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共和是孙中山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其来源，无非是其所处环境，所受教育，所交朋友，所怀信仰。

　　11岁即学英文

　　1866年11月12日，一名男婴，降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围墙外的一间孙姓人家的泥草屋中。长辈照例在族谱上，为其添上一个谱名：德明。稍后，私塾先生为其取学名“文”，字“载之”，号“逸仙”，别号“帝象”。“逸仙”日后流亡日本时，曾广用化名“中山樵”。辛亥革命后，“逸仙”便以“孙中山”见称于世。

　　据陆皓东的侄子陆灿回忆，1860年代，翠亨村有100多间砖瓦房。在这片砖瓦房的四周，筑有一道矮围墙用以围护。围墙外面散布着一些泥草屋，翠亨村的贫苦农民，就居住在这些泥草屋里。由此可见，孙中山出生时，孙家几近赤贫。直到10岁，家人才勉强让孙中山入读村中的私塾，所学不过《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蒙学读本，并非孔孟完备之学，更与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无缘。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源自于其西学的经历，并得益于其宗教信仰。

　　广东香山县紧邻澳门、香港，是近代传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汇和碰撞点。据民国名士陆丹林考证：孙中山最初接触西方传教士并非在夏威夷岛，而是在翠亨村。“总理最初和西教士的接触，是在民国元年前三十五年，他十二岁，在香山县翠亨乡，从美教士克尔习英文。这位克尔教士，可以说是他开始认识西方文化的启蒙师，同时也可以说他最初和基督教接触的开端”。

　　也就是说，1877年，11周岁的孙中山就在翠亨乡(村)从美国传教士克尔学习英文了。当时，美国传教士给中国人教授英文，多以圣经故事为读本。孙中山正是自英文学习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文化熏陶，并对外面的世界产生强烈兴趣的。据说，幼年的孙中山为到邻乡的教堂看一张世界地图，竟不怕辛劳，徒步往返十几里路。这种渴求新知、仰慕西学的态度，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初基。

　　西学打开了孙中山的眼界

　　1878年5月2日，12岁的孙中山终于有机会随母亲自香港乘船前往檀香山。走向世界的少年孙中山“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1897年11月，孙中山在记述自己的求学经历时写道：抵达檀香山后，“母复回华，文遂留岛依兄，入英监督所掌之书院，肄业英文三年，后再入美人所设之书院肄业。此为岛中最高之书院。初拟在此满业，即往美国入大书院肄习专门之学。后兄因文切慕耶稣之道，恐文进教为亲督责，着令回华。是十八岁时也。抵家后，亲亦无所督责，随其所慕。居乡数月，即往香港，再习英文。先入拔萃书室。数月之后，转入香港书院。又数月，因家事离院，再往夏岛数月而回。自是停习英文，复治中国经史之学。二十一岁改习西医，先入广东省城美教士所设之博济医院肄业，次年转入香港新创之西医书院，五年满业，考拔前茅，时二十六岁矣。此从师之大略也。”

　　换言之，在檀香山、广州和香港三地求学的14年经历中，孙中山一共入读过6所学校，这6所学校都是外国人办的新式学校。其中5所更是教会学校。

　　在教会学校里，孙中山接受了长达14年的科学教育和系统的科学训练，并同时接受了基督精神的熏陶。一种与以往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科学知识和基督文化就此植入孙中山的脑海。破败和落后的景象，对国家现状的不满与挺身拯救的意念便在孙中山心中萌生。这种不满与拯救的意念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识的增多而不断叠加，直至上升为一种救国救世的政治抱负———照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样式来改变祖国的现状。

　　关于所受教育对孙中山的影响，蒋廷黻有十分精到的分析：“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文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第二，中山先生(所接受)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速成学校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能超越别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

　　笔者认为，更值得庆幸的是，孙中山是自费留学者，完全独立于清廷的体制之外，行事不用看清廷的眼色。比他年长12岁的严复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弃医从政

　　1892年7月，孙中山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毕业后，先在紧邻家乡的澳门镜湖医院出任西医。虽医术精良，却屡受葡国医生及镜湖医院旧势力的排挤，故而转往广州发展。

　　1893年底，孙中山在广州西关冼基设立“东西药局”，以行医为掩护，展开反清活动。当时，人们的思想还十分保守，凡听闻孙中山言及反清等事，“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聚集在孙中山周围的人并不多，中以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区凤墀、左斗山、王质甫等人与孙中山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也全都是基督徒知识分子。是孙中山反清初期所依靠的核心力量。

　　这群基督徒知识分子之所以走上反清的道路，“不是基于无法循正途跻身社会上流阶层，而是基于基督教所赋予他们的一种理想，以及被祖国的政治社会现实所触发，从而走上这条反清的路。这也是他们在革命事业中肯舍弃个人利益，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计的原因。他们是从旧社会传统出来的人物，但他们本身却服从他们所预见的新秩序，而同时也抱着这个理想去从事革命。”

