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病逝，享年59岁。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虽然他一生只到过北京三次，累计时间不足百天，但在中国革命史上却具有重要意义。北京，促成了孙中山走上武装革命道路，亦是先生壮志未酬之地。

孙中山第二次北京之行多次前往的湖广会馆现址。

　　第一次进京　走上革命之路

　　1894年7月，孙中山拿着在家乡翠亨村起草、在澳门修订的长达八千字的《上李鸿章书》来到北京。这位年仅28岁的医学博士，希望能像他医人一样帮助当政者找到医国的药方。

　　孙中山上书的中心思想是，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主张中国要学习西方“富强之本”，并进一步提出，人尽其才，在于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三方面；地尽其利，在于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褥有器三方面；物尽其用，在于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三方面；货畅其流，在于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负之载动三方面。孙中山认为实施这四大办法兴国已急不容缓，皆因当时的中国“形势已岌岌不可终日”。他执意：“以中国之人民财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

　　但李鸿章贵为傅相，权倾中外，孙中山凭什么企望傅相垂顾？原来孙中山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李鸿章是庇护人，毕业礼上教务长康德黎曾提及李鸿章主张传授科学，以至孙中山认为李鸿章与一般守旧官僚不同，而且康德黎曾向李鸿章推荐过孙中山，李鸿章也已经同意授予孙中山“五品军牌”。再有，孙中山还得到了三位关系人的推荐信，可以找到李鸿章的洋务助手盛宣怀，请其引见。

　　但其结果完全令后人可以理解，堂堂清廷重臣，又怎会看得起孙中山这样一个当时尚默默无闻的年轻人。

　　事实上，孙中山的这种改良思想，并不适合当时的中国国情，甚至后来连孙中山自己也觉得幼稚，此后多次的革命生涯回忆中，自己也绝口不再提及此事。

　　这次北京之行，反而让孙中山看到，虽然此时隔海相望的日本早已把炮口对准了不堪一击的清王朝，但为了筹备慈禧太后的六十寿辰，北京城仍然是到处张灯结彩，李鸿章也是乐于从官场陋习中攫取财富。

　　后来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这次北京之行，“盖中国官员以贪赃纳贿为常事”，“则见满清政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愈高则愈龌龊”。也就是在此时，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孙中山便对改良救国失去信心，坚定地走上激进的革命之路。

　　仅过了一年，孙中山就策动了广州起义。虽然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却是孙中山领导暴力推翻满清政治的开始。

　　二次进京　维护共和

　　北京是清政府的统治腹地，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屯有重兵，武装起义十分困难。然而，北京却并非清净之地，反而是要求变革暗流涌动最为强烈的地方。清廷一次次的“新政”难挽颓势。戊戌政变以后，北洋新军的袁世凯实际上已控制了北方的兵权。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束手无策，只能请已经被其罢黜回家的袁世凯出山平复。袁待价而沽，再三推辞，最终获取内阁总理大臣之位。袁世凯一方面借革命之利害威逼清室退位，一方面借逼宫与革命派讨价还价。

　　清帝逊位后，为弥合南北分歧，巩固共和，孙中山受袁世凯之邀于1912年8月24日至9月17日第二次访问北京。

　　当时，袁世凯在北京刚杀害武昌起义领袖之一的张振武。对于革命派来说，孙中山北京之行无疑冒有风险。1912年8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登船赴京。船上，一女士突然闯入船舱，还拿出武器，她要以死反对孙中山赴京。

　　孙中山说：“去是我的责任。因张振武的无故被杀，内战可以因此而起。我们必须保持中华民国的统一。倘使我不到北京去，国民都要以为我惧怕袁世凯。倘使我去，国民都要想，我是保护他们利益的。”孙中山好言劝慰，该女士才怏怏登岸。

　　8月24日下午5时半，孙中山经天津抵达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站台上有欢迎人群，路上高呼扬帽的人亦很多。孙中山乘袁世凯所备朱漆金轮马车，由正阳门入城。为了表示礼让，袁世凯让出了自己位于石大人胡同的总统府给孙中山做行宫，自己则迁往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办公。

　　当晚，袁世凯在铁狮子胡同临时总统府设宴欢迎孙中山。共和初建，多数国人还不知共和为何物。孙中山为敦促袁维持共和，在京的20多天中，与袁世凯密谈13次，对自己的治国方略言无不尽。进京第三天，袁世凯又在迎宾馆设宴。

