，自任队长。左二疑为庄汉翘。
疲于应付层出不穷的爆炸暗杀的广东安抚使龙济光。
军校都受到恐吓，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这是广州治安紊乱的一个小插曲，并非只是说说而已，广九铁路的火车，在那段时间就被土匪打劫过，最终导致夜间停止行车。铁路局为此特地请龙济光将军派部队进行保护。在被劫匪劫过后不久，又有署名“彪义堂”、“新汉堂”的“贼匪”分别致函广九铁路管理局，均表示要借洋一万元，否则“炮火无情”。铁路局温局长担心出事，再度致函龙济光，请求派军队认真防范。龙济光下令段旅长、赵团长沿路侦缉，如再发生劫案，惟该二人是问。
海军学校如果被袭，尚可算对国家暴力机器的宣战；而火车遭到打劫，受害的大多是平民百姓了。从当局彼时的表现看，未能很好承担起保护人的角色。乱世，几封恐吓信其实都算不上什么，政府有更急迫的治安问题需要耗费精力解决。
相较于图财的土匪，政府更头疼的是有理念的革命党。1914年11月9日晚，广州城内的第三次爆炸案开始了。
暗杀使经济大受影响
清末革命党的暗杀行动，可谓前仆后继。他们是在不断被抓捕、枪决的高压氛围下展开暴力行动的。
1915年11月，军队中有个叫周康的统领，被当地绅商控告“沟通乱党私作内应且掠勒商民无恶不作”，被拘押多日，经调查后依军法枪决。与其一同受刑另有一人，据说是个革命党人。
同期被抓捕者中，还有女革命党庄汉翘及其弟弟庄耀煌。读同盟会正史，会注意到庄汉翘这个名字，辛亥革命前，她参与广东女子北伐炸弹队，1910年广州起义时，就与徐宗汉等人在香港制造炸弹提供给内地革命者。
庄汉翘被抓捕后，甚得龙济光将军的注意。警察厅将其押解到案后，军法课即连夜提讯。据媒体报道，自10月29日起，对庄氏姐弟连审四堂。庄汉翘“应对如流，一切供词一若绝无隐晦者”；庄耀煌则“言语嗫喏，状态寒栗”。一个细节是，庄耀煌被捕时身着单衣，冻得牙齿打战，审讯官特地叫卫兵将棉衣予之。
广东当局彼时已到四处搜检、镇日调兵的程度，防守固然严密，但也给外界张皇失措的感觉。在革命者制造暗杀氛围的情境下，政府的不够镇静，更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前文提到广东海军学院和京九铁路都收到恐吓函，其实商界收到类似的函件更多。譬如银行业界，即接到匿名信，奉劝银市不可多储现银，因为“不日粤中必有乱事，免遭抢劫”。舆论普遍认为，这是革命党在散布传言，意欲败坏商场，扰乱金融秩序。
恐慌的情绪从商人扩散到普通百姓，大家不知局势将向何处发展，以为大乱将至。本来广州东堤是市内最繁盛之地，在1914年底，也变得萧索起来。整个经济都受到很大影响。
众说纷纭的蔡公馆爆炸案
11月7日这天是星期六，广东的缉私小轮在前山湾查缉，看见一艘渔船扬帆而下，怀疑贩运私盐，但搜查之下，却在船底发现一箱大小共20枚炸弹。他们当即将渔船扣留，并将四名涉案男女押到省城广州究办。
同日，来往于广州和惠州之间的贞记轮，其中有乘客身怀炸弹，因藏匿不慎，突然爆炸，导致乘客死伤过百。因此事发生在广州城外，故媒体对其重视程度远不如广州城内的爆炸案。
两天之后，即11月9日，大概晚上六点二十分，另一起爆炸案发生了。彼时，新会知事蔡国英因父丧尚在七旬之内，故在位于正南街北侧5号门的住宅内举办丧事活动。蔡父已逝近一月，两天前才开始接受吊唁，所以聚集了很多亲友和诵经的僧人。