　　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等晚清基督徒知识分子救国救世，既不是奉行文化主义，也不是纯粹为实现基督教的理想，更不是以打倒传统文化为职志。他们关注的是由异族腐败统治而引致的民不聊生、外患频仍，以及亡国亡种的险境。他们所关注的是政治而不是文化。基督教理想只是作为他们革除祸国殃民的帝王专制政制的一个药方而已。孙中山曾说过：“为吾人之宗旨，无非欲得一良好政府而已。”“革命之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由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国。”可见，若当政的不是满人而是汉人，孙中山等基督徒革命者也一样会去推翻它的。

　　于是，孙中山等基督徒革命者或曰教友党人，便常以东西药局、圣教书楼内后进礼拜堂及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位于今广州市文德路62号范界内)为集会地点，共议时政。1893年冬，他们在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密商改造中国方针”，提议组织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并推举同会党有联系的郑士良为首长。这就是兴中会的雏形。

　　上层走不通，转向底层

　　诚然，正如以色列学者史扶邻所言，1893年冬，孙中山向陈少白和郑士良等人提出成立“兴中会”的建议后，内心依然是存在矛盾的。他曾经为与改良主义权贵结盟作最后一次尝试——— 上书李鸿章。当时的孙中山是“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使“维新之机”“发之自上”，变革朝政，维新中国。

　　1894年6月，孙中山与陆皓东一起北上天津，通过郑观应、王韬等关系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条陈改良自强的主张，孰料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之后，孙中山与陆皓东一起前往北京，“以窥清廷之虚实”。孰料竟发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即，朝廷上下不是在忙备战，而是在忙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

　　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孙中山们的良好愿望，迫使他们转而以“强迫”的手段造反直至革命———“吾党党员本利国利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寝阁不报。顾中日战事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不特对于上书请愿之人加以谴责，且谓此等陈请变法之条陈，以后概不得擅上云云……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知满清政府积弊重重，无可药救，非彻底改造，确不足以救亡。”“从此以后，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孙中山决计放弃改良，转而“造反”、革命。他离开天津南下到上海找乡里贤达郑观应。在郑观应的协助下，于当年秋天乘船前往檀香山寻求华侨乡亲的帮助，发展革命组织，启动革命计划。

　　以美国共和为榜样

　　有学者认为，当年逃回翠亨村的太平军士冯爽观，善于讲述太平军的故事，幼年孙中山受其影响，立志模仿洪秀全反清革命。笔者不否认幼年孙中山或曾受太平天国故事的影响。但成年后的孙中山，并不以洪秀全为榜样。孙中山对洪秀全有过不少批判，尤其是对“洪秀全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己做皇帝”的批判。孙中山曾明确指出：依我的观察，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

　　洪秀全虽然也反清，但他完全没有受过西方新式教育(有研究称，这个自称的“上帝的儿子”，竟然连《圣经》都还没有读过)，没有接触过满清专制体制以外的任何参照物。所能提出的最高纲领，也仅限于“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他革满清皇帝的命，只是为了自己当天王(皇帝)而已。他所要建立的“天朝”只是取代满清王朝的另一个帝王专制王朝“洪秀全得了南京以后，我们更能看出他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他深居宫中。务求享作皇帝的福，对于政事则不放在心上。宫廷的建筑，宫女的征选，金银的聚敛，官制宫制的规定，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所最注意的。”如此洪秀全，怎么可能超越帝王专制的模式，提出“终帝制而起共和”的革命目标，又怎么可能成为孙中山，以及孙中山革命的榜样？

　　孙中山的革命是以美国为榜样的。回溯孙中山在夏威夷求学期间，正当美国自由民主思想在檀岛流行之时。以致孙中山受美国自由民主思想影响日深。当地的外侨基督徒一而再，再而三地举行推翻君主，新建共和的武装起义，给孙中山以极大的启示。近有张玉法的研究证明，夏威夷共和革命是孙中 山 革 命 的 直 接 榜 样 。1894年7月4日，夏威夷“选定美国独立118年纪念日成立共和国，其倾心于美国体制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是，夏威夷共和国建立之后的三个月，孙中山至夏威夷成立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兴中会誓词中的‘建立合众政府’，实际上也是想仿照美国的政治制度。”

　　王立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写道：“正如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乔治·安德森1912年1月11日向国务院提交的长篇报告所指出的，孙中山深受美国的影响并渴望得到美国的支持。孙中山的整个革命运动的重要基础是美国式的，无论是财政支持、革命理想、政治体制还是革命精神都来自美国……卷入革命运动的中国人士之所以选择了共和政体，不仅因为这一政体能给他们带来他们一直追求的自由，而且还因为他们相信，美国的联邦[州]制适合省份众多、条件各异的中国的特殊需要。他们决心效仿美国的政治模式，希望得到美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孙中山本人也说：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其革命思潮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欧美传进来的。又说：“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国民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

　　此外，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的核心建筑样式，也可以佐证“孙中山以美国的民主共和模式为中国革命的榜样”这一观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的核心建筑由墓圹、自由钟亭和纪功坊所组成。整体设计理念出自林森。林森是国民党人中受教育背景、宗教信仰以及海外革命经历等与孙中山最为接近者，同样深受美国的教育和影响。他授意设计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墓圹中央矗立着一座自由钟石亭，石亭顶部的自由钟，就是美国独立的象征物。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核心建筑，就是孙中山以美国民主共和为中国革命榜样的注脚和物证。

　　◎ 卢洁峰，学者，现居广州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