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2日，因心肌梗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名专家、著名陈寅恪研究专家、《中山大学学报》原主编、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定宇先生不幸在广州家中猝然离世，享年74岁”。在吴教授遗体告别仪式上，悬挂着其弟子共同拟写的一副挽联：“仁者德永驻历川东至岭南康园守望平生终无憾，学人魂长存研文学通文化杏坛弦歌半世亦悠然。”(贺蓓《守望学术，躬行道义———中山大学吴定宇教授猝然辞世》，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7月28日A13版)这副挽联，嵌入了吴定宇的两部“陈寅恪传”——— 《学人魂———陈寅恪传》(以下简称“《学人魂》”)和《守望：陈寅恪往事》(以下简称“《守望》”)，足见它们在吴氏一生功业中的地位。
《守望：陈寅恪往事》，吴定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版，79 .00元。
《学人魂》1996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颇受好评”，后来“还被评为1996年度上海文艺、文化、音乐出版社十大优秀图书”。(《守望》，第500页)从2003年开始，得益于受命编撰中大新校史之便利，吴教授“可以查阅和使用学校档案馆、图书馆任何文献材料与珍稀图书”，因而“又收集了不少有关陈先生的第一手材料”。(同前，第500页)加上前前后后“学习、钻研陈氏著作七八遍”(同前，第467页)的沉潜和积淀，最终在2014年11月催生出《守望》这本新的陈寅恪传记，并随即“获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度好书”(《守望学术，躬行道义——— 中山大学吴定宇教授猝然辞世》)。
平心而论，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前后相隔18年的两本陈氏传记，确实难以同日而语：前者尽管有海内外“多篇书评”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守望》，第500页)，依然只能称为跨界研究者的一部习作；后者则不然，就总体而言，称得上近年比较出色的一部陈寅恪传记。
《学人魂》出版不久，我就买了，第一时间看了。除了错别字太多之外，印象较深的还有两点：一是披露了以陈寅恪在海外写信劝父亲剪辫子为代表的一些新材料(第20页)；二是不止一次地把旧体诗中的阴历记日误解为阳历记日(如第26页将陈三立诗题中的光绪三十年甲辰“十月二十七日”理解为“这年秋天”)。
1997年的我，未届而立，求名心切，迫不及待地挑出《学人魂》的百余处毛病，寄给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最终见报的，大概只有几厘米见方的“豆腐块”，编辑留了个尾巴———“以下作者指出若干处错误，此略”(受赠的样报久已散失，大意如此)。1999年11月27日至29日，中山大学举行“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吴老师和我都与会了。27日或者28日傍晚，代表们准备在岭南堂前搭车去番禺的“白宫”出席晚宴，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去，吴老师主动走过来，自我介绍后，说上海的编辑把那篇稿子转给他了，感谢感谢云云。这是我和吴教授的唯一一次交往，此后再没有联系，不过，当时的尴尬和对编辑的不解，现在还记得很清晰。
既然编辑把批评稿转寄给了作者，我想当然地以为后出的《守望》肯定会改正那些错误。可是，仔细看了吴教授的第二本“陈寅恪传”，才发现有些改了(《学人魂》第26页将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误解为“这年秋天”，《守望》第36页已改为“到了初冬”)，有些照旧(《学人魂》第28页将一场冬雨臆想为“秋雨霏霏”最具代表性，《守望》第39页沿袭了这一错误)。值得欣慰的是，《守望》的体量(字数)是《学人魂》的接近三倍，新见史料的数量远远不止《学人魂》的三倍，文字硬伤的比例远远比《学人魂》低得多。
二
我之所以说《守望》称得上近年比较出色的一部陈寅恪传记，最有力的证据在于：吴教授充分利用编撰中大新校史的独特优势，发掘、完善了不少有关陈寅恪的第一手材料；与之相应，《守望》以此为基础，在观点提炼、文字表述上也大大超越了《学人魂》。
