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20世纪戏曲研究划分为前后两个50年的话，那么，在前一个50年中，王国维将宋元戏曲推上学术殿堂，吴梅将戏曲引入大学课堂；而在后一个50年中，尤其是在后二十年间，王季思在岭南，乃至在中国，培养了一批以古典戏曲研究为特色的学术团队，使之成为一门“显学”。
王季思
王季思先生从教70周年庆祝大会。
王季思近七十年的学术生涯，堪称20世纪中国戏曲学术史的缩影。而其九十余年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更是一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新旧时代激荡中的心灵史诗。
“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本期“广东世纪学人”走近中国戏剧研究泰斗、文化名人、中山大学教授王季思。
学人名片
王季思(1906-1996)，名起，字季思，多以字行世，浙江温州人，潜心于元杂剧和中国文学史研究。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国务院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规划出版领导小组成员。著有《王季思诗词录》、《击鬼集》、《新物语及其他》、《玉轮轩前集》、《新红集》、《求索小集》、《玉轮轩后集》等。先后主编《中国文学史》(与游国恩等合作)以及《全元戏曲》、《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与《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等，在国内外学术界中有重大影响。
本色：别有豪情万丈
“樽前一局兴亡，眼底八年抵抗。与君举酒对斜阳，别有豪情万丈。”是1945年9月3日王季思写的《小令八首》中的一首。2011年9月3日，和王季思的《小令八首》一起，《光明日报》刊发柳亚子、陈寅恪二人同日的诗作，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6周年。
在王兆凯（王季思长子）的童年记忆中，对父亲最难忘的印象是抗战期间在浙江丽水处州中学一次欢送高年级学生奔赴前线的大会上，王季思一边喝酒，一边用破酒瓶划破自己手指，让血一滴滴往下流，并慷慨陈词，“虽不能一起去抗日，但愿血流在一起”。
青年王季思，人送外号“王老虎”。中学时，王季思因参加“五四”运动，为留日归来的校长、学监所不满，被迫退学。1927年任教瓯海中学，因宣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反对西山会议派，在“四·一二”事变时遭逮捕，经亲友保释重返南京读书。抗战爆发，王季思深入浙南山区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民兵；后因反对温州专员兼浙江省保安司令蒋志英收缴民枪，在一次会议上引发冲突，被迫流亡。
王季思后来剖析自己：“我生长于乡村，从小跟野孩子混惯了。后来想从民歌中闯出一条诗歌创作的路子，又有意无意结识了一些社会下层的人物，因此性格比较粗犷，有时议论不合就盛气凌人；看到忍无可忍的事就横起干涉。”
对此，好友“一代词宗“夏承焘曾劝告：“当于忍无可忍之处，常存若无其事之心，才能专心治学，不以杂务分心。”1948年，王季思离杭南下，曾经的老同事徐震堮也告诫他：“漫续新声《惆怅爨》，半生豪气误元龙。”元龙，三国名士，陈寿称之“有雄气壮节”。
1951至1957年，王季思出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目睹“旧世界”的老教师诸多缺点，“对他们不够尊重，引起他们的反感”，受到时任校领导冯乃超的批评，指其性格急躁，政治上幼稚。
1975年，在冯乃超自中山大学调任北京图书馆前夕，王季思去看望他。冯笑言，近年总结出两个字：认输。王不解，冯补充道，你不能跟风车决斗嘛。王季思回忆，“而我当时的作法，实际是跟风车决斗，被碰得头破血流”。“文革”中，王季思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高帽，肋骨打断几根，险些丧命。
章诒和在《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一文中写道，反右之后，教育界推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生视教师为对头，“拔白旗”、“批白专”运动方兴未艾。王季思当时对她和其他搞戏曲史论的同事说：“1959年大学里掀起学生写教材的热潮。人们常说荒唐梦，这样的事比梦还要荒唐。我私下里对北大王力先生讲：‘现在教育界的情况是，教授不如大学生，大学生不如中学生，中学生不如小学生，小学生不如幼儿园。’想想吧！这是多么可怕的愚昧。”
是年，王季思已过知天命之年。
改革开放之后，王季思年届耄耋，秉性不改。“提了一些意见，全国政协委员就只做了一届。”王兆凯告诉笔者。
1979年春节前夕，温州友好来函邀请王季思回乡讲学，他作词回复：“六十年间路。有几番惊涛骇浪，横风暴雨。德赛两生何处去”。
当行：半生心力付金元
《西厢五剧注》是王季思一生学术的起点和里程碑。
