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来华的法国人钱德明，是将《孙子兵法》介绍到欧洲的第一人。这位活跃于18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家，另一个大家所不太知晓的贡献，是将中国的古典音乐和音乐理论，第一个系统地介绍到了西方。经由他，以及与他有着类似想法的一些欧洲人，中国的传统戏剧在明清之际，曾给欧洲造成了相当大的震撼。　　

 

 

 

　　《赵氏孤儿》剧照 

　　钱德明在广州待了很长时间。他1750年7月27日到达广州，1751年8月22日进京，如果没有广州这样作为中西方交流枢纽的媒介，很多被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交流”就可能没有发生的机会。 

　　第一个系统介绍中国音乐的欧洲人 

　　听戏，在经历了起起伏伏之后，近年好像又逐渐回到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当中。世界古典戏剧，一般认为有三大主要体系，希腊、中国和印度。在当代仍能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则属中国和希腊的体系。由于文化背景和生长土壤的不同，东西方古典戏剧呈现出的面貌大相径庭。 

　　钱德明有着很高的音乐天赋，也受过比较系统的音乐训练。他清醒地认识到中西音乐之间的巨大差异——“你们的音乐不适于我们的耳朵，我们的音乐也不适于你们的耳朵”，为了更好地欣赏中国音乐，他将此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769年，钱德明从广州向法国寄回了他精心搜集的中国乐器，以及他的论稿、译著。他将他们小心地分装在三个箱子中，并给收件人写了一封信：“我已请求在广州的杨神父负责把第二和第三个箱子装在不同的船上，以使我付出了如此辛苦而写成的这部论著不会面临被丢失的危险。” 

　　在钱德明之前来华的欧洲人，也有一些对中国音乐的零星记载，但多半持否定态度。而钱德明则不然，他曾经指出，“我敢十分肯定地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通晓和声学的民族，他们最广泛地吸取了这门科学的精华……他们的和声学是包括在一个总括万物的‘和弦’中的，它存在于物质力量之间、精神力量之间……所谓声音的科学，只不过是对于这一总括万物的和弦的展现形式。”应该说这个评价，已经对中国古典音乐中追求的“道”有了相当的理解和认识。他还说：“中国人是（欧洲）大才子们所探索研究的音乐体系的真正创始人。”评价很高。 

　　对于钱德明的具体论断，后代学者、专业人士们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毋庸置疑，他介绍中国古典音乐的作品，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的《中国古今音乐考》是向西方人系统介绍中国音乐的开山之作，有人这样评价：“钱德明神父有关中国人音乐的著作在18世纪下半叶就如同满月一般闪烁光芒。与它相比，这一时代的其他著作仅仅如同一闪即逝的小流星一般。” 

　　另一个长居广州的法国人 

　　将《赵氏孤儿》翻译带到欧洲 

　　我们今天谈及十七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主要侧重在“器物”的层面，如瓷器、服装、日用家具、装饰品、建筑等，而对戏曲艺术等“无形”之物的着墨较少。实际上，当时欧洲人对中国戏曲的关注，或许并不比我们今天对欧洲歌剧的关注低。比如，当时各种中国题材、中国内容和中国背景的化装舞会、歌剧、舞剧、笑剧、喜闹剧的演出层出不穷，许多欧洲艺术家——其中不少是从未来过中国的——都热衷于创作有关中国的故事、中国的题材。当然，当中的许多细节，来源于他们自己的想象。这些作品还吸引到不少名角，如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分别由法国著名演员勒凯恩和克莱蓉扮演男女主角的，英国最享盛名的演员兼剧院经理熹瑞克和法国著名芭蕾舞编导诺福尔则合作排演了极尽声色之娱的《中国乐》。 

　　我们今天回头看一些戏剧，多数和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大致可以用好莱坞电影中的世界各国题材电影来类比。如果当时的中国人真的看到这种表演，估计会笑疼肚子，但凡事都有例外。这方面的著名例外之一，就是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这出戏，是根据中国传统四大悲剧之一，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改编而来，原作题材取自春秋时期赵国名臣赵盾、赵朔家族被灭门后，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舍生忘死、忍辱负重养育赵家孤儿赵武长大成人并成功复仇的故事。伏尔泰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研究颇深。他按照自己对“忠义”等的理解，并结合其一直推崇的“道德力量”，对原剧进行了改写，上演后引发广泛的反响。 

