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广州的美国学者路康乐（Edward Rhoads）在《辛亥革命在广东》一书中说：“江孔殷是义和团运动后十年间广东省最为活跃的绅士人物。”省港人士提到江孔殷，都把他认作著名美食家，尤其津津乐道他所创制的“太史蛇羹”，但其一生行事，却并不受此一称号的局限。
人物档案 江孔殷（1865-1950），字少荃，号兰斋，又
号霞公，广东南海人，生于富商家庭。1904年中进士，清
末任广东清乡总办，武昌起义后先是奉两广总督张鸣岐之名
操纵广东假独立，后顺应潮流赞成革命。1917年任外资英美
烟草公司买办。江氏以美食家著称于世，曾在广州萝岗创办
“江兰斋”农场，生产“特供”食品。后家道败落，寓居香
港。1950年回穗，被原籍乡政府派人逮捕，押送回乡，绝
食而死，享年85岁。
江孔殷与姨太太
江孔殷在光绪三十年中进士，点翰林，省港热爱美食的人士，尊之为“江太史”（太史是翰林别称）；文人圈子，则用他的别号，称“江霞公”。故老相传，江孔殷年少时好动，“终日如虾之跳”，时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江虾”。“江霞公”或许是从“江虾”变化而来。
纨绔子弟初入官场
江氏出生于茶商世家，其父人称“江百万”，允称巨富。其叔父无嗣，江孔殷“兼祧”两房，继承了父亲和叔父两份家产。江霞公赋性聪明，但读书并不太用功。有趣的是，他参加乡试时为求必中，请别人替考；自己又心有不甘，同时替第三者作“枪手”，结果两者皆中。光绪二十年上京会试，适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江孔殷也参与签名。光绪三十年（1904）中进士，这一科的状元是刘春霖，榜眼清远朱汝珍，探花广州商衍鎏，会元（会试第一名）是谭延闿。据说此次会试，江孔殷仍是请人替考，“枪手”是著名文人罗惇曧。
1906年，岑春煊任两广总督，他的首席幕客张鸣岐与江孔殷极之投缘，成为好友。但岑春煊不喜欢江孔殷，故江在广东不得重用，乃斥资报捐候补道，指省江苏。清末有钱人家捐官，已经不屑捐个知县、知府，一报就是候补道；大家都知道江苏是富庶省份，指省到江苏的候补道就多如牛毛，结果到南京后无职位可“补”，终日赋闲，只得灰溜溜回原籍等待机会。
机会还真的来了。“火箭式干部”张鸣岐从一个举人被岑春煊保举，一路狂飙突进，1907年任广西巡抚，1910年初升任两广总督，年仅36岁。清末的“干部年轻化”是动真格的，是对是错还真难以评价。江孔殷精研美食，招待总督出尽看家本事，又精通古董鉴赏，时不时有稀世珍品奉献，大得张鸣岐欢心，得以出任广东清乡总办。清朝严格执行官员的省籍回避制度，本省人不得在省内担任文官，武官倒没有这个限制。清乡总办不属于传统的文官系列，是新设的一种武职；让一个“讲饮讲食”的纨绔子弟带兵，是张鸣岐为江孔殷步入官场的巧妙设计，至于他能否带好部队，则在所不计也。
辛亥时期的投机
江孔殷交游广阔，不仅在官员、文人、商人圈子长袖善舞，也喜欢结交三教九流，与革命党、江湖人士多有接触。1911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革命党人潘达微为七十二烈士办理入殓，各大善堂皆如惊弓之鸟，不愿出面协助营葬。潘家与江家份属世交，潘达微只好找到江孔殷帮忙打招呼，最后得以安葬在黄花岗。汪精卫上京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革命党人以“革命党非武力所能屈服”、急需行怀柔政策为理由游说江孔殷，要求让张鸣岐出面奏请特赦汪精卫。张鸣岐言听计从，还从广东汇款3000元到北京民政部作为汪氏回粤川资。11月5日，法部奏“党禁既开，拟将监禁因犯政治革命嫌疑人犯，请旨悉予释放”。清廷照准：“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均著开释，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差委。”当然，清廷释放汪精卫主要靠的是武昌起义的威力，张鸣岐的奏折起了多大作用尚不清楚。
黄花岗之役虽然失败，张鸣岐已惊慌之极，命江孔殷率领队伍大举清乡，希望一举消灭会党、绿林豪杰，此举被讥为“名为治道，实则殃民”，并没有达到效果。武昌起义爆发，张鸣岐又派江孔殷赴港接触各界，图谋“利用官府改良独立”，实即暂时保住张鸣岐地位，制造“假独立”，待机而为。10月25日，新任广州将军凤山被革命党炸死，当天广州各大团体在文澜书院开会商议独立，江孔殷继主席邓华熙、副主席梁鼎芬之后发言，说：
鄂变起事，数日内数省响应，土崩之势已成，无论吾人如何忠爱，对于今日大局人心，不忍言亦不必讳言。今日救亡，只有二策：一速行联邦政策，开放廿二省分治，以御革命风潮。督抚未必敢言，言之政府亦未必听。一政府假权督抚，使之便宜行事，改良政治，以阻国民独立。……但一省有一省情势，他省防营少，广东防营多，他省无土匪，广东有土匪，一有不慎，国民未举事，而土匪已乘之，外人从而干涉，殊费收拾矣。……不知从前一切政治之不便于吾粤民者，官府能一一革除之，如昨日豁免屠捐、酒捐之类。事事餍民之心，则革命觉所求不过如此，何所借口用其破坏。无论满人汉人、本省人外省人、中国人外国人，凡在我广东者，皆可享受共和平等之福，何乐不为。（《广东独立记》，载《广东辛亥革命史料》）