比如，揭秘陈寅恪与中大某些民主人士关系紧张，虽非吴教授开先例，但以《守望》最为集中、详尽。“某客家籍”人士率先上呈报告，批判陈寅恪，应当是《守望》首次正式披露。(详《守望》第318-320页)尤有进者，吴教授在增补旧著的过程中及时吸收、借鉴了不少最新的研究成果，调校了《学人魂》的某些未尽准确的观点(可将《守望》第321页第3段与《学人魂》第221页第2段相对照)，从陈寅恪与民主人士关系紧张这一新视角出发，对《论〈再生缘〉》出版风波作了十分有益的补证(陆键东、徐庆全、宗亮、陈书良、胡文辉等研究者对此各有论述，此略)。仅此一点，足可证明《守望》绝非拾人牙慧之作。
再比如，1959年6月28日唐筼曾代笔给中大校方写过一封信，陆键东最早利用这份材料，节选的内容却十分有限(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40-441页)，陆氏在修订旧作时仅改动了其中的一个错字和一处标点(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2013年版，第419页)。《学人魂》起初也没有完全公布此信，而是采取了隐括的方法(详第220-221页)；《守望》则最大限度地公布了这份文献(详第343-344页)，又对来龙去脉言之颇详。
将吴教授18年前后的文字对照而读，不难发现：细节越来越丰富，事实越来越清晰，论调也越来越平允，《守望》确实较《学人魂》前进了不止一大步。以下两处，可能给读者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其一，历史系某“老革命”与陈寅恪之矛盾(《学人魂》第211-216页，《守望》第337-347页)；其二，某副校长与陈寅恪之冲突(《学人魂》第210页，《守望》第292-293页)。当年，在对待该副校长的态度上，最受陈寅恪器重的刘节、梁方仲，却能做到不以陈寅恪之是非为是非，不以陈寅恪之好恶为好恶，《守望》至少在不少方面传承了这一风骨，展现出良好的史家风范：客观、完整地还原历史场景，审慎、准确地评判历史人物。
三
我之所以对《守望》有所保留地称誉，固然有苛责贤长之意，更大的原因在于全书的匿名、错名现象令人担忧。
揆情度势，政治斗争一旦由最高层蔓延至全社会，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各色人等难免留下不堪回首之言行，后来者如何书写这类历史，一直都是悬而不决的难题。换言之，在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与学者的研究权、公众的知情权之间，平衡能否实现？底线怎样划定？尺度如何把握？解决这些难题，过程仍然漫长，也许永远无解。仅就吴著(《学人魂》偶见被匿名者，《守望》可谓变本加厉)而论，某些做法(我称之为“选择性隐匿”)已值得商榷，某些现象更值得警惕。窃以为，如欲为往生者讳、为健在者讳、为尊长者讳，或可一概隐没名姓，但不宜标准各异；如欲将个体行为之偏差归咎于特定环境之高压，也应该抱持同样的了解之同情，而不宜厚此薄彼。
限于篇幅，以下只对《守望》的典型性错名现象稍作指摘：
1.“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涛驰往西山‘崝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第9页)
此错承袭《学人魂》(第4页)而来。“松涛”，实为“松寿”之误。这段文字，最早见于宗九奇《陈三立传略》(《江西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3辑，第119页)，其后又见于宗九奇《陈宝箴之死的真象》(《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页)。宗氏第二文之标题，被《守望》误引为“陈宝箴之死的真相”(第9页)。
2 .“军机大臣瞿子玖之子瞿蜕之。”(第21页，“瞿蜕之”或“蜕之”另见于309、312、313、314、315、456等页)
“瞿子玖”，即清末重臣瞿鸿禨。瞿氏季子名宣颖，字兑之，号蜕园。
3 .“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海撰写的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鸿篇巨制《文献通考》。”(第24页)
此错也是因袭《学人魂》(第11页)而来。“马端海”，只能是“马端临”之误。