王季思的家乡温州，是宋元南戏发源地，民间演出旺盛，其老家上田村和周围几个村子，每逢春秋两季，轮流演出社戏。但直至“五四”运动时，王季思从《新潮》、《新青年》等刊物里接受了平民文学的观点，才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戏曲。
王季思自称是以“前人治经、治史之法治曲”。治经之法，习自孙诒让；治史之法，则主要受王国维影响。
从浙江第十中学被退学后，王季思转入瑞安县立中学，和同乡戴家祥（后师从王国维，治金文甲骨之学）在清末名儒孙诒让家借住。孙诒让时已过世，王季思从其后辈处得阅部分手校本及其与同时学者俞樾、戴望等的论学往来信札，从中习得校勘考证之学。
王国维坚决摒弃将戏曲视作“末技”的正统文学观念，对元剧高度肯定，将一向不为士林所重的元曲提高到与唐诗、宋词并肩的“一代之文学”的高度，擦亮了王季思久违的儿时记忆，学术空间豁然开阔。
而对其学术道路起着关键性影响的则是吴梅。
吴梅，字瞿安。著名学者浦江清说，“近世对于戏曲一门学问，最有研究者推王静安先生与吴先生两人。静安先生在历史考证方面，开戏曲史研究之先路，但在戏曲本身之研究，还当推瞿安先生独步”。
吴梅很赏识王季思，在王季思的一次作业后批道：“自万里（赵万里）、雨亭（孙雨亭）、维钊（陆维钊）去后，复得斯才，我心喜极！”并告诉王季思，“治曲当从元人入手”。
由于传统文坛轻视戏曲，可供参考的工具书几乎没有。王季思从掌握第一手材料开始，阅读了全部元人杂剧和散曲，札记其中的特殊用语，制成几抽屉的卡片。并考查关汉卿、王实甫等元代作家的生平和元代戏曲中人物故事的演变，为研究元代杂剧，打下坚实的基础。
1944年，王季思结集《西厢五剧注》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超越金圣叹的评点本。当时还有人结合王季思的感情经历写诗嘲讽：“不读六经爱五剧，西厢浪子是前身。”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黄秉泽认为，王季思对《西厢记》的研究，“继承发展了明清时期盛行的评点方法，站在新的立场观点和学术水平上，对剧作进行深入细致的评点”。1950年代，香港《文汇报》副刊刊出王季思专页，干脆冠以“当代金圣叹”之名。
王季思不断拓展研究视野，撰写了有关关汉卿、王实甫与高则诚《琵琶记》、孔尚任《桃花扇》等论著，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朝探讨民族戏剧的审美特色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80高龄之后，王季思依然亲自指导博士研究生，主编《全元戏曲》。《全元戏曲》是王季思晚年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全元戏曲》第一卷出版后，王季思欣然赋诗：“半生心力付金元，一代精英继宋贤。燕赵才人萦旧梦，永嘉南戏有新编。”
王季思的东南大学同学、暨南大学前校长王越说：“王季思年逾八旬，精研宋元戏曲，殆此道中之‘鲁灵光殿’也”。鲁灵光殿，硕果仅存的人物。
文采：冰雪照人肝胆澈
“百虫肥一鸭，百鸭肥一人；生人归泉壤，还饱蝼蚁身。释氏戒杀生，毋乃儿女仁；杀机苟不起，大化何由均？”这是王季思在江苏松江女中任教时，愤于时势，在丰子恺画的“长生鸭”上题的打油诗。彼时《护生画集》正流行，听说丰子恺见了这首诗，不大高兴。王季思倒是不在意，诗兴盎然，直至终老。
王季思幼承庭训，背熟不少古人名作；在东南大学，喜读唐人歌行；在宣城教书，受姐夫陈仲陶影响，爱好转向宋诗。陈仲陶诗多哀时念乱之作，为陈去病、柳亚子所称赏，待人接物，温厚和平，每以王季思锋芒太露为戒。
离开宣城后，王季思在松江教了6年书。由于生活稳定和风土柔和，诗风亦从“巉刻险僻”走到“和易近人”的一路去，而其内在金铁之声，时时有闻。“我觉得诗人必须掌握时代的脉搏，关心当时绝大多数人为之痛哭流涕或手舞足蹈的事情”，“在这国难深重之际，对于那些大腹便便的奸商贪吏，最好的办法是杀了他熬油，或在他的脐眼里点起灯来”。
期间，既有不少反映现实的慷慨激昂之作，如《抗战军歌》，也有百炼钢柔指绕之作，如《古决绝词》。其中两句：“钗分寒雨夜，魂碎落花前”，是王季思二十首乐府诗中，朱自清最为欣赏的。
夏承焘曾指出王季思的诗：“明白如话，农夫妇女一读就能上口，但没为读者留有余地，也是一病。”但王季思对此其实颇为自得，“回顾我前半生写的诗歌，在群众有点影响的并不是我追唐摹宋、刻意经营的诗词，倒是这些有感于民生哀乐，信口成吟的乐府民歌体”。
王季思最小的女儿王小雷曾说：“爸爸的最后几年有意识地用诗词文章来证明他的生存。这些作品不一定写得好，但我总为他坚韧的意志、活跃的思维，尤其是对生命的信念和热情而感到安慰和敬慕。”
王季思的文章历经三次转变，莫不与时代息息相关：经“五四”运动而一变，抗日战争爆发而再变，至全国解放而三变。晚年，王季思还欲思变，但自认已力不从心。
王季思的学生、中山大学教授康保成说：“毋庸讳言，从内容看，先生的诗文创作，比他的学术著作更多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其中既贯穿着求新求变的精神，也有随风倒伏人云亦云的一面，二者构成一个整体。毕竟人无完人，难以求全责备。”
