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脍炙人口的革命定义
1926年6月，在广州的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见到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出征的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接受了黄埔军校的军事训练，即将迎来实战考验。
不过，在哈雷特·阿班这个未来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看来，出发的队伍暗淡无光，“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棉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北方政局动荡不安，湖南政局的一系列变化为国民政府北伐创造了良好
时机，北伐呼声高涨。图为广州各界群众请愿出师北伐。
《广州民国日报》登载的北伐军占领武昌的消息写道：“我军夺获敌枪万
余枝，蒋总司令进驻羊楼洞，吴逆佩孚已逃至广济，陈贼嘉谟经已失踪。”
南都记者高龙翻拍
哈雷特·阿班目睹了队伍循着羊肠小道，消失在广州北部的群山之中。直到数月后，他们的表现方让哈雷特·阿班震惊。这场反帝反军阀的战争取得了一系列大捷，也让许多影响深远的名词登上历史舞台：土豪劣绅，革命，反革命。
北伐之争北伐遭到苏联政治总顾问鲍罗廷以及陈独秀反对
北伐军离开了混乱的广州。“街道污秽不堪，泥泞湿滑。”哈雷特·阿班描述。彼时，白云山土匪横行，游客不敢涉足。珠江上时有海盗出没。
历时一年多的省港大罢工仍在进行，不过已经变味。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其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任意查禁和捕人，几成第二政府。4万罢工工人靠国民党主持的粥厂养活，一天开饭两顿，每天开销是7000- 10000美元，总共已花去近400万美元。
北伐是国民党的脱困之道。哈雷特·阿班写道，“到了6月底，广州仿佛一只被榨干的柠檬。汁水没了，滋味消尽。它成了一座淡然无味的城市。”
早在1925年9月20日，国民革命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制定了《北伐的军事规划》，设想先集中兵力，取湘、赣，再以大部攻克武汉三镇，占据汉阳兵工厂扩充部队，然后有可能东进到上海。
规划明了。不过北伐遭苏联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反对。1926年6月7日，陈独秀也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中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
陈文让一心北上的蒋介石恼火，“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影响重大”。
此前的1926年5月，冯玉祥派人到广州联络，想和国民党结盟。
刚刚加入革命军的唐生智部队受到攻击，北伐提前了。桂系的一部和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先行北上湖南支援。
北伐部队分为八个军。第一军是由黄埔军校的几个教导团发展起来的。第四军独立团，即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将在日后的战斗中成名。
北伐的任务是反帝反军阀。1926年7月9日的《北伐誓师词》提到，“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
军阀溃败吴佩孚谈到，“蒋有他的长处，办了黄埔军校，今天发展到这样大的力量”
北伐的三个敌人，经常出现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
在上世纪20年代，吴佩孚在国内外声誉颇高。1924年9月8日，吴佩孚出现在美国《时代》封面上，成了《时代》封面上第一位中国人。文字写着：吴将军——— 中国最强者。
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美国人约翰·鲍威尔多次采访吴佩孚。他说，从1922年到1928年，蒋委员长建立南京政府之前，是中国的军阀混战时期。在这一混乱阶段，吴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一个能干而有个性的人物。
作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吴佩孚命运多舛。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吴的主力大败。吴佩孚从塘沽登舰南逃。
转机在1925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的张作霖，势力迅速扩张，使占据东南的直系另一大势力孙传芳受到军事威胁。
1925年10月，孙传芳联络多省代表开会讨奉，决定拥吴佩孚出山主持全局。彼时吴佩孚虽无雄兵，但声望仍隆。此后在多路军阀的支持下，吴佩孚任14省讨贼联军总司令。
1926年6月，吴佩孚联合张作霖，发动对冯玉祥国民军的南口之战。吴亲自督师，但战事进展缓慢。此时，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吴佩孚面临南北两面受敌之势。
虽有多个急电催促南下，但吴佩孚低估了局势，坚持“南口一日不克，本总司令一日不能南下”。
他反而催促孙传芳向广东用兵，缓解南线压力。但孙回电婉拒，“目前赣南吃紧，对湘事不能统筹兼顾，只能为相当之援助，仍请我帅自行主持。”
