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笔者在搜集美国来华传教士那夏理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则有关孙中山晚年的新资料：1923年孙中山委托其秘书陈友仁致那夏理的函件。这则资料在《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全集》、《国父全集》等现有研究孙中山的主要文献中均未有提及。这封由那夏理后人提供、现藏于香港真光中学的函件，对于研究孙中山晚年的活动不无裨益。

真光学校创始人那夏理。

致那夏理函，落款人是陈友仁。

　　“孙中山致函”说的歧义

　　那夏理(H arrietN ew ellN oyes，1844-1924)，美北长老会在广东布道的少数女传教士之一。1867年，奉美北长老会海外传道会之命来华传教，于1868年1月14日抵达广州。在华期间，她向美北长老会倡议兴办女子寄宿学校。在美北长老会海外妇女传道会的协助下，她实现了兴学目标，1872年在广州创办“真光书院”，为众多贫困家庭的女子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后人对那夏理所知甚少。不过，她所创办且延续至今、分布在穗港等地的七所真光学校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然而在出版的有关那夏理的书籍资料中，一些史实多有歧义，尤其对1923年孙中山致函那夏理一事更是莫衷一是。譬如，《南风窗》2010年第21期刊载的署名何明星的《从传教士教育家到红色书店的掌门》一文就这样描述：“1923年5月她(那夏理)返回美国，孙中山给她发去信函，感谢她为中国妇女教育所做的贡献”；而2008年10月16日《香港经济日报》上李韡玲撰写的文章《立志》中则提及：“在台上讲话结束前，我希望有个像样的结论，脑海里忽然浮现那夏理女士退休回美国前，孙中山先生亲自去信多谢她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对于这一事件的叙述，上述两文中均存在歧义。

　　致函的是陈友仁

　　1923年5月16日那夏理女士离华返美时收到的英文信函(现藏于香港真光中学)全文如下：

　　尊敬的那夏理女士、毕美意女士：

　　在你们离开广州前往美国前夕，孙中山先生代表广东人民对你们为广东女子教育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表示感谢。在孙先生看来，你们给在真光学校受过教育的6000多名学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在此，他谨祝你们归途愉快！

　　函件落款人不是孙中山，而是他的秘书“E ugeneC hen”。据相关史料考证，“E ugeneC hen”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陈友仁的英文名。陈元珍在《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记载：“陈友仁(EugeneC hen)，祖籍广东顺德，1878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南部的圣费尔南多镇，从小接受英国教育。1912年初，他为响应辛亥革命，回国效力，先后当过交通部的法律顾问和英文《北京每日新闻》的编辑，随后创办了英文《京报》。陈友仁政治观点鲜明，文笔犀利，他撰写了许多抨击北洋政府、褒扬南方政权的评论性文章，由此获得了孙中山的好感。1917年，英文《京报》因抨击北洋军阀而被迫停刊，陈友仁随即离京南下追随孙中山，从此伴随其左右，成为其晚年不可或缺的助手。陈友仁不仅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设计者，而且还参与了他晚年的许多重要决策和活动。他常常饰演孙中山代言人的角色，被誉为‘孙中山先生最亲密的朋友’”。该书还记载，自1917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陈友仁一直伴随左右，成为其最亲密的助手。

　　对此，钱玉莉撰写的《孙中山陈友仁关系初探》(《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6期)中也提及：“陈友仁(尤金·陈)，英文名EugeneChen”，“是1917年后才跟随孙中山的”，“由于他对时事有敏锐的洞察力，具有高超的英语水平，并且熟知英国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因此他加盟后即被委于重任，并一直伴随其左右。”该函发出的时间是1923年5月16日，而通过相关史料的比对，可以确定陈友仁当时确实是孙中山的秘书。

　　综合以上史料考证，可以准确地判断出1923年5月16日给那夏理女士发去信函的是时任孙中山秘书的陈友仁先生。

　　孙中山为何未亲自致函

　　孙中山为什么不是亲自去函，而是委托其秘书代为办理？《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1923年5月16日，孙中山赴东江巡视并慰劳各军”。查阅史料可知，这一年4月16日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总司令沈鸿英叛变，所部由白云山进窥广州城区。沈叛变后，孙中山亲自督师，偕杨希闵率滇军抵御。同年5-6月，为讨伐叛军沈鸿英部，孙中山先后赴清远县源潭、三水县河口、英德、博罗、惠州、虎门等地巡视和劳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纂的《国父全集》(第四册)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电文资料。

　　显然，当1923年5月16日真光中学校祖那夏理准备回国休养时，孙中山正奔赴在外，为讨伐逆军进行巡视和劳军，因此去函一事只好委托秘书陈友仁办理。

　　孙中山为何委托致函那夏理

　　在军务繁忙的情况下，孙中山依然不忘委托陈友仁向那夏理发去专函，感谢她为广东女子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那么，那夏理对广东女子教育事业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据那夏理回忆录《支那地之一曙光》以及真光第二任校长刘心慈回忆录《真光光荣简史》中记载：“1872年，那夏理在广州沙基的金利埠(即现在的六二三路)购地建校，取名为‘真光书院’”。刘心慈在其回忆录中称“真光书院”的创办，“洵开吾粤女子教育之先河”。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国只有女教，没有女学。女子足不出户，只是在家里聘请教师，进行家庭教育，而且学习内容也多是历代教育女子的几本典籍，如班昭的《女诫》、刘向的《列女传》等。学习的目的只是希望女子能够通晓持家之道、相夫教子之法，以成为贤妻良母、贞女节妇。而且这种家庭教育只是局限于富有之家，贫穷人家的女子是没钱读书识字的。不可否认，传播基督教福音是那夏理创办真光书院的最初目的。真光在开办之初，宗教课程占据教学内容的大部分。然而，在办学过程中，为适应中国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应对同类学校的竞争，那夏理不断提高办学层次、办学水平，注意培养优秀的师资，引进新式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广东近代女学的发展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为国人自办女学提供了良好示范。那夏理创办真光书院，首开广东女学风气之先，打破女子无学校教育的落后状态，使女子迈出从走出闺阁、接受教育到服务社会的一大步，为广东近代女子教育的转型奠定基础，并为之后开办的广东女校培养了师资和人才，推进了广东女子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在那夏理为真光服务的50多年中，她始终恪守着“行胜于言，言而不行，不若不言”的人生信条，并通过其毕生的努力，为真光乃至广东近代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办学过程中，她由注重宗教教育向注重世俗教育转变，并把办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由此也完成了从传教士到教会教育家的角色转变。同时，她还以真光为中心设立义学和国民学校，积极提倡婚姻自由，劝诫缠足，对中国的陈规陋习发起挑战，促进了女子思想的解放和独立意识的提升。她们纷纷冲破旧礼教所设置的藩篱，走出家庭，进入学校，毕业后积极投身于社会生活，成为变革社会的新兴力量。

　　而孙中山一向重视妇女的人才培养工作，十分关心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甚至把争取妇女的选举权、参政权作为民权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他还专门拨款创办了女子政法学校。同时，他寄厚望于中国妇女，希望她们能“发奋有为”、“力行无倦”、“以光吾国”。1912年5月6日，他曾到广东女子师范第二学校做演说，宣讲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教育既兴，然后女界可望平权。所以，他非常关心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殷切期望中国能造就大批“女界人才”。因此，那夏理得到孙中山的重视和赞扬亦在情理之中。

　　◎程强强，暨南大学历史学硕士；夏泉，暨南大学历史学博士生导师，研究员。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