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批准：可以批三天

　　1967年2月，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叶剑英和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即“三老四帅”)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借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所批评之机，在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军委常委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与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史称“二月抗争”。

　　这一事件的主要标志就是所谓“两个大闹”，一个是“大闹京西宾馆”，一个是“大闹怀仁堂”。关于这“两个大闹”，已经有许多著作和文章提及，在此不再赘述。“两个大闹”使毛泽东大为震怒，他严厉批评了三老四帅，责令他们停职反省。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它诬蔑为“二月逆流”“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三老四帅叠遭批判，甚至株连到他们的家属。

　　1968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见大陆各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说：“全国一片红了，中央什么时候开九大？”他提议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等问题。

　　当时，林彪、“中央文革”一伙看到三老四帅等元老虽然靠边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打而不倒，轰而未垮，而且还有干部群众在保他们，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不断向毛泽东告状，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但毛泽东就是不说可以将这些元老统统打倒。这样，他们就认为这些元老仍然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重大障碍，所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们串通起来，有计划地对三老四帅等开国元老发动了总攻，(《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857页。)又一次大兴问罪之师，集中火力，大批“二月逆流”。

　　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向周恩来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要清算三老四帅的“错误”。而且还要批判朱德。“他们的理由是，这样才好让他们(指叶帅等)过关，出席‘九大’……这都是他们事前商量好的，也绝不是他们几个人的意见。”周恩来认为兹事体大，他要江青请示一下毛泽东。不久，江青请示回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够还可以多批几天。总之，要参与‘二月逆流’的人作出认真的检讨。”

　　会议决定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分别安排到全会的各个组去，以便他们参加会议。结果，朱德和李先念分到了华北组，叶剑英和董必武分到了中南组，陈毅分到华东组，徐向前分到西北组，聂荣臻、李富春、邓子恢等也分到了各个组。唯独谭震林，毛泽东不同意他参加会议。

　　叶剑英等遭猛烈批判

　　10月13日，中共八届扩大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全会后期，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联合发起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在分组会上对参加全会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和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进行围攻。聂荣臻回忆说：林彪一伙，“四人帮”和陈伯达、康生等一齐出动，在各个组煽风点火，出点子定调子，对老同志们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大搞逼供信。他们造谣诬蔑，无中生有，捏造出许多所谓“事实”，硬是把我们往“反党集团”纲上拉。(《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857页。)

　　“中央文革”给各个小组提供了一些“炮弹”(批判材料)。这些“炮弹”里，不仅有三老四帅在所谓“二月逆流”中的“错误”，而且还有他们几十年来的“老账”。吴法宪说，这些材料的来源，即使是“中央文革”的那些人，恐怕也是不会知道的，但是都提供了出来。

　　因此，在会议上不仅只是批判老帅们“二月逆流”的问题，而是彻底清算这些老帅们的历史老账，把他们参加革命以来所犯的“错误”统统翻出来进行批判。所以，斗争他们的内容就很广，连红军初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时期、瑞金根据地时期、长征途中、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等各个时期的问题，都提了出来。“当然，主要还是抓住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进行批判，斗得这些老同志的情绪都不好。”

　　10月17日，江青等人在全会小组会上对参加“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进行围攻和诬陷。他们说，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人“一个在京西宾馆、一个在国务院”，“二者合流”，“是一个集团”，“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诬陷叶剑英、徐向前“在京西宾馆煽动干部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乱党乱军”、“要夺军权”。诬陷谭震林是“叛徒”。(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第188页。)

　　10月17日，叶剑英在中南组会议上遭到了围攻、批判。叶对一些人的质问和围攻，作了解释和回答。他说：对这个运动，我不理解，跟不上，把支流看重了，我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想，但我同他们是组织上无联系，思想上有共鸣。我“舌战群儒”，指的是王(力)、关(锋)、戚(本禹)。我不同意群众对领导干部乱批乱斗，是为了保护干部。1967年初解决青海问题、成都问题、万县问题，我是担心军队搞垮了，是想保护军队。对于叶剑英这些解释和回答，小组的许多人十分不满，继续进行围攻。有一些从工人中走上中央领导层的人员，更是以极左的发言，对叶进行了攻击。(《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册，第978页。)

　　同一天，康生在小组会上发言，给“二月逆流”强加上“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反对延安整风运动”，“为王明路线翻案”，“公开否定毛主席的领导，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等罪名。他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江青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黄永胜污蔑叶剑英是“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

　　聂荣臻在他所编小组里，同样受到揭发批判。陈伯达追问聂：为什么与叶剑英议论他那段“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的历史？陈伯达还说，聂荣臻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西山拉拉扯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的不满，这是“二月逆流”西山一股的成员。

　　据李先念的秘书回忆：吴法宪在华北组会议上诬蔑说，“二月逆流”中有两股黑势力，一股子在国务院，成员有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及余秋里、谷牧；一股在军委，成员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及萧华和杨成武，陈毅是这两股黑势力的联系人。(程振声：《李先念在十年浩劫之中》)

