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其文教水平通常情况下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明清时期广东地区经济的发达，也促成了文化教育水平的上升。广州城中曾经遍布知名书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盐商群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古代、近代社会垄断程度最高、获利最为丰厚的产业之一，盐业的经营者们聚集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将部分经营所得投向教育，获得了不俗的成效。　　

 

复建在越秀山的粤秀书院

　　实力雄厚的盐商将目光转向教育 

　　广东省滨临南海，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丰富的港湾、滩涂为食盐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广东的盐业生产历史很悠久，发展到明清时期，制盐业已成为广东手工业的重要支柱，所谓“粤东沿海二千余里，人民大半以鱼盐为业。”清道光年间的《广东盐法志》就记载，粤盐运销中南七个省区，盐税成为清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尤其有学者指出，这一时期也是我国从传统的封建榷盐制走向近代自由贸易的转折时期，对后世的盐业生产有深远的影响。 

　　明代广东一省设有广东盐课提举司和海北盐课提举司，前者驻广州府，后者设在廉州府。广东提举司辖有归德、东莞、黄田、靖康、香山等14个盐场，分布于广州、肇庆、惠州和潮州四府，海北提举司辖博茂、茂晖、官寨丹兜、蚕村调楼、新安等15个盐场。全省总共有29个盐场。盐场设有盐课司，盐课司有正、副大使一员、攒典一员，管理灶户产盐和征收盐课。清代初期的广东盐业生产和管理格局与明代大体相通，除了部分盐场被合并外，新辟的盐场并不多。 

　　经历了清初战乱和康熙年间“迁海”的低潮之后，广东的盐业生产从17世纪90年代开始，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很兴旺发达。期间盐政统一，执法有效，盐场、盐仓都有大幅的增加，产量也不断提高。鸦片战争之后，盐业在内忧外患之下遭到巨大冲击，但部分势力雄厚的盐商仍然屹立不倒，甚至承包盐业额度还有上升，说明其掌握的资金更加充足。这一时期也是广东盐业生产的承包者由过去的封建官商向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转化的时期，也预示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朝向近代社会迈进。同时，洋商、侨商开始插手广东盐业。 

　　应该说，广东旧时的盐业生产较之淮盐等有所不足。盐引制度、行盐区域的划分，苛重的盐税，以及封建官吏的贪污受贿，对生产造成严重损害。所以广东的盐产业，虽有优越的生产条件，却未能充分发挥其效能，殊为可惜。 

　　但即使如此，广东的部分商人仍然凭借盐业生产积累了可观的资金。在经济地位上，清代广东盐商的地位可说仅次于行商。从盐饷角度看，也仅限于淮盐，居全国第二位。因此，当他们将眼光转向文教，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执行力。 

　　书院“合法化”扫清了投资障碍 

　　旧时的教育体系，代表者为书院。清代官府积极支持书院的发展，鼓励富商进行捐助。由于经济地位的凸显，盐商子弟自然在当中获得了较多的资源，但书院的建设同样也是盐商报效社会的一种方式。书院的发展，对岭南的文化教育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清初由于连年战乱，广东地区的文教水平退步甚大。有资料显示，至康熙末年，广东学政惠士奇甚至连寻访可充乡士楷模的能文之士都成了难题。雍正年间，清政府对书院从限制改为有目的的扶持和控制。1733年，朝廷下诏命地方创办省会大书院,并提供经费膏火，由官方规定书院章程，官吏参与书院的运作过程，并以科举考试为办学宗旨，变消极的限制为积极的引导。此举使书院在发展了几百年之后正式取得了完全的合法地位，得到了官方的资助，正式被纳入了国家教育体制。这是书院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变化。在这一大背景下，书院在清代迎来大发展，全国官、私立书院达数千所，规模空前。广东自然也未能例外。 

　　随着经济地位的突显，在清康熙、雍正年间，都有给盐商子弟特别的商籍，在科举考试中享受特别待遇的优待。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捐助书院是作为对政府政策支持和对社会责任的一种响应，也是传统中国人期望子孙后代读书成名、富贵发达的心理体现。此外在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的社会背景下，盐商群体也普遍将援例授官视为保全自己的必由之路，捐资书院，栽培子孙就是这种路径的必要条件。 

　　广州聚集了几所最著名的盐业背景书院 

　　康熙年间，在“省城正南门内盐司街原盐司旧署”，粤秀书院建立起来。它由总督赵宏灿、巡抚范时崇、满丕及各官捐银建。当时巡抚范时崇正兼署盐政，于是马上拨出双门底盐司旧署作院址，并以盐商生息银两作为学院经费，支持办学。书院位于城中心,周边抚院及各司道衙门，既便于各官坐课，亦便于考察。 

　　继后，有今广中路附近的越华书院建起。越华书院创于“乾隆二十年(1755)，由盐运司范时纪及诸商捐银4600两开办。初设膏火30名，以为商籍子弟藏修息游之所”。 

　　如果说粤秀书院是在康熙五十年（1711）免赋的大背景下，本地主政官员审时度势、兴办文教而起，官方主导的色彩更浓的话，越华书院的“盐业”背景就更加鲜明突出。康熙六十年(1721)，朝廷准开广东商籍学额后，文风日盛，省城（即今广州）诸多商贾，尤以盐商子弟求学心切，但缺进修之所，便商筹捐资创办书院，为其寄籍子弟培养“处则抱真学问，出则有其经济”之人才。所以有研究者指出：“越华书院的创立宗旨、培养对象有其不同于一般书院的特殊性，这一商籍背景书院的出现与明清社会以来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日益活跃、商人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密切关系，而越秀古城区清代书院的发展也由此而呈现出更加多样性、类型化的兴旺格局。” 

　　乾隆朝之后，早年发起创设越华书院的商人们的子弟中大多已归民籍，书院招生的商籍色彩也渐渐淡薄，从最初只招募商籍子弟，变为民商并招，而且招生数不断增加，捐赠的商人渐感压力。所以学院经几次续捐，以补充本金。但书院作为为盐务育才之地的宗旨，是长期没有改变的。 

　　建于原应元宫西侧长春仙祠旧址的菊坡精舍，是由两广盐运使方浚颐奏请广东巡抚蒋益澧建设的书院。菊坡精舍初建时，广东巡抚蒋益澧拨置官银2000两，交银匠处生息取用，又每月拨置公款230两以作经费，由盐运使管理支付。后蒋益澧、方浚颐相继调任，菊坡精舍的公款费用归入应元书院，而菊坡精舍的费用则在盐商拆盐工伙及白盐加价款项下开支。但这两项费用不足以补精舍开销，之后又进行了调整。 

　　除了这三所盐务背景色彩浓厚的书院，广雅书院等本地著名书院，也曾得到盐商的资助。 

　　粤秀书院、越华书院、菊坡精舍都是省级官办书院，对入学者的资质有着严格的要求，是一种精英式的培养模式。在各方的综合努力下，清代广州书院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增长。当时岭南地区教育体系的顶峰，由包括三所书院在内的数所顶级书院所构成，他们为当时社会各界贡献了大量人才。而盐商在其中的活跃表现，不仅体现出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体现出城市在日趋发展的经济体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文/图：记者 卜松竹 

　　（本文部分资料据《清代广州的制盐业》《明代广州盐业生产和盐课折银》《论清代广东盐商与书院发展》等）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