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报：你是怎么开始做红木宫灯的？

　　罗昭亮：社会各方人士和各个媒体都问我：“你怎么会想到造红木宫灯”？要回答这个提问，首先要介绍我父亲罗启湘和我的叔父罗启洲兄弟俩。他们出身在广州白云区神山两下村的一个贫农家庭，祖父很早离世，祖母含辛茹苦抚养到父亲十一岁叔父十岁的时候，他俩身上只穿一条“牛头裤”脚上只穿一双木履步行二十多公里，到广州寻生计。父亲当建筑学徒，叔父当木雕学徒，十年后，父亲成为广州有些名气的“三行佬”（泥水、做木、油漆），用他自己的名字开办起一间私营建筑装修工程公司，当时叫“启湘营造厂”，他一生中造过许多重大工程，如南方大厦重建工程，白云机场工程，广东迎宾馆第一期全部建筑工程，广州工人疗养院全部工程，广西南宁百货大楼等。而叔父就成为一位有资格的“花梨佬”（红木雕刻艺人），为许多外国领导人雕制红木家具，留在国内的力作“九龙床”，至今还珍藏在人民大会堂内。

　　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成长过程，我出生在广州第十甫路，算是个西关少爷吧！当时父亲每天都在做木为生，所以我学走路的时候，就天天把父亲锯下来的木头作玩具，到我寄宿东山培正小学读书，又算是个东山少爷，“自由劳作”课，我用木碎料自己设计造了一张通花雕刻的大床模型和一架木飞机，得到学校的表扬，得了一百分，两件作品都留在学校里（叫贴堂），当时是父亲教我做木，叔父教我雕刻，这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搞木雕。

　　父亲经常承接许多中式装修工程，如厅房间格，客厅和饭厅的间格，书房与睡房之间的间格，还有很大的“神楼”工程都喜欢用通花雕刻，父亲和叔父兄弟俩就经常合作配套生产，我跟在他们中间，耳濡目染时间长了，在我脑海对木工和木雕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接触到红木宫灯还是我在广州市第十中学读初中的三年里，我的美术得到我的美术老师杨苏——广州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的精心教导，成绩是全校最好的。那时候常常经过大南路的中华宫灯厂，透过宽阔的厨窗，看到里面挂着各式红木宫灯，我觉得宫灯造型很有品味，上面的玻璃画也很艳丽，走马灯更有动感，我从心底里喜欢上红木宫灯。

　　1955年初中毕业，我报名参加了第一批开发大西北的志愿者，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北勘测局工作，1962年回到广州又和叔父住在一起，叔父在广州木雕家具厂工作，每天晚上和叔父谈木雕技术的事，许多时候有些技术听不明白，他就实际做给我看。叔父传授给我很多木雕的实践经验，直到叔父病逝，我从1963年开始跟随岭南派国画大师卢子枢的入室弟子袁伟强学习国画，袁老师去世继续跟随卢大师的另一个弟子著名书画家屈炳权老师学习山水国画。为制作红木宫灯打下了基础。

　　1996年，我已经58岁了，之前曾经下海做过摩托配件，赚了一些钱，但是却觉得做红木家具、宫灯才是我的本行。于是我成立了艺华美术工艺厂，聘请了三位原广州红木宫灯厂已退休的老艺人作技术指导，又和中华宫灯厂“末代”厂长高先生交上了好朋友，他把红木宫灯制作关键技术全部告诉了我，高厂长对我说出他的心里话，他说我是末代厂长，眼看着自己的厂关门停产，全厂职工遣散，红木宫灯从自己手中消失，心里非常难过，但生意不景气，厂里职工人数又多，没法维持下去，现在你能成立宫灯厂，继续坚持和发展红木宫灯生产，而且做的质量更进步，我感到十分欣慰，希望你继续努力，把木宫灯发扬光大。我听了高厂长的话，我更感到肩上的任务很重，下了最大的决心，把开放改革赚来的钱全部投入红木宫灯的抢救工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