　　10月18日，叶剑英借故不到会，向中南组递交书面检讨发言，被迫“检讨”在对待“中央文革”、在处理青海事件、成都问题等方面的“错误”。叶剑英承认自己“对‘中央文革’的态度，不是拥护的，而是反对的”！

　　林彪、江青一伙对叶剑英等老帅的态度和“检讨”，当然不满意。江青每天晚上在碰头会都要听取汇报，然后布置各组第二天批判的内容。

　　10月22日，叶剑英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向全会中南组递交“第二次书面检讨发言”。

　　林彪重视批“二月逆流”

　　林彪对批“二月逆流”非常重视。其一，他向来处理中央传阅文件的原则是“主席划圈我划圈”，亦即“毛泽东同意我同意”。既然毛泽东已经发出最高指示：可以批三天。林彪自然紧跟“伟大战略部署”不动摇；其二，大批三老四帅，打掉他们的威风，可以清除中央领导层的异己，安插自己的亲信。

　　为此，他精心准备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他交代办公室主任叶群和秘书们“拉条子”(讲话提纲)，准备讲六个题目：“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做。

　　随后，叶群让秘书张云山抓紧时间看会议简报，说：“这次十二中全会，非常重要。会议的主题是批‘二月逆流’……这次批‘二月逆流’的温度很高。‘中央文革’的看法是，它的意义不亚于十一中全会。不把二月逆流批倒批臭，有些人对他们总有幻想，‘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不能巩固。首长(林彪)在会上讲话，也要重点批‘二月逆流’。批的调子不能低于会议的简报。要点名批，不能客客气气。要点点陈帅、叶帅，他们的态度至今还不老实。‘二月逆流’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指向‘文化大革命’的，特别是指向‘中央文革’的。首长讲话要旗帜鲜明，要坚决支持‘中央文革’，不要使人感觉好像首长是那些老帅们的后台。”(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198页。)

　　秘书抓紧翻看会议引发的上百份简报。他们看了这些简报，令人毛骨悚然。确如叶群所讲，简报的政治风向一面倒，登的全是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发言。被批的对象，不仅有叶帅、徐帅、陈帅、聂帅和李富春、李先念，就连长时间不露面的朱德和陈云也挨批了。他们全都抓住1967年2月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大做文章，上纲说在那个事件前后形成了一个“反党俱乐部”，是什么“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为刘邓陶翻案”，还有“山上山下配合”、“军内军外呼应”，目的就是“推翻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实现反革命复辟”、“进行反革命的反攻倒算”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林彪为批“二月逆流”定基调

　　当秘书把林彪的“条子”快要搞好的时候，叶群又突然变了腔调，讲起“会议新精神”，要“降温”。她对秘书说：首长当面请示主席，他讲话时要注意些什么？主席说，随你怎么讲，我不干涉内政。首长说，我讲话时要点点“二月逆流”，可不可以点名？主席说，不要点名了。主席还说，对那些犯过错误的老同志要一批二保，还要选他们作“九大”代表，但他们不能翘尾巴。

　　尽管毛泽东已经发话，但叶群仍然抓住“二月逆流”不放，她交代张云山：“你‘拉’的‘条子’，还要把批‘二月逆流’作为重点。”

　　“主席不是讲要降温、要保吗？”张云山有点不解地问。

　　“主席现在讲要降温，并没说以前大家批的不对。主席讲一批二保，证明还是要批的。”叶群极力按她的意志去解释毛泽东的话。“会议批‘二月逆流’并没错，现在的问题是首长讲话的调子可适当低一些。但太低了也不行；如果太低，就使人觉得首长不是在批‘二月逆流’，而是批这次会议了。那样，就给积极参加战斗的一些小将泼了冷水，“中央文革”也会不满。“中央文”革对首长一直是信任的，不能叫他们失望。”(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200-201页。)

　　10月20日下午，林彪在全体会议上讲话。他首先歌颂“文化大革命”，说“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我们一片红，等于欧洲一片红。”随后，他宣称“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说：“在运动过程中，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干扰这条路线的‘左’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右的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林彪接着就反咬一口说：“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军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林彪还说：“主席原定在[19]67年的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这样，又给三老四帅加上了新的罪名。

　　林彪讲话后，对之有保留看法的人们沉默不语，然而却受到某些人的喝彩。最引人注目的是康生的发言，《简报》上登的几页篇幅发言纪要全是他对林彪的赞美之词。

　　聂荣臻元帅说，林彪这次讲话实际上是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政治动员令，也是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以后大会小会批判所谓的“二月逆流”时，都是按他的这个基调进行的。

　　江青等人还要继续升温，穷追不舍，纠缠不休。周恩来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说：“不要再整了！”会议批判“二月逆流”才告一个段落。（未完待续，敬请关注明日历史版。）

　　◎卢荻，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研究员。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