王季思自己也承认，在思想改造、反右斗争、红专辩论的历次运动中，他的思想跟着文艺思潮领域的过“左”思潮逐步左倾。“然而，由于长期对文学史的钻研，以及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影响，使我不可能全盘接受那些过‘左’的偏见；因此，在一阵批判运动过后又在课堂上、报刊上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解放后三十多年来，王季思就这样一直在左弯右转地探索自己前进的道路。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王兆凯在《王季思全集》编后记中说：“他（王季思）有他的时代和社会局限，并不是他想怎么写就能怎么写，即或有迎合之作，形势使然，读者心里明白即可。如果能看到时代和社会对文人的约束有不利于国家走向民主富强之处，从而促其改进，那就是《王季思全集》最大的收获了。”
人师：薪尽火传光不绝
“我是教师，我必须教好书，使自己逐步成为一个比较称职的教师，这是我在人生道路上探索前进的途径和目标。我面对的是青年，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我必须引导他们向前看，看到祖国灿烂的前景，也看到个人光明的前途。”王季思从教70余年，培养学生倾尽心血，扶掖后学有口皆碑。
黄天骥，中山大学教授，2006年当选“国家级教学名师”。1952年，17岁的他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大学三年级在《光明日报》发表评论陶渊明的文章。毕业答辩，他的《桃花扇》论文被董每戡、詹安泰和王季思一致评为优秀。年少得志，当时有人说他调皮，屁股尖坐不住。
为了磨练黄天骥，1961年，王季思参加《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把系里的《中国戏曲选》编写工作留给他和另一位青年教师去完成。要他们从校勘元人杂剧的不同版本入手，再确定全书体例和各剧注条。王季思告诫他，“聪明人要下笨功夫”。
1973年，王季思和黄天骥又一次合作选注《聊斋志异》，这又是一件麻烦工作。黄天骥似乎也不耐烦，但终于透出一句话：“锻炼锻炼耐性也好。”“我听后心里暗暗高兴，知道他终于懂得认真读书、做学问的重要，而不是那些风云一时、昙花一现的人物。”王季思在黄天骥《冷暖集》序中写道。
解放前夕，军警抓走中山大学一批进步师生，其中赖春泉有杀头之虞，经多方营救，仍需一名教授担保才得脱身。王季思慨然出面，接出赖春泉。后来成为广州《诗词报》主编的赖春泉说：“是王老师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把我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王季思学生、广州市原市长杨资元称这是师生之间的“生死相托”。
不惟对学生，对于后辈学人，王季思都是长者风范，宽容大度。自己珍藏资料也从不敝帚自珍，这种情况越到晚年越是明显。1980年春，教育部委托王季思主持“中国戏曲史”教师进修班，当得知进修班学员、兰州大学教师宁希元在写《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书稿时，便将自己积累多年的有关《元刊杂剧三十种》的资料提供给宁希元参考。
资料堪称治学的根本。王季思在学术上遭遇两次重大挫折，均与资料有关。一次是一批宝贵的札记卡片资料在抗日战争时毁于兵火。另一次是从1964年“文艺黑线专政论”起，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止，积累的图书、资料、讲稿大量丧失。尤其是后者，王季思1978年谈及此事仍是气愤填膺：“除图书资料的损失外，还在理论上颠倒黑白，思想上制造混乱，破坏性比八国联军、日本侵略都严重。”
晚年对于盛名，王季思心存警惕。在《给长女王田兰的家信》中，他说：“由于老一辈专家如游国恩、冯沅君、夏承焘、徐震堮等，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而我还勉强能动动笔，‘蜀中无名将，廖化作先锋’，名声渐渐显著，实际远难相副。苏轼在黄州，自说畏过实之名如畏虎，我今实有同感。”
为此，王季思将有涯之生，投入到无尽的教学当中。据黄天骥回忆，有一次，几位来自远方的学生回校看望王季思。席间，有人举杯祝愿老师身体健康，多留下几部专著。王季思一饮而尽，却又摇摇头：“我能写出几部？人生有限，事业无穷。”随即拿出几页文字，风趣地说：“我有长寿之秘诀，不死的灵方，它就在这里。”原来是一份培养研究生的教学计划。
王兆凯告诉记者：王季思“有一个理论，叫‘水涨船高’。”也就是说，学生获得一定的成就，又没有忘记老师的教诲，这使老师也会很有成就感。
时光倏忽而过。谁能想到，曾经在社戏台下，听锣鼓铿锵胡琴嘶哑、看竹制刀枪菖蒲翎子的懵懂少年，几十年后，走上了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道路，成为戏曲学界的一代宗师，并培养出一大批杰出弟子，将中山大学建设成为中国戏曲研究的重地。
（参考文献：《王季思全集》、《王季思从教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等。感谢暨南大学图书馆提供便利）
（来源：《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