爆炸案发生后，《申报》稍晚报道的数字是，十三人被炸死，均为过路之人，包括正在蔡公馆乞讨的一对母子。但信息随后又被修正为，死者中也包含公务人员：看门的特务警察一人，镇守使部下排长刘廷、广惠镇守使参谋鲍志鸿的一位小跟班以及刚好由江门来广州经过蔡家门口的会计科员何某，还有一名什长(管理10人的军官)。另外正在蔡公馆做法事的大佛寺一位挂单和尚，当时因在门口观望，也被炸死。除此之外，还有两名三四岁小童、两名十三四岁男孩(正南街25号宝珍楼裱画店的两个孩子均炸死)，女乞丐两人及轿夫一名及其他路人。据称有母子均丧命者———一位妇女“襁负其子”，怀中还抱着幼子。死者均经拍照后，装入棺材。
被炸伤者十余人，后被拉去桂香街中华医院，他们分别为：陈寿，28岁，在长堤做苦力，手背和右脚受伤；周瑞，24岁，头部受伤；吴锦生，43岁，住东门直街，右腿受伤……
消防队和清洗夫在案发后到现场清理了街道。
蔡公馆位于广惠镇守署右便围墙外。观察者认为，投掷炸弹者原意可能是想炸镇守署。因镇守使的围墙很高，砖且坚固，所以只炸坏了最外层砖，有长约5尺，宽约4尺的裂口，第二层砖则只损坏尺许。镇守使墙下两块青色街石，也被炸断分成五块。
炸弹的威力不小，附近电灯电话线都被震断。蔡公馆所受损害最大，屋瓦墙壁均被震坏，门前悬挂的丧球等物，也被震飞。附近6号门是金鼎凌宅，7号门是崇善寄庐，4号门是黄茂谦成衣局，也受到一些损毁。崇善寄庐有一人被炸重伤，第二天早晨死亡。黄茂谦成衣店十余伙计当晚正在用餐，轰然一声响后，大家都震倒在地，有四人受伤(黄应、黄仕、黄腾、蔡喜)最重，臀部和大腿流血不止，另有数人伤势较轻，也送往医院。
爆炸案发生后，举城皆惊，行人避走，军队严查，而商户则关门歇业。
爆炸发生前，蔡国英正到将军行署商谈事情，告辞出来之际，刚行至行署大堂，爆炸案的警报即传来，行署大门开始关闭，令其无法出门查看。卫兵要他滞留了一会，才送其回寓所。避开了爆炸第一现场。
镇守使龙裕光(龙济光之兄)当时正在随宦学堂，亦未受惊险。
爆炸案发时，烟焰沸腾，人声鼎沸。附近的军队如临大敌，因路人讹传炸弹是从蔡公馆内抛出，致军人怀疑有“乱党”在其中，故向门内开了数枪。蔡宅的妇女，听闻枪声，吓破了胆，开始从后门逃跑。军人见有人外逃，更生怀疑，遂将蔡国英及其弟蔡老三及友人李达九，戴上刑具，带回讯问。镇守使龙裕光干涉下，才将三人释放。
龙裕光随后派人去蔡公馆勘验。蔡国英说，家中丢失公债票3000元，现银1100余元，另有衣物首饰、贵重祭品丢失甚多，一时未能清查。龙镇守使承诺将彻查严究。
此前《申报》的报道称，案发时，有一男子手携一物走至门口，站岗的警卫见其形迹可疑，就上前盘问。该人随即将所携之物扔到地上，轰然一声巨响，等警卫知晓其为炸弹，手臂已被炸断。该人现场已被拿获。
但警方的通函显示，警察曾到医院询问了具体情况，据当班岗警陈福和受伤群众欧阳光、毕度、黄田等介绍，在炸弹爆炸之前，看见有一盏大光灯、一个装油的黑铁罐和一个抽气钢管放在蔡公馆对面的墙根处，大光灯和黑铁罐的形状与市面上普通的物品无异，因为蔡公馆连日来一直在办理丧事，也点这种大光灯，所以大家都没觉得异常。在看见这个大光灯数分钟后，它即爆炸。依此，则此前警卫盘问引发爆炸的说法似不实，而嫌犯亦并未被现场抓获。
