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炮上有清晰的铭文。

　　广州博物馆的展品中，一般人最容易注意到的，恐怕就是这批铁炮。它们就露天陈列在镇海楼侧的老城墙上，经受日晒风吹。一般人通常会在这里拍几张照片，但多半不会太在意它们的来龙去脉。陈鸿钧说，这里面的故事其实很多。别的不说，从它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甲于天下”的“广铁”是怎样为保家卫国出了大力的。 

　　越秀山上的巨炮 刻着一些壮烈的名字 

　　陈鸿钧告诉记者，广州博物馆藏有三门明代铁炮，其中两门铸于崇祯十七年（1644），另一门铸于南明永历四年（1650），形体完好，制作精良，都铸有铭文。从铭文可知，前两门炮都铸于当年的农历九月。这一年的农历三月十九日，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于北京煤山。但炮上铭文仍奉明朔。铸炮的总负责人晏清，是广东布政使，广西人，明室亡后，曾与广西巡抚瞿式耜一道拥立桂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旋称帝隆武，次年改号永历。 

　　记者在现场看到，两门崇祯年间的铁炮较大，炮身长约260厘米，口径约为10厘米；南明那门稍小，炮身长191厘米、口径7厘米。它们都是根据欧洲传入的火炮进行仿制的所谓红夷型火炮。南明铁炮铸造的这一年，是清军大举南下的时节。1月，永历帝朱由榔闻清军已攻陷韶关、南雄，遂由肇庆迁于广西梧州；1月底，清兵再陷英德、清远、从化等州县，2月，进逼广州，两广总督杜永和指挥守城作战，双方对峙数月，11月2日广州城陷。 

　　杜永和就是炮身铭文上的“钦命总督两广部院杜”，原为清广东提督李成栋之副将，1648年随李成栋在广州倒戈归明，李成栋以反正有功授两广总督。1649年2月李成栋战死于赣州，杜永和继任两广总督，驻守广州。广州城陷，杜率大小船只千余撤离出海。铭文“广东总镇宫保府范”是总兵范承恩，广州城陷被俘；“督造参将萧□”是副将萧启，广州城陷被杀。 

　　陈鸿钧指出：“粤东都会广州襟江面海，明清两朝都重视其军事防御，自外洋以至内城，沿线设置卫所营寨、水汛炮台，数量之多、体系之完备及规模之大，几居全国之冠”。几门看上去锈迹斑斑的铁炮，藏着朝代更迭的无数细节。数百年之后，仍令人唏嘘不已。 

　　广州燕塘曾是火炮演习场 

　　明代是中国古代火器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陈鸿钧指出，万历末年从荷兰传入红夷大炮，“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这些“红夷炮”仍为前装滑膛炮，口径大、管壁厚、身管长，瞄准、调整角度都较之传统铁炮有很大改进，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尤其制造时以口径为基数确定火炮各部位的比例数据，使得火炮制造有了科学依据，所以它们很快就取代了中国传统的铜铁炮，成为装备军队的主要重型火炮。 

　　陈鸿钧指出：“明代的兵器制造，分中央制造和地方制造。中央制造设工厂于北京、南京，所造火器供备京师神机营。地方制造，是由各省督抚按需要报请兵部、工部，批准后就地设厂自制。”从朱元璋时期开始，广东各府就都设立了军器局，负责军事装备的制造，后来裁撤军器局，将其功能并入各卫所的专门部门，所谓“造作军器，咸有定制”。 

　　到清代则又有所不同。陈鸿钧指出：“清人制造火器始于后金天聪五年(1631)，清代前期仍大量制造，到康熙时，火器制造的规模、质量、工艺都达到高峰。清中期后火器发展渐趋停顿，直到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又大量赶制火器，但结构仍沿袭祖制，性能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列强所制”。 

　　陈鸿钧指出，清前期以铜炮为多，后期多为铁炮。此外，还有少量的铁心铜体炮、铜心木镶炮。以形制分，有前装炮和后装炮，前装炮又分为红衣炮型和冲天炮型，后装炮主要是子母炮型，“清代视火炮为神物，常授予火炮各种将军名号，清初时并定制于每年秋季在北京卢沟桥举行一次大典，祭祀炮神，并令八旗操演火炮。清代广州驻防八旗军炮营演练场地即在广州东郊燕塘”。按历史资料记载，每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日至三十日率领八旗官兵安设营盘驻扎，操演大炮一月。后出于保护火炮及节约弹药的考虑，改为演练半月。 

　　陈鸿钧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地方造炮，都是由地方筹款，或用地方税款的积存利息开支，一般不用国帑。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除了地方筹款外，又多了个人“捐资报效”的办法，即接纳个人资助来铸炮，这和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吃紧有关。 

　　清末广州炮匠广受欢迎 

　　广州造炮，有自己的独特优势。最值得倚仗者，就是可以便捷地得到“甲于天下”的广铁。 

　　清人张心泰曾言：“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之工，莫良于佛山”。当时广东各地，广潮惠韶皆有良铁。从化吕田镇小杉村附近的“百份窿”是明代的采矿遗迹，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吕田北部开采铁矿开始，四方而来的“淘铁客”在山中凿出一个个矿洞，架起炼铁炉就地冶炼。这里的矿洞分布相当密集，隔二三十米便有一个。年深日久，许多矿洞已经被积水浸没，植物的根系在洞壁上盘旋游走，营造出一幅令人不安的图像。以记者对部分矿洞的探查，未见其有严密规范的支撑框架，可以想见当年的矿工们是在相当危险恶劣的环境中挖取矿石的。 

　　虽然今天广州市辖区内也出产好铁，但清代广州有许多城防铁炮仍是交由佛山所造。这里有一个概念需要厘清：当时的“广州城”与我们今天观念里的“广州市”并不是一码事。它被称之为“省城”，也就是广东省级行政区的中心行政机构驻扎地。而从“区划”方面来讲，它的地域和行政仍归南海县和番禺县分管。两县的分界线就在北京路。这样来看，广州的城防炮交由佛山铸造，并没有什么奇怪。另一方面，佛山在冶金产业集群方面的优势，也是非常突出的。 

　　陈鸿钧指出，至迟从明代中叶开始，佛山已是广东冶铁业的中心，制造工具、农具、灶具、祭器及军器，军器生产为官督商办，产品除供应两广海防外，还供应沿海、内河及京师防务之用。铭文中诸如“隆盛炉”“万名炉”“万聚炉”等为佛山冶铁基本生产单位，如同商铺的商号一样。崇祯年间，广州府推官颜俊彦曾说：“审得佛山炉户，计数万家。”这个数量是相当惊人的。 

　　陈鸿钧说，从现有的铁炮铭文中，我们可以发现炮匠陈、李、冼、霍、梁等的名号，说明家族式生产是当时主要的生产方式。少数巨族把持冶铁业，获利甚丰。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巨族只是铸造业家族，并非专业炮匠。除了铁炮，他们也铸造铁钟、铁鼎等其他铁器。 

　　不过陈鸿钧也指出，广州所存清代铁炮，特点是庞大、厚重、粗糙且灵活性差。庞大、壁厚的炮体不仅制约了铁炮的机动、灵活性，而且限制了炮弹的大小，威力受损。清廷强调弓马射箭，而于火炮等热兵器不大了解热衷，乃至限制。广东还算好的。在鸦片战争前后，许多省份根本没有铸炮工匠，或技术相当生疏。所以广东工匠成为各地争抢的技术性人才，广受欢迎。

　　文、图/记者 卜松竹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