江氏的主张，当时已被人讥为“滑头政策”，以维持治安为名，抵制革命。不久，全省各地民军蜂起，江孔殷奉命带领广州、顺德两协绿营及所部保安队进攻顺德乐从。江孔殷见大势已去，不愿跟民军作对，甫经接触即下令撤退，回广州谒见张鸣岐，告以党人声势浩大，必难取胜，以免重蹈凤山覆辙。江氏从总督府一出来，即急电革命党潘达微、邓慕韩密商，共同决定约集咨议局召开各界大会，宣布独立。江孔殷又致电咨议局副议长丘逢甲，征得同意。11月9日，由同盟会员陈景华主持大会，宣布共和独立等十条决议，举张鸣岐为广东都督。会后，由江孔殷、陈景华代表全体会议将广东都督印信送往总督府，哪知道张鸣岐见势不妙，已经逃跑了，遂选举胡汉民为都督。当时，水师提督李准、驻粤滇军龙济光已被革命党人说服反正，省城和平光复。江孔殷先是投机观望，继而顺应潮流，拥护共和，使省城不致糜烂，尚有微功足录。
两大烟草公司的一场恶战
1917年，江太史以翰林之尊，当起了外资的英美烟草公司买办，虽然他本人并不抽烟，抽的是大烟。此时，以“民族企业”自居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从海外发家以后，正在着力开拓国内市场。英美烟草公司本来已处于垄断地位，江氏的加盟更是如虎添翼，使南洋兄弟在广东的业务发展蒙上阴影。南洋兄弟的领袖人物简照南公开质问，为何一个有着像他那样社会背景的人要自甘堕落，将自己降低到一个为外国公司效力的买办的卑贱地位？江孔殷答道，他之所以愿意为英美烟公司工作，正是因为他可以这样做而丝毫不会降低他的地位。
南洋兄弟为了抢占英美的市场份额，顺应民族主义异军突起的潮流，打出了“爱国”的旗号。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为导火线，在市民、学生中爆发出抵制日货的高潮。江孔殷使出了狠招，让他儿子江叔颖在报上公布了简照南持有日本国籍的证据，让南洋兄弟原来一直标榜的“民族企业”形象受到极大损害。简照南陷入极端被动，但仍然沉着冷静，见招拆招。先是邀请广州各界有代表性人士到该公司的香港工厂参观，以证明其公司雇员都是中国人，寻求国内民众的谅解，但仍然无法完全消除江孔殷“毒计”的负面影响。到了最后，简照南“忍痛”放弃了日本国籍，向北洋政府申请恢复中国国籍。此后南洋兄弟在跟英美公司的竞争中，有时会尝到“民族企业”旗号的甜头，但也经常因此吃苦头。（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
企业间充分竞争本来是对消费者有利的，但以民族主义为武器则是一把双刃剑，有时伤人，有时也自伤。从“消费者主权”来看，无所谓“民族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关键是产品质量、服务水准、价格等方面能让消费者满意。不能因为你是“民族企业”就可利用政府力量排除竞争，以价高质次来损害消费者，获取超额利润。另一方面，简照南跟大量的华侨企业家一样，在当时环境下拥有双重国籍有其方便之处，不能仅仅因为董事长一人持有日本国籍就把整个企业当作日本企业，而要看主要的资本来源和实际控制权情况。作为北洋政府本身也应该反省，为何本国的企业老板总要弄个外国身份才觉得方便。
两大烟草公司之间的商战，最终竟演变了南海两大家族之间的私仇。1923年，南洋兄弟的创始人简照南逝世，江孔殷一时技痒，竟以轻薄语写成挽联一对，曰：
蔺相如与廉颇交，方知古人宁无愧色；
诸葛亮哭周瑜故，从此天下更少知音。
上联自愧不能象蔺相如那样不计前嫌，尚无大错；下联自比诸葛亮，将简照南比作被他气死的周瑜，公开承认此联乃是“鳄鱼眼泪”，则实在有伤忠厚。1950年以后，简照南的弟弟简玉阶作为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任职全国政协、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广东省政府，终于扬眉吐气。也就在1950年，江孔殷被原籍乡政府派人押回南海审判，绝粒而死。一生享尽人间顶级美食的江太史，以绝食终，冥冥中似有天意在。
江氏的美食家地位，建立在今日不可复制的条件上：原生态的食材和闲情逸致。读江孔殷孙女《兰斋旧事与南海十三郎》，印象最深的是像“礼云子”（蟛蜞卵）等等已成绝响的食物。江家最著名的“太史蛇羹”，全用野生、自然培植的动植物作材料，连作为佐料的白菊花也是自己家多年栽培的名品；为了给家厨提供最出色的食材，亲自经营“江兰斋”农场。时下的“美食家”，可以很有钱，但不会有这份心了。
（来源：《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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