但据媒体报道，当天晚些时候，有7名嫌犯被捕，龙济光将军还传蔡国英家属到案质证，以免凶徒漏网。案发第二天，蔡公馆门首的榜文、门条等都已撕去，大门紧闭。附近的都府街口排出大队军队把守，不准行人往来。将军行署和广惠镇守署的戒严尤为严厉。
当局左手瞒报，右手滥抓
当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爆炸案后，广东省的龙济光常致电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讲述案件概况。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上海媒体发达，而流言每每失实，龙济光希望借此传达广东官方想要公布的内容。
譬如在蔡公馆的爆炸案发生之前，上海曾流传广东爆炸伤毙千人的传言。龙济光在给郑汝成的信中说：“查粤省紧邻港澳，乱党易于出没，时谋扰乱，迭经破获不少。上月有沁等日，省城水警厅后及东堤酒楼前面两发炸弹。警厅毫未伤损，惟东堤致毙苦力及游人十余名，并无发现伤毙千人情势。现在省防安靖如常，近日惠州虽有乱党股匪勾结起事，业已派兵剿办，连战皆捷，败匪窜散。诚恐远传失实，谨此布闻。”
很不幸的是，在这封函件刚发出没多久，蔡公馆的爆炸案又发生了。龙济光又和广东巡按使李国筠再度致电郑汝成，内称：
昨庚日又于城内正南街发见炸弹，复伤行路十余人，此外毫无伤损。秩序如常。城厢安堵。惠州前有乱党洪兆麟等勾结盗匪，抢劫墟市，居民切恨。已分路痛剿，余匪窜散……
和前两次爆炸案刚发生之际，广东官方瞒报伤亡一样，这一次蔡公馆爆炸案，第一时间政府仍称“伤行路十余人，此外毫无伤损”，否认有人死亡。这是当时的维稳思维在作怪。既然革命党试图制造社会恐慌，执政者就致力于压低伤亡数字，尽可能营造“秩序如常”局面。屡教不改，乐此不疲。不仅压低伤亡数字，且否认案件的政治性质。
《申报》评论员“默”在蔡公馆爆炸案发生前三天，即11月6日所刊发的《乱党乎？非乱党乎？》中挖苦说：
凡发一案，捕一人，无论何种情形，官府应必目之曰乱党、乱党。况炸弹为党人唯一之标帜物。广东所发现之炸弹，死伤又若是之巨，宜无不认为乱党矣。然而粤警厅之示文一则曰于乱事绝无关系，再则曰彼政治革命之乱党，当亦不会出此下策，可证其决于乱事无关。
“默”分析说，此前大肆抓捕，似乎人人皆为乱党之事，而今忽然又极力为之开脱，真是一件奇事。之所以如此，应是怕“乱党”引发人民惊慌。“为安定人心计，非不甚善。然而一方面则又大捕党人，凡稍涉疑似者，则曰此乱党机关，与炸弹案有关系；彼乱党头目，与炸弹案有关系。自此案发现而拘于狱、戮于市者已累累然，不可计数。粤民何辜？既枉死于炸弹之下，复以炸弹案而大被牵累。安定人心者，而顾出此耶？吾诚百思而不得其解。”
这篇文章重点批评广东当局左手维稳瞒报，右手滥权抓捕的行径。民初的一个好处是，言论自由权利，相对得到保障，尤其在上海租界，这对公权力构成一定的制约。
龙济光两次致函郑汝成，都谈到惠州的叛乱。这在当时，也是困扰广东当局的头等大事。其真相到底如何，而爆炸案最终的侦破结果又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韩福东，媒体人，历史专栏作家，现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