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医生，创制了“应急蝠油散”、“仁丹”等成药，享誉星洲；他也是头脑精明、擅长经营的商人，连开4家药房药厂，家底丰厚；他更是倾尽家财资助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卖厂卖屋，抛妻弃子，只为追随孙中山实现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理想。他就是潘受之（1873-1962），一位并不为当代人熟知的粤籍华侨商人。
潘受之的照片。
潘受之在药房前和孙夫人等人的合影。
孙中山先生给潘受之颁发的“旌义状”。
坤甸苏丹皇给潘受之的信。
潘受之老先生保留的当时的“拾圆”纸币。
近日，记者走访了广州老城区深巷中的潘受之嫡孙潘海夫和他太太，为读者讲述了潘受之鲜为人知的故事。
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享誉星洲
人民北路彭家巷44号，广州老城区一栋最普通的旧楼。客厅狭小拥挤，家具陈旧。若不是看到墙上泛黄的照片和醒目的“旌义状”，街坊邻居根本不知道，这里住着的竟是曾享誉星洲、倾尽家财支持革命的粤籍侨商潘受之的嫡孙。
“阿爷是广东三水人，17岁就随父亲去了新加坡学医，他医术高明，像‘应急蝠油散’、‘ 疳积散’、‘仁丹’等成药都是他创制的，在南洋很畅销。所以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开了4家药房、药厂，著名的广生堂大药房就是其中之一。还在越南西贡等地有多处房产，非常有钱。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乐于为贫苦大众赠医施药，因而享誉星洲。”潘受之的孙子潘海夫介绍道。
“这是‘坤甸苏丹皇’1931年给我阿爷颁发的“特别通行证”，上面还附有苏丹的头像和亲笔签名”潘海夫指着墙上一张类似于奖状的外国证书（仿品）告诉记者。证书已经泛黄，但还能看清上面的中文。证书称潘受之医术高明，苏丹及其家人多有受益，因此颁发此证，以示表彰。“有了这个证书，阿爷就可以在坤甸境内自由通行，而无需任何证件。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也是对阿爷医术和为人的肯定，说明他在南洋有很高的声望。”潘海夫自豪地说。
“旌义状”已是“镇馆之宝”
除了“通行证”，斑驳的墙上，一张“旌义状”和一张“委任状”显得格外耀眼，上面“孙文”的亲笔签名和大大的红印仿佛在讲述着潘受之当年为革命慷慨解囊的义举。“这就是阿爷倾其一生、倾尽家财资助革命的最好证明。”潘海夫说。记者看到，这张“旌义状”颁发于民国元年，也就是1912年农历3月初一。以朱红色缠枝纹花为边，嫩绿底色。上面写着“潘受之先生于中华民国之始，踊跃输将，军储赖济，特给予旌义状，奕代后民，永多厥义，此旌"，落款是“临时大总统孙文”，并盖有朱红阳文篆体方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而“委任状”颁发于民国9年，上面也盛赞了潘受之捐助革命的光荣事迹，署名依然是“孙文”。
“‘委任状’有很多，并不稀罕，后来给革命捐过钱的，不少人都有‘委任状’。可是这个‘旌义状’却非常珍贵，数量不多。因为必须要捐了好多钱，并且一路支持革命的，才有可能在民国伊始，由孙中山亲自颁发‘旌义状’。”潘海夫介绍道。
据了解，目前挂在潘海夫家里的“旌义状”是仿制品，而真品现已被广州大元帅府博物馆收藏，是国家二级文物，也是大元帅府的“镇馆之宝”之一。大元帅府评价该旌义状“虽经近百年沧桑，但颜色仍然鲜艳且保存完整，实在是难能可贵”。
卖厂卖屋捐款助革命
据史料记载，潘受之行医期间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 他不但自己倾资捐助以助国民革命，还与邓慕韩、邓青阳、居正等革命人发动募捐。并在坤甸副埠、新加坡、八打威等埠创办《华侨日报》、《中兴日报》、《晨报》等报和图存学校、德育女子学校以及图存阅报书社、民峰社剧团，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揭露清朝统治者的罪行，声援国内革命，激励华侨同胞起来斗争。其爱国行动深得孙中山赏识。
“阿爷加入同盟会时还很年轻，才34岁，事业如日中天。但他为了支持革命，不但把多处物业卖了，还忍痛卖了自己一手创办的2间药房和药厂。卖的钱全部捐给了同盟会。到底他捐了多少钱，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了。只知道除了‘旌义状’和‘委任状’，我阿爷还留下好多革命债券，大部分都在文革的时候烧了，我记得其中很多都是‘一百元’一张的。”潘海夫痛惜地说。
孙中山赠的拐杖带入棺木
据了解，对于潘受之倾其所有支持革命的爱国行为，孙中山十分赞赏。“孙中山亲笔题写‘节义留芳’四字，刻制坤甸横匾赠给我的太婆，也就是我阿爷的母亲。并且以私人名义送给我阿爷一根坤甸拐杖，以示情如手足的意思。阿爷去哪里都拄着它。当时人们都知道，这个拐杖是孙中山送的，我阿爷对此也很自豪。他对孙中山十分崇敬，与他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所以去世后，家人就应阿爷的心愿，把这个拐杖放入棺木中，与阿爷一起埋在了广州燕子岗。谁知后来起骨移葬老家三水时，孙中山送的这个拐杖却不翼而飞，真是可惜！”潘海夫说。
去世后没给子女留下一间屋
1962年，潘受之以89岁的高龄病逝于广州，结束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他去世时，除了“旌义状”、相片、革命债券等有着特殊意义的纪念物，几乎没有给潘海夫的父亲留下任何财产，“屋都没有一间”。“我有记忆开始，我们家就住在南华西一套十几平方米的公屋里。1969年全家回三水农村耕田，1976年才又回到广州。后来几经辗转，才住进了彭家巷44号这套70来平方米的房子。现在还有一个亲姑姑在三水老家，生活也很困难。”潘海夫讲起自家的坎坷，面露沧桑。他和妻子一路以来都是临时工，或在街边卖卖早餐赚点外快。如今，两人拿一共1300元的低保和居民养老金度日，生活颇为窘迫。为了帮补家计，他们早年时不得不以几千元的价格“贱卖”了祖父潘受之留下来的4张革命债券和时任国民党财务部主任的廖仲恺接收潘受之捐赠时的信札。幸好后来广州建大元帅府博物馆时，广泛向民间征集辛亥革命文物，潘海夫一直舍不得卖的“旌义状”“委任状”以及孙夫人与潘受之合影等3份珍贵文物， 才总算得以被博物馆收藏，并付给了他一笔比较合理的费用。
南洋后人怨他“倾尽家财”
如今，潘海夫还会回老家三水去给潘受之上香。潘海夫说，阿爷在新加坡、香港都有孙辈，但他们几乎一次也没回来祭拜过，“他们心里有怨气，认为阿爷为了革命不顾子女，导致家道中落、妻离子散。”潘海夫说。据他介绍，潘受之在南洋娶过几房太太，一共有十来个子女。只有潘海夫的父亲3兄妹住在广州，其他全部都留在南洋。“当时我阿爷为了支持革命，卖了药房和物业，只留给他们少量产业维持生计。后来，阿爷更是因为革命被驱逐出境，导致家不成家。他们认为阿爷卖厂卖屋资助革命是蠢过头了。”潘海夫说。记者 李楠楠 吴瑕 梁建敏 夏令 摄影 郭柯堂
（来源：《信息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