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森玉，今人未必皆知他是真正的国学大师。因学术上的共同爱好，徐森玉与著名学者郑振铎为“忘年之交”，徐森玉比郑振铎长十七岁，比郑振铎父亲年龄只小三月。近日我赴台湾开会，去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郑振铎等人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秘密抢救珍贵图书的老档案，发现了一些有关郑振铎与徐森玉的新资料。

 郑振铎(右二)在“孤岛”时期。

　　徐森玉来沪参与抢救珍本图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曾与许地山、瞿世英、林语堂等人一起发起“中国非常时期高等教育维持会”，于12月4日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这一重要的文献，如今也不为人所知。)在宣言上署名的20人中就有徐森玉。该宣言后经香港新闻检查当局删节，登载于5日香港《大众日报》上。

　　当时，郑振铎在上海目睹江南一带的珍贵古籍文献大量散佚、毁坏和被日伪及美国有关机构买去。便于1940年初，与在沪的著名文化界上层人士张咏霓(光华大学校长)、何炳松(暨南大学校长)、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人成立了一个“地下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争取到重庆的中央图书馆和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原“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拨款，用于为国家抢救珍本图书。

　　“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了近一年，重庆方面特派徐森玉冒险潜往上海，秘密参与验收和抢救工作。今见1940年12月18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写道：

　　“昨日下午，渝有专人来，已至敝处接洽过。此君为熟友，即徐森玉君，名鸿宝(乞秘之)，现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他们再三地托他来此一行。有许多话要谈。”

　　12月20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即提及“森玉先生来，谈及渝方将开会，索购书之约略统计；兹以二日之力，略加计算，拟就一电”。这个电文于23日由郑振铎化名“犀谛”、张咏霓化名“子裳”、何炳松化名“如茂”，联名发给在重庆的央图负责人(当时尚未正式任命为馆长)蒋复璁，并转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第一句话就是：“森公已到，谈甚畅。”又说：“本月廿日止，已得……善本书总约三千种，内宋密卅种，元本七十种，明本千余种，名人抄本八百种，未刊稿本三十余种，密藏孤本不少，其他普通应用书为数更多……共用款约四十二万。”这封电文今犹存于台湾的“国家图书馆”。

　　1941年1月20日,徐森玉致蒋复璁信，表彰郑振铎等人为国家抢救文献，“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2月20日，何炳松致蒋复璁信说：“此间事实际奔走最力者，当推西谛兄(按，即郑振铎)。而版本价格之审定则咏老最称负责。自森公驾临后，日夕与西谛兄商讨新本，检点旧藏，逐书经眼盖章，劳苦功高，同人极为心折。承奖贤劳，唯上述三公，足以当之无愧。弟则始终仅负支付款项之责，即此且与咏老共之，确属无功足录。”这两封信，今亦珍藏于台湾。

　　当时，徐森玉和何炳松都建议重庆当局应该给郑振铎一点奖励和补贴。这件事被郑振铎知道了，2月26日，他给蒋复璁写了一封长信予以坚决拒绝。

　　到6月中旬，“文献保存同志会”原打算将工作告一段落。12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说：“昨又寄出书一批；大致在下星期内可告一结束；我辈如释重负，可放心得多矣！”

　　当时的珍本大多邮寄到香港，由许地山等人收下暂存，然后再设法运往重庆。郑振铎打算亲自去香港办理转运事宜，徐森玉也要转道香港回内地。今在台湾保存着6月24日郑振铎起草的发给蒋复璁的密电：“公是货(按，指善本书)已运港，急待点交，拟推谛于便中南行，专办此事。”

　　7月24日，徐森玉乘船离沪赴港，郑振铎则因抢救珍本图书和装箱邮寄的急迫工作实在走不开。他后来在《求书日录》中回忆说：

　　“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的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

　　巨款收购适园藏书

　　徐森玉一走，郑振铎立即又面临抢救收购南浔张芹伯的一大批极其珍贵的适园(又称菦园)藏书。但这批书价钱昂贵，必须说服政府拨给巨款，而重庆官方“识货”的人也不多，徐森玉回到内地，正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0月7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说：“昨得森公自渝来一‘江’(按，即3日)电，云：‘芹货决购，款即全汇’。”