4 .“寅恪的母亲俞明诗亦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俞文葆著有诗集《神雪馆诗》传世。”(第26-27页)
据陈三立为亡妻所撰《继妻俞淑人墓志铭》，俞明诗“著《神雪馆诗》若干卷”，“旧说神雪者，列仙琴名，淑人好琴，因取此”。(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4页)
5 .“陈三立的文朋诗友沈曾植、范当世、樊增祥、陈宝琛、吴汝伦、夏曾佑、陈衍、文廷式、易顺鼎、曾广钧、俞明震等。”(第33页)
“吴汝伦”，应为“吴汝纶”之误。《学人魂》此句原作：“陈三立的文朋诗友沈曾植、范当世、樊增祥、陈宝琛、吴汝纶、夏曾佑、陈衍、梁启超等硕儒名士。”(第21页)至少“吴汝纶”正确无误。
6 .“史学家牟润荪就持这种论调。”(第70页)
“牟润荪”，应作“牟润孙”。牟氏在《守望》中共出现18处，仅4处正确，余者皆错成“牟润荪”。
7 .“阅卷工作的季节性很强，不阅卷时，他住在上海父母亲家中养病和读书，有不少时间到海藏楼聆听父执沈曾植的教诲。”(第112页)“散原是陈三立的字号，海藏是沈曾植的字号。”(第310页)
实则“海藏楼”为郑孝胥的室名“海日楼”才是沈曾植的室名。
8 .“继任这一职务的叶企荪(1898-1977)，亦非等闲之辈。”(第197页)
叶鸿眷，字企孙。1913年夏，十五岁的叶氏以其字“企孙”为名，再次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其后遂以字行。(叶铭汉、戴念祖、李艳平编《叶企孙文存》，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68、670页)《守望》全书除2处无误外，其余10处均错成“叶企荪”。
9 .“他在昆明停留的几天，汤用彤、叶企孙、冯友兰、朱自清、俞大綑、毛子水、雷海宗、姚从吾、张奚若、向达、陈岱荪、闻一多、曾昭伦等许多老朋友、老同事，和吴晗、钟道铭、丁则良等留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学生，都纷纷前来探望、问候、畅谈。”(第214页)
《学人魂》原作：
他的许多故交和学生，如张奚若、汤用彤、叶企荪、冯友兰、向达、陈岱孙、曾昭伦、俞大綑、姚从吾、毛子水、雷海宗等老友老同事，和吴晗、汪篯、钟道铭、丁则良等学生都纷纷前来探望、问候、畅谈。(第147页)
“陈岱荪”，应作“陈岱孙”。“俞大綑”，应作“俞大絪”，陈寅恪之表妹；“曾昭伦”，应作“曾昭抡”，俞大絪之夫婿。
10 .“詹安泰、王起、董每堪三位教授与之唱和的诗词，展现出中山大学在反右运动之前一派祥和的景象，至今在康乐园还传为美谈。”(第299页)
“董每堪”，即中大中文系教授、著名戏曲家董每戡。董教授在《守望》中共出现6处，处处皆误，莫名其妙。往上追溯，原来《学人魂》(第205、206页)业已连续出错。
吴定宇于1979年考取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吴宏聪教授，1982年毕业后留校执教。恰在此期间，董每戡从流放地长沙回到广州中大中文系，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历程———1979年5月4日至1980年2月13日。(详陆键东著《历史的忧伤：董每戡的最后二十四年(1956-1980)》，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517-535页)以常情常理推测，作为学生、后辈的吴定宇，不至于对董每戡陌生到连名字都会写错的地步。身为中大中文系知名教授，生前身后居然等不来一次正确书写，地下有灵，董每戡情何以堪？
11.“关心陈氏的友人，还有与章士钊同龄的叶恭绰(1881-1958)。……据考证，叶氏19岁时是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这一年春天叶氏的内弟孙浥英，与陈寅恪的堂妹、陈三畏之女陈倚庄喜结连理，于是叶家与陈家就成为姻亲。”(第311页)
“孙浥英”，似为“孙挹英”之讹；陈倚庄，实系“陈绮庄”之误。据陈小从(陈寅恪之侄女)回忆，陈绮庄为陈三畏(陈三立之弟)之“次女”，家中人呼为“二姑”，“适无锡孙挹英”。(陈小从著《图说义宁陈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篇》)往者已矣，生者犹存，缅怀和纪念的方式绝非只有颂赞一种途径，为先行者拂去白玉之瑕原本也是后来者的责任所在。
◎张求会，广东行政学院教授，著有《陈寅恪丛考》等。
（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