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广州西湖路夜市。（蔡江瑶）

　　廖衍强：广东摄影界“泰山北斗” 

　　87岁的廖衍强被“艺术人生三人行”的其他两名主角亲切称为“廖师傅”。廖师傅不仅是他的微信名，也是廖衍强在广东摄影界“泰山北斗”的体现。 

　　初见廖衍强的人，难忘的必是他一双异常明亮的双眼。这双眼睛是摄影记者特有的，看人看事精准，超越了岁月年龄。 

　　廖衍强最初接触摄影是在应元宫旁的广州市第二中学上学的时候。当时，越秀山治安环境差，学校体育老师号召男生们住校保卫校园，男生们的夜间消遣就是在教室放幻灯片。有同学把家中的德国相机拿出来，大家轮流拍摄、冲洗再制成幻灯片。 

　　中学毕业后，廖衍强和十几个接触相机的同学一起被学校送去南京参加全国的电影放映学习班。4个月后，廖衍强正式参加工作，工作内容就是在广州周边“乡下”放电影，进行宣传。所谓“乡下”就是现在白云区的三元里和竹料。放映电影多了，廖衍强和放映队员发现，群众更渴望看到广州市内的新闻大事。于是他们就用部队里的一台公有旧相机，轮流拍摄广州市内的劳动场景和城市面貌，制成幻灯片放映，这或许是广州最早的“扫街新闻短视频”。 

　　由此，廖衍强在圈内小有名气，1953年，正在筹备的广州日报也早认定了他。 

　　1954年，23岁的廖衍强被任命为广州日报摄影组兼美术组主任，直到1991年退休。真正接触新闻后，廖衍强发觉新闻摄影时间紧，要求高，错过难再有，必须全力投入，高度紧张。甚至退休20多年后，新闻职业病——神经衰弱还一直困扰着他。 

　　当时，廖衍强使用的是德国产“禄来福来”120双眼相机。胶卷也异常珍贵，靠外汇购买，一卷胶卷只有12张。胶卷既然贵重，廖衍强担任广州日报摄影部主任后就定下了规矩：原则上一个新闻事件只拍3张照片，每3张底片要有一张见报，其他存档。 

　　在30岁前，廖衍强靠着过硬的心理素质与摄影技术，拍摄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广州的珍贵照片。 

　　1954年，23岁的廖衍强在当时的天河军用机场（即如今的天河体育中心），独家拍摄了周恩来乘飞机来广州的珍贵场景。 

　　当年6月底，在和印度总理发表《联合声明》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周恩来回国途经广州，乘船视察了黄沙、白鹅潭、沙面等沿江一带。 

　　当时的天河军用机场只允许18吨以下的小飞机起落。周恩来乘坐的小飞机没有专门的连桥或者旋转梯，他就在前后两个工作人员搀扶下，从薄如钢刀的梯子上走下飞机。 

　　在场的三名记者中，新华社、南方日报都是文字记者，只有《广州日报》有摄影记者在现场。没有制高点，身高1米75的廖衍强就把相机高高举在头顶，拍下了新中国总理面带笑容下飞机的瞬间，为三家新闻机构统一供稿。 

　　那是廖衍强第一次见到周恩来。那时没有长焦镜头，两人最近的距离不到2米。这张周恩来总理下梯子的照片，直到2003年，在他举办新闻工作50周年展览时才正式发表。 

　　黄汝广：36年前摄影对象找他喝茶 

　　“三人行，必有我师。廖师傅是我的老师，恩师。”虽然年龄相差4岁，83岁黄汝广说。 

　　作为广州日报社第二任摄影部主任，黄汝广1956年从部队转业到广州日报社，在广州住了62年，他不仅拍摄过邓小平、卡斯特罗等在广州的珍贵瞬间，也扫街跑报料记录了广州普通人的青春与生活。 

　　1974年3月，广州黄埔区横沙村罗家喜添四胞胎男孩，分别起名“联、合、起、来”。在当时的广州，三胞胎男孩或女孩的新闻有，四胞胎，四个全是男孩，在那个时代对百姓来说却是重大新闻。 

　　于是，黄汝广用当时的莱卡135相机给四胞胎拍下了照片。他还了解到，四个孩子的妈妈卖煤为生，养活孩子不容易，由此国家也对四个小孩很照顾。黄汝广长时间关注着这四胞胎，还参加了学校为孩子举办的生日会。 

　　这幅四胞胎照片出现在此次展览中。“联合起来，快乐成长”，黄汝广说，他一直靠这句话记得四胞胎，“他们已经人到中年了，不知道他们人生过得怎么样？” 

　　在黄汝广的拍摄对象当中，还有一对知青姐妹，也让他惦念。12月21日，“艺术人生三人行”摄影作品展闭幕，黄汝广在观众留言簿上，发现他几十年前在花都拍摄的一张知青姐妹照片上，有一名观众留言“没想到照片中的人就是我啊，我也会成为历史人物”。 

　　遗憾的是，这名观众没有留下联系方式。黄汝广特别想联系照片中的知青姐妹，一起聊聊当年故事。 

　　一周前，有一位老照片中人找到了黄汝广，与他一起喝茶。那张照片摄自1981年10月1日的国庆游行，也是广州历史上唯一一次海陆空三军大阅兵的日子。36年前的那个早上，黄汝广骑着单车，带着1米多的梯子，跑去现场等候。照片中，他拍下了海军方阵的队员们。36年后，一位海军方阵队员终于找到了他。那位队员说，当年他早上3点多就来到广州，为了不打扰市民，部队到达后就在烈士陵园等待到天亮。 

　　蔡江瑶：拍摄英女王的经历难忘 

　　79岁的蔡江瑶退休前是原广州新闻图片社副社长、主任记者，他更谦虚，称廖衍强、黄汝广都是他的师傅。作为同辈人，蔡江瑶和廖、黄一起记录了曾经的广州。 

　　1986年10月1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来到广州，在白天鹅宾馆停留了130分钟。早在当年8月，蔡江瑶就收到外事部门通知，准备拍摄英女王。 

　　蔡江瑶是负责全程拍摄伊丽莎白二世在广州的唯一摄影工作人员。在伊丽莎白二世离开广州前，广州要赠送一本她在广州的相册作为礼物，任务繁重，不容有失。 

　　为此，他在拍照前，做了详细的准备。包括一部Nikon 135单反相机，10卷36张的胶卷以及一台傻瓜卡片机做备用机。他还向外事部门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有不同感光度的胶卷，方便从白天女王下飞机一直拍到晚上宴会；二是他需要有特别的车和通行证，能在车队之前提前赶去每个活动现场。 

　　在胶片年代，拍摄只占了困难的一半，另一半的困难来自冲洗胶片。 

　　蔡江瑶说，当时的135相机胶卷容易卡，一旦卡了就报废。因此要亲手冲洗。冲胶片“就像生小孩，孩子出来，知道是男是女，才放心”。 

　　他记得自己晚上回去和团队一起亲自冲胶卷，在当天晚上10点前赶出照片画册。接下来他彻夜没睡，忙碌到第二天早上5点，到了早上7点又要去机场拍送机的画面。 

　　蔡江瑶回想起来，当时因为有特别工作证，他和英女王的最近距离是不到一米。这至今让他印象深刻。

　　文/记者王丹阳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