　　不过也有一些热爱原版戏剧的人，对伏尔泰的改编并不满意。那么是谁最早把原版的《赵氏孤儿》介绍到欧洲呢？还是一位曾在广州长居约达10年之久（1724~1733）的法国人马若瑟。1731年，身在广州的马若瑟将《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1935年被收入山迪·哈尔德编著、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通志》出版。他或许没有想到自己的这部抽去了所有唱词（因太难翻译）译作可以引发多么强的反响：它曾经被转译为德文、俄文，三次转译为英文，被五次改编，四次上演。 

　　18世纪欧洲音乐家们纷纷将中国乐曲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韦伯以中国曲调“万年欢”为素材创作的《图兰朵》曲。著名音乐学家、教育家、音乐翻译家钱仁康先生更进一步指出：“我在分析音乐作品的曲式结构时，发觉西方传统音乐的结构模式，常常与中国古典诗歌（诗、词、曲）的格律息息相通，不谋而合。这种现象在西方传统音乐作品、特别是器乐作品中是普遍存在的，绝不是个别的孤例。”如契合中国四言格律的有约翰·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与《诗·小雅·隰桑》；契合中国五绝诗律的欧洲音乐有莫扎特《G 大调弦乐四重奏》第四乐章开头的赋格段与王之焕《登鹳雀楼》等等。要进行这种对比，非对中西方音乐、诗词艺术有高度的理解和广泛的博览不可，我们难以随便评价。但无论这些西方音乐名家、名作是否真的受到中国戏曲、诗词的影响，我们都可以说，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是古而有之的。 

　　十九世纪中国戏班 

　　依旧在欧洲巡演 

　　华侨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学者廖俊宁曾说，中国传统戏曲在欧洲的传播分为融入式、植入式、间插式等几种。他引明清随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巴罗在广州看戏的记录，“我在广州看见关于战争的戏剧表演，有舞蹈、歌唱、翻筋斗各种把式。这类题材戏剧经常在节日中上演，我受到中国官员的邀请到他家的私宅观看演出。他们偶尔也会邀请客人到剧院观看演出。我们在中国的旅途中观看了很多类似的戏剧表演。许多优秀的演员辗转于南京到广州之间表演”。可见当时来华的欧洲人，对中国人热衷的这种艺术消遣，有着不少的接触机会。 

　　如果说巴罗的所见所闻还仅局限于中国国内，只是第一次来华的欧洲人对一个异邦特有文化艺术好奇的话，那么廖俊宁举的王韬的例子则更能说明问题。王韬是近代中国最早游历欧洲的学者之一。他于1867年12月15前往英国，在欧洲游历两年。1868年2月王韬道经法国巴黎时， 正赶上一班中国剧团在巴黎演出，他写道：“余闻有粤人待在那里，携优伶一班至，旗帜新鲜，冠服华丽，登台演剧，观者神移，日赢金钱无算。”他还在参加房东的宴会时，吟唱《琵琶行》，受到了大家的赞赏。清朝驻英国公使曾纪泽，擅长演奏箫、阮、琵琶等民族乐器。他在欧洲期间，曾多次与当地音乐家探讨律学并为之传授中国乐曲。 

　　王韬、曾纪泽在欧洲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失败，被迫签订了一大批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形象在当时的欧洲可以说并不算高。但他们，以及那些在欧洲演出的戏班，能够以最具正统中国文化风味的古典戏曲打动对中国抱持着偏见的欧洲人，除了他们过人的个人素质之外，应该说主要还要归功于戏曲艺术本身的魅力。也是在这一时期，欧洲仍有许多译者持续翻译了中国的《老生儿》《汉宫秋》《绉梅香》《合汗衫》《货郎担》《窦娥冤》《琵琶记》《西厢记》《黄鹤楼》《灰阑记》等古典戏剧作品。

　　文、图/记者 卜松竹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