　　9月16日，孙中山再赴总统府，出席袁世凯举行的饯别宴，并与袁作最后一次谈话。席间，袁世凯欲刺探孙中山的意志，他佯作酒醉，说：“方今革命克告成功，先生奔走数十年之目的已达，中华革命于是告终矣乎？”孙中山莞尔对答：“满清幸已推翻，如云中国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袁世凯闻语失色，孙中山之言也为日后历史所证实。

　　在京印迹处处

　　第二次北京之行，孙中山到得最多的是湖广会馆，先后五次出席那里举行的活动，其中四次是各团体的欢迎大会。每次他都发表不同主题的演说，有针对性地宣传革命。在同盟会的欢迎大会上，孙中山强调调和党见、容纳异才。在学界的欢迎集会，孙中山指出，革命成功，靠学界力量不少，现在要搞建设，更要靠有学问的人，将来中华民国，一定会成为地球上最优美最文明的国家。在共和党本部的欢迎会上，他解释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认为目前民族、民权已经达到，民生主义当待研究。孙中山最后一次来到湖广会馆，是参加国民党的欢迎大会。

　　1912年8月25日下午，由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五个政团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在湖广会馆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大会投票选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九人为理事，阎锡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于右任等参议30人，公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当时的报纸都有大篇幅的报道。此后国民党早期的一些活动频频在湖广会馆举行。

　　孙中山抵京，为什么到得最多的是湖广会馆？原因有几方面。首先，北京的南城孕育了很多早期的革命思想及革命人物；其次是城南会馆众多，当时的同盟会等很多小党派，经常在湖广会馆活动；其三是湖广会馆经几次重修、扩建，清未已成为功能齐全、布局合理、北京最大的会馆之一，最多时可容近三千人集会；再有就是那里城管较宽松，而且周边旅馆、服务业较发达。湖广会馆因此也就成为了孙中山在京活动的一个重要地理坐标。

　　孙中山第二次进京住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那里因明朝宠臣武清侯石亨宅第在此而得名。清末，改建为外务部迎宾馆，是当时北京最豪华的西洋风格的建筑。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迎宾馆又成了总统府。孙中山进京，为表示礼让，袁世凯迁往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将迎宾馆作为孙中山的临时住所。

　　孙中山第二次在京期间，粤东新馆、万牲园内畅观楼、雍和宫、颐和园、六国饭店、灯市口教堂、清河织呢厂、青龙桥火车站等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第三次进京　献身理想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改组国民党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11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孙中山致电冯玉祥，赞誉此举，认为“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为此，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讨论国是”。

　　孙中山在启程北上之日，专门视察了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也许身为医学博士的孙中山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所预感，孙中山在检阅完毕后对校长蒋介石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12月4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那天的气温虽然很低，仍有2万人到码头迎接孙中山，孙中山由于奔波劳累，加上在船头脱帽向欢迎的群众致意受了凉。回住所后，便开始发热。12月18日，孙中山听说段祺瑞政府答应各国公使尊重不平等的条约时，非常愤慨，由于动怒，病情急剧加重，脉搏升到120多下，经医生诊治却不见什么效果。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到京以后，没有入住段祺瑞为他安排的距临时执政府很近的铁狮子胡同的豪华行馆，而是入住了距王府井协和医院很近的北京饭店506号房间，即现在的北京饭店B座5101号，就是5层正中有大阳台的那套房间。

　　1925年1月26日15时，孙中山被担架抬入协和医院实施手术，确诊已患肝癌，治疗能起的作用已不大。2月18日，孙中山出院静养，因北京饭店不宜设置医疗器材，遂移居至铁狮子胡同行辕养病，改用中药治疗，但仍然无效。

　　1925年3月11日，已入弥留之际的孙中山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签下了《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致苏联政府遗书》，他在世最后时光里一直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享年59岁。到铁狮子胡同凭吊孙中山的北京市民络绎不绝，交通几为停顿。19日上午移灵到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大殿上悬：“有志竟成”，旁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有将近75万人到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中央公园公祭追悼孙中山。4月2日，孙中山灵柩移往北京香山碧云寺，护灵队伍有10万人，市内各政府机关一律下半旗志哀，航空署派出三架飞机绕空飞行，内务部鸣炮33响，以示志哀。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安葬于南京中山陵。

　　北京是孙中山转向革命的起点，也是他一生从事革命的终点。

　　◎孙幸，文史研究者，现居中山。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