两人都为自己的战略决策付出代价。等吴佩孚耗时4个月赢得南口战役时，北伐军已攻占湖南全境。吴失去了战略缓冲地。
吴佩孚重新崛起后，号称有20万兵力，但多属杂牌军，真正属直系的部队不多，战斗力与昔日已不可同日而语。
在湖南，北伐军碰到的敌人是23个大小军阀，谈不上强大。直到深入湖北咸宁，北伐最惨烈的战斗才展开。
8月27日，吴佩孚至前敌。那是湖沼旁边的汀泗桥，一座著名的铁桥，武汉的门户。桥上设铁丝网，附近山水要道筑防御工事。吴陈重兵于铁桥两端和附近高地，加上此前江水暴涨，北伐军面临极大困难。一天夜里，第四军一部用渔船数十只渡过河去，趁敌守军酣睡，自敌后向桥北守军攻击。敌军秩序大乱，溃不成军，北伐军力克汀泗桥。
另一处惨烈的战斗发生在贺胜桥。该桥周围遍地都是茅草和小丛林，阻碍视线，不利于防守。这场战斗以吴佩孚的极端军事措施闻名。吴设置机关枪、大刀队于桥上，凡畏缩退却者立马被射杀。吴还手刃退却的旅、团长数人，悬其头于电线柱上。吴的溃兵后退无路，被迫向大刀队作反冲锋。吴的指挥列车也遭射击，一名副官被打死。吴砍了一个旅长的首级示众，但最终无法挽回败势。
拿下汀泗桥和贺胜桥后，通往武汉之路洞开。北伐军围困武昌城达40天，最终破城。围城期间，守军每天放出2000难民，争挤淹死的很多。
北伐老兵李觉回忆，围城期间，双方每日只互相喊话或对骂，互不放枪，吴军看到北伐军抽烟，便讨烟抽，北伐军便叫他们用绳子将烟吊上去。
北伐军攻打武昌时，苏联顾问铁罗尼的俄文翻译纪德甫被流弹击中，牺牲于李一氓身旁，李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他在诗歌《春之奠》中写道，“你的血并未染出半朵自由的鲜花，从棺材中把一点一滴的尽浸入泥沙。”
溃败后，吴佩孚坐火车离汉北去。吴后与旧部谈到蒋介石，“蒋有他的长处，办了黄埔军校，今天发展到这样大的力量。”
禁鸦片税军费最倚重鸦片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即桂系部队
浩大的北伐行动，军费除苏联援助和销售国库券借款外，鸦片是重要来源。
李宗仁回忆，当时军饷最大的来源是“禁烟特别捐”和“防务经费”两种。“禁烟特别捐”即鸦片税。
民国时，中国为国际禁烟签约国之一，不便明征鸦片税，就采取“寓禁于征”的方法，设禁烟局，下设禁烟督察处，实际是鸦片征税和贩运保护机构。李宗仁提到，在广东每两烟土课税在一元以上，收入很大。鸦片税由政府招商投标，再由大小公司层层承包税收。
军费最倚重鸦片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即桂系部队。第七军攻到长江流域还依靠广西提供军饷，数目是该省收入的20%-30%。副党代表黄绍竑靠鸦片税来完成军费筹措。1926年至1929年，广西鸦片税每年平均达1000万，大部分直接用于军费。
1926年，蒋介石给黄绍竑写信称，在广东给广西的财政资助还很有限的情况下，减少“特货”贸易会“有所不便”。“特货”即鸦片。
1926年5月，广西梧州成立了广西银行以控制该省的纸币发行。纸币最初由200万鸦片收入做担保。
《鸦片政权》一书谈到，当国民党统一中国时，他们已在广州实施了好几年鸦片垄断。
大革命高潮时，革命政府要彻底禁绝烟毒。1926年，北伐军到武汉后，鸦片专卖和推销稍有收敛。但宁汉分裂后，又活跃起来。
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将出售鸦片的垄断权交给杜月笙。杜月笙给了政府一大笔钱。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在上海和长江下游其他城市也建立了鸦片垄断，为北伐的完成提供资金来源。
南京的财政部次长郑洪年承认，“目前，我们的禁烟计划只是一种提高税收的方法。要是考虑到禁烟政策的话，那它不但没有禁止鸦片，实际上反倒允许人民沉湎于毒品之中。”
土豪劣绅两湖先后推出《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一时间土豪劣绅纷纷外逃
大革命的一大组成部分是农民运动。运动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名词：土豪劣绅。
“发动农民，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锋不可。”政治总顾问鲍罗廷说。
导致运动兴起的一个根源是1925年的湖南大旱。该年2月期间，长沙聚集灾民约13万人，平均每日来长沙的灾民有2000多人。在街市冻饿而死的人，每天有两三百名。
北伐军到湖南时，当地农民协会迅猛发展。1926年底，湖南70多个县建立农民协会，有组织的农民发展到50多万。
两湖先后推出《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但土豪劣绅定义极为宽泛。比如湖南省制定的条例，第一条就称，“反抗革命或阻扰革命者”。有的地方把凡拥有50亩地者一律当作土豪，将穿长衫者一律视为劣绅。胡愈之在《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一文提到，“土豪劣绅往往不问姓名，就被戴上高帽子游街。也有当场经群众审判后立即枪决的。”
“打倒土豪劣绅”成普遍口号。报载，到1927年1月，湖南农民已捕毙著名地主数十名。处决土豪劣绅，有的直接枪毙，有的用梭镖刺死，有的用锄头打死。一时间土豪劣绅纷纷外逃。
“简直是疾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述当时的情形。该文中，毛泽东提出脍炙人口的革命定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湖北农民运动也是疾风暴雨，采取任意处决，砸庙堂和祖宗牌位等极端措施。
但同时农民也遭地主杀戮。自1926年8月至1927年3月，地主组织团防残杀农民事件有十多起。