　　今在台湾看到当时教育部有“ 为 奉 主 席 代 电 令 ，仰 该 馆(按，即央图)迅即鉴定收购南浔张氏适园藏书具报”之文件，可知收购适园藏书之事还一直通到了蒋介石那里。

　　经费问题虽然终于解决，但郑振铎在前方与张氏的议价谈判却反反复复，一波三折，极其困难。直到10月22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还说：“闻芹书有某方向之接洽说，时刻有变化发生……如芹货竟为某方所夺，关系非浅！“某方”当然是指敌伪！

　　翌日，郑振铎与张、何三人化名联署致蒋复璁的信中，终于报告大事成功，并附《希古堂与张芹伯订立购买菦园全部藏书合同》。今在台见到这份郑振铎手写的信和合同，“希古堂”无疑是“文献保存同志会”的一个化名。信中说：“此合同可于今日下午或至迟明日下午签订。签订后，乃可放下一件心事矣！数月辛勤，告一结束，殊可自慰也。”

　　11月13日深夜，郑振铎以非常漂亮的彩印笺纸，用毛笔给徐森玉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长信，今存台北“国图”而从未经披露过：

　　“……芹货业已成交，款已付半数，此实二十年来一大事也……然书款殊为拮据，支付尤为麻烦。独力应付，挖肉补疮，先生当能想见其困难之情形也！呜呼！一书之获，岂易事乎？何莫非以血以汗争得之者！愤懑之极，每思放手。然一念及先生“一切看在书之面上”一言，则又勉强支持下去矣。且摩挲陈编，益念责任重大，则又不得不独肩其难也……”

　　然而，只过了不到一个月，1941年12月8日，日本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当天上海“孤岛”就彻底沦陷，郑振铎等人的秘密收购工作被迫停止。

　　郑振铎当时做这件大事，连对最亲密的朋友也严加保密。叶圣陶后来感动地说：“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叶圣陶：《〈西谛书话〉序》)

　　郑振铎劝阻徐森玉再次来沪

　　12月17日那天，郑振铎在一位前辈那里商量了改名易姓等事，从此他离家秘密隐居在外，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而就在同一天，在重庆的徐森玉给蒋复璁写信说：“现平方全馆(按，指北平图书馆)业被伪组织接受，势将及沪存之书，欲避此难，惟有照西谛兄分藏办法，将此三百数十箱分移多处民房中密藏……弟拟变易姓名，穿过各沦陷区，秘赴沪一行，专办此事，延此将绝之慧命。”前面说过，徐森玉从民国初年始，就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当时，北图也有不少书秘密运存在上海。

　　此时化名蛰居在上海的郑振铎多次冒险化名给徐森玉、蒋复璁写信。今见1942年1月12日他化名“犀”致蒋复璁的隐语信：“……积存各物，不知已否先期离港？便中尚恳示知一二为荷。弟在此，已失业家居，终日以写字读书为消遣，尚不甚苦闷。”这是郑振铎在日寇占领上海全市后写的第一封与重庆方面秘密联系的信。所说的“积存各物”，当然就是指运往香港的那批书。

　　这封密信，今知是通过教育部某人转去的。我这次在台湾，看到当年教育部次长顾毓秀1月27日致蒋复璁信：“顷得某方带来一函，云系郑振铎兄手笔，特为转寄。”所说当即此信。

　　未得蒋、徐的回信，26日，郑振铎又化名给蒋复璁寄隐语信：“现所念念不释者，惟港地亲友之情况耳。公是一家(按，指善本书)，是否平安无恙，尤为牵肠……一家离散至此，存亡莫卜，终夜彷徨，卧不安枕……致圣翁(按，指徐森玉)一函，乞代转致。”这是郑振铎在再次冒险密函联系。

