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广州的大沙头是中国航空业的摇篮,是我国第一家军用飞机“乐士文一号”的诞生地;也知道牺牲在广州的广东人冯如是中国研制、设计、制造飞机的第一人。但在冯如飞行之前整整一年,在广州的上空,已经飞起了一架飞机。它的驾驶者,是一位比利时人,名叫云甸邦。这是华南航空史上最早的飞行记录,也是继1911年1月法国人环龙在上海的飞行表演之后,中国的第二次飞行表演。
1913 年,潘世忠设计制造的“1 号”飞机,这是中国人在本土自行设计制造且完成飞行的第一例。
1911年11月9日,冯如被任命为陆军飞机长,他积极为革命军组织飞机侦察队,1912年8月25日,冯
如在广州燕塘飞行表演中不幸失事牺牲。
1911 年 12 月 30 日,华侨革命飞行队的飞机运抵上海,准备支援辛亥革命。
虽然云甸邦的飞行表演中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这次飞行据美国莱特兄弟试飞成功仅有8年的时间。他无疑是最早开启中国人对飞机的认识的人之一。
云甸邦的飞行还带来了一个没有预料到的后果:清政府广州将军孚琦在参观他的表演后返回官署途中,被革命党人温生才当街击毙,成为黄花岗起义的先声。
广州试飞:
每天表演五次不同类型飞行
根据当时报纸上刊载的《飞船到省开演简章》可知,云甸邦飞行表演的地点是在广州城东门外的燕塘。表演的形式还是很讲究的:“是日十二点钟,有印度乐队由长堤天字码头奏乐欢迎各界到场阅看;是日十二点半钟,印度乐队由长堤直往燕塘会场,预备开演助兴;是日两点钟,飞机师云甸邦乘坐飞机,腾空演试,安记洋行预备设特别赏格,以为飞机师第一次在省城开演之纪念;是日两点半钟,第二次开演飞机。由五十码内演试飞行,是时有香港洋行买办预设私人赏格以搞机师;是日三点钟,第三次开演,飞机师演试原地升降之技术,以表其操纵自如;是日三点半钟,第四次开演,飞机师从高处下降令人疑其险堕,是时,报界临场给赏;是日四点钟,第五次开演。飞机师带同华人一,各乘坐飞机,环游燕塘一匝。”
可见,云甸邦每天安排的飞行表演共多达五次,并且包括了常规飞行,高空急坠,原地升降,载客飞行等多种样式。《简章》中同时注明,载客飞行看似很惊险,但云甸邦是“世界最优秀之飞行家”,不会有真正的危险。如果有愿意主动报名乘机的人,可以将姓名等信息报给主办方。或许是怕不能打消人们的顾虑,《简章》里还特别重复强调了一句“万无危险之事”。
云甸邦的飞行表演时间,每天安排不同。受当时飞机技术所限,大风天、暴雨天都是不能飞的。每遇到这样的天气,“则在长堤水师公升挂蓝旗,以示展期”。天气好能正常飞,就挂红旗。如果到了开演时突然遭遇起风等糟糕天气,云甸邦也必须驾机飞行至少五分钟,“以尽义务”。如果飞行不足五分钟,观众可以把票带回去等下一次入场观看,但是不允许退换票。
不过虽然活动组织得相当有看点,但此次飞行表演在广州引起的轰动并不大。最主要的干扰因素是孚琦的被刺。按历史资料记载,孚琦是在考察燕塘一带的地势之后,就近观看了云甸邦的表演,之后就发生了意外。堂堂广州将军当街遇刺,新闻的轰动性显然远超广州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行。而且广州城中因此风声骤紧,人们也没有什么看飞机的心情了。
香港试飞:
败给了变幻莫测的天气
随后,云甸邦移师香港。主持这次飞行表演的依然是安记洋行。他们连续几天在香港各大报刊上刊登启事,称4月16日将在沙田火车站前的沙滩上“放飞机”。
香港的天气给云甸邦开了个大玩笑。当天其实非常晴好,所以上千名观众一早就兴致勃勃地搭乘火车前往沙田观看表演。广九铁路局还专门加开前往沙田的专列,港督卢押也亲临现场,规格确实是很高的。但风很大,飞机不敢起飞,飞行表演只能改期进行。观众们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安记洋行不得不在香港报纸上刊登告示,“昨十八日(农历,即公历4月16日)飞机之所以不起者,因风大危险,非关机器之事,追后五点钟时风势稍静,已将飞机试演飞起矣。至十九日,又接天文台报称风势更大,早已悬旗不演,为此布告。如下日风势平静,则诸君于十八日曾购入场票而未得观者,无论何日再演,均可将此票入场也”。
谁知一连几天,风势不减。直至4月24日,安记洋行才在报上通告,风势已缓,可以表演飞行了。但数千人赶到沙田,却又发现潮水高涨,淹没了用作飞机跑道的沙滩。第二天飞机终于起飞,但由于风仍很大,飞机只飞行了约800米,且飞行高度只有20米左右。连续几天延误,观众大多有上当的感觉,加上当天是星期一,所以只有约300人到场,与前两次的盛况相去甚远。事后主办方也不得不专门登报致歉。
文、图/记者 卜松竹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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