1927年2月28日，湖北发生阳新惨案。省工会、农民协会共9名领导被绑起，淋上洋油烧死。随后农民报复，一举处死45名乡绅。其中25人被私刑处死，另外20人被农民扭送县署，并在农民坚持下枪决。
在湖北，有些地主自愿放弃土地求保命。在黄冈县，有个地主把地契交给农民协会说，“请收下这些土地，快点实现共产吧———到那时我也能获得自己的一份。”
农民暴动动摇了革命基础。北伐军多数兵源在湖南，许多军官的土地财产乃至家属受到侵犯。有的地方，对北伐军军官家属、亲戚的土地和财产，不加区分地没收，对他们同样逮捕、游街。即使普通士兵寄回家的钱也往往被农协没收。
农民的极端行动，导致马日事变。发动者是驻守在长沙的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幕后支持者是何键。农民被杀的在万人以上。
除了土豪劣绅，“反革命”一词也在北伐中闻名。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制订了一个《反革命罪条例》。这是中国首次正式立法将“反革命”定为一种刑事罪名。
反帝浪潮广州、长沙、武汉相继出现罢工、集会等行动
反帝是北伐的另一大目标。
1926年，广州的罢工者关闭教会医院，在医院外设立纠察线，断水、断电等，重症病人只好被送回家。不过这年10月，广州政府单方面决定停止对英国的贸易封锁和罢工，双方关系有所缓和。
1926年年底，长沙大部分教会学校都关闭。许多布道站受到了骚扰，传教士被赶走。
1926年底，英国和国民政府接触，考虑对其外交承认。英国希望国民政府承担各类条约的责任。然而，年底武汉的反英示威达到高潮。
1927年1月3日，武汉出现大规模的反英集会。在租界路障旁，群众和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发生冲突，5名中国人被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刺刀刺伤。
事态升级，群众冲进租界。在事态失控下，英驻汉总领事要求中国军队来维持秩序。租界的市政当局决定把巡捕房交国民政府当局负责。租界里的外国人集中在江边准备撤离。国民政府在英租界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
以这种戏剧性方式，汉口英租界被收回。
北伐成功最终，北伐最后的敌人——— 奉系被逐出北京
武昌被围后，北伐军和孙传芳的战端开启。
1925年，孙传芳经过与奉系的战争，将对方的势力范围限定在徐州。这年11月，孙传芳凯旋回南京，在南京成立五省联军，号称20万兵力。
对两湖战事，孙传芳坐观成败。其“保境安民”思想，迎合了其统治区域民众的和平诉求。
蒋介石和孙传芳一边谈判，一边在江西用兵。
吴佩孚兵败两湖后，孙传芳面临唇亡齿寒的战况，其内部也有多路将领倒戈。国民革命军经过几次争夺，占领南昌，之后又连克上海和南京。
在强敌面前，孙传芳联络直鲁联军，与国民革命军进行了多次较量。但经江苏的龙潭一役，其所部阵亡、淹死达两万，彻底被击败。
经清共、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和下野后，1928年，重新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发动了二次北伐。参加此次北伐的包括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的桂系。
最终，北伐最后的敌人———奉系被逐出北京。败退路上，在沈阳城外的皇姑屯，奉系首领张作霖被日军炸成重伤，不久离世。
“欢欢欢，南方来了白青天，照得满地红，云雾四外散，人民享受幸福万万年！”当时一首山东民歌这样歌颂北伐。
1928年7月初，蒋介石和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一起前往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孙中山的遗体存放在庙里一口大银棺中。主祭蒋介石恭谒孙中山遗容时，放声大哭。
但和平远未到来。不到两年，当年碧云寺的哭灵者之间再次爆发连串战争，战火重临中原。
参考资料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华民国史》(第六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
《民国猛士吴佩孚》(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版)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民国采访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直系军阀史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鸦片政权》(黄山书社2009年版)
专题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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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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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南都记者 高龙
图片来源（除署名外）：
《黄埔军校图誌》(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著)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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