　　上述1月26日郑振铎托蒋复璁转致“圣翁”的那封隐语信，这次我在台湾也看到了。信中说：“……守君一家(按，守君指北图负责人袁守和，这里指该馆存沪图书)亦尚好，惟以守不在家，妇孺辈未免乏人照料耳。闻北寓已由启君(按，指又名启明的周作人)代为料理，其长公子则已远行，情形亦尚好(按，指善本书已运美国)。先生与守为四十年老友(按，指徐森玉与北图有三十年深厚关系)，自不免罣念，古道热肠，令人感泣！今世但有锦上添花，不闻雪中送炭，先生之情谊，守君家中人闻之，五中感激！惟究竟途程多阻，尚恳保重身体，勿急急来此为要！春暖不远，四五月间来，当不若冬日之风雪载塗也。我近以读书写字为消遣之计，亦殊心安，乞释念。”

　　原来，郑振铎在上海也听说了徐森玉想冒险来沪的打算，因而急忙去信劝阻。

　　密函联系重庆，争取汇款资助

　　徐森玉经人劝阻，后在1942年3月上旬赴上海。今见3月20日郑振铎化名“悌”致蒋复璁的隐语信中说：“圣翁已平安抵达，晤谈至欢！……圣翁精神尚甚健，身体亦如常，现正奔走彼之店务，拟加清理(按，指北图存沪之书)，然困难重重，存货又已被封存，前途亦不可乐观也。”

　　这以后，直至1945年6月徐森玉从上海回到重庆，三年间他是否一直住在上海，因为资料缺乏，我尚未能确知。只是从郑振铎残存日记中知道，1943年4月，徐森玉曾经从沦陷区上海去过一次沦陷区北平。(此行究竟有无公家的使命，也不得而知。)4月26日郑振铎日记载：“致一电与徐宅。知森已回，为之大慰，即匆匆通数语，约明晨相见。”翌日记：“十时许，访徐，谈北事甚久。”

　　今在台湾又看到7月18日郑振铎化名“犀”致蒋复璁的隐语信，提到“物价之高涨无止境”，“弟向不诉苦谈穷，然今春以后，却亦不能不叫苦矣。尚望吾兄处随时加以资助为感。现时积欠李平记已有数千之多，得此信时，请即付第一模范市场二十号中国农工银行齐云青君六千元。请其转入李平记帐内，以便还清旧欠”。

　　据我判断，此信写于1943年。“李平记”，我认为当是郑振铎虚设的店铺名，为的是争取重庆方面对困居在沪的他和蒋复璁汇款资助，同时也想继续为国家抢救一些珍本图书。

　　8月7日他的又一封密函云：“如为了囤积计，则书籍殆为最冷落、最廉价之物……似应乘此时多收若干，盖人弃我取，实计之至上者。”暗示当时仍是购买古书的好时机。信中还说：“我辈日夜思维，无计可施，不得不恳兄向紫阳、颖川二股东处极力设法，筹得此款，以便购入。”

　　此处“紫阳”指朱家骅，；“颖川”指陈立夫。可知当时郑振铎、蒋复璁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下，仍然千方百计想为国家为民族保护文化遗产。信中还说，他已经先向开明书店借款垫付，如果重庆的钱不寄来，他就只能自己白白浪费一笔可观的押金。

　　重庆的蒋复璁给郑振铎也回了密函，今我在台湾看到底稿。8月31日，蒋复璁化名“唐玉”致郭鸣钟(郑振铎化名)信：“七月十八日手示奉悉，李平记已由此间齐君来函索款五千元，已照付。日内拟托张君划款五百元，乞兄向兴业揆翁取。以弟亦在窘乡，然总尽力设法。圣姑(按，指徐森玉)前函武兄(按，指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索家用款，当由武兄向颖川取到一千元汇去。近子才(按，指袁守和)又向颖川取到八千元寄与平店……”

　　今又见9月28日蒋复璁化名“卫汤甫”致瞿慎馀(徐森玉之谐音)密信：“货(按，指珍本古籍)固好，但今非昔比，筹集股款甚为困难……”又见蒋复璁致朱家骅信，谈及得郑振铎、徐森玉来信，谓苏州潘氏书出售，书价很高，请朱家骅定夺，并转上郑、徐来信。这次抢救“二潘”藏书之事，因为局势危急，政府实在困难，最后没有成功。

　　◎陈富康，学者，著有《郑振铎传》等，现居上海。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