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1日，《孙中山史事编年》《孙中山全集续编》发布会暨2017年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年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举行。笔者有幸被邀参加，并收到大会赠送的《孙中山史事编年》(以下简称《编年》)十二卷本和《孙中山全集续编》五卷本各一套。先睹为快，拜读史料丰富、印制精美的《编年》时，发现孙中山解临时大总统职后致李晓生函时间沿用王耿雄先生编《孙中山史事详录》之说，定在1912年4月3日(第三卷，第1307页)。而《孙中山全集》则编在同年4月17日(第二卷，第342页)。罗刚编著的《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定为同年4月15日(第三册，第1879页)。皆误。应为同年4月16日。

孙中山致李晓生函。图片由作者提供

　　一

　　李晓生(李鉴鎏，1888一1970)，广东番禺人，出生于新加坡。1906年在新加坡晚晴园晤孙中山，当日即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赴英国，1911年考入伦敦大学波德斯学院读化学。不久武昌首义，孙中山由美至英，孙邀李晓生一起回国。李随孙一同回国。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李晓生任总统府秘书。

　　为行文方便起见，现据李晓生公子李纾博士所赠影印件，将孙中山致李晓生函全文抄录如下：

　　晓生兄鉴：

　　宋君嘉树者，廿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廿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今宋君坚持弟住其家以话旧，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

　　茲他亲身来客店，取弟之行李，请将两皮手包及一棉质杠及南京新买之皮袋共四件交他带回便可。

　　弟明日午后两三点当来客店略谈，然[后]赴自由党五点之约也。弟拟送汉民、精卫、仲恺兄并兄等以最好之洋服，并托宋君带公等往最好之洋服店做之，请兄等尽量做，多多益善也。

　　此候

　　晚安

　　弟孙文谨启　即晚

　　孙中山在函中谓，明日午后“赴自由党五点之约”，成为考证时间的重要依据。何日赴自由党之约呢？论者因视角不同，结论各异。

　　王耿雄先生在《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一1913》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考证，他根据上海《申报》1912年4月6日《公宴卸任总统》一文认为，孙中山赴自由党活动时间为4月4日，则于4月3日晚致函李晓生。孙中山4月3日下午由南京来上海，媒体报道“寓某君家”，他认为某君即宋嘉树。至于上海《民立报》1912年4月20日刊登《自由党记事录》一文谓“十七日午后七时孙中山先生偕马君武、胡汉民诸君到该党本部，党员开会欢迎”的报道，王先生则认为是以农历二月十七日记事，农历二月十七日刚好是阳历4月4日(第262页)。

　　二

　　1912年4月3日，解临时大总统职的孙中山于下午五时抵达上海，“孙总统下车后即往哈同花园暂住”(《革命史中之大结束孙总统解职来沪》，上海《民立报》1912年4月4日)。解临时大总统职的“孙逸仙君偕同总理唐少川于昨日下午五时乘坐专车来沪”，“闻孙君寓某君家，唐君则寓客利旅店”(《孙总统唐总理到沪》，上海《时报》1912年4月4日)。此处的“某君”未确指是谁。王耿雄先生考证是宋嘉树。此结论多为孙中山论者所采用。

　　笔者认为，4月3日晚孙中山住哈同花园无疑。

　　孙中山当晚住哈同花园并不奇怪。如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美国经欧洲、香港返抵上海时，应哈同所请，即赴哈同花园会见伍廷芳、黄兴、陈其美、汪精卫等多人，并在该处稍留。为安全与工作方便起见，当晚由沪军都督府安排住宝昌路408号，法国工部局派员护卫住所。次日，黄兴、沪军都督陈其美在哈同花园欢宴孙中山。又如，1912年2月19日，孙中山夫人卢慕贞、女儿孙娫、孙婉，侄女孙霞，佣妇阿清，由邓泽如护送从槟城抵达上海，“沪都督陈其美派员迎接孙夫人等，住于沧州别墅，下午孙哲生迎其母妹等迁寓于哈同花园。翌日入南京”。邓泽如又于“3月25日随同孙眷属卢夫人及其女公子等由南京乘专车至上海，孙眷属寓于哈同花园”(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正中书局1984年版，第84页)。犹太富商哈同(1851一1931)与革命党有联系，对孙中山相当尊敬与爱戴，孙中山对他们夫妇也很信任。受哈同邀请，孙中山解职后的4月3日至6日即住哈同花园，与两女会合(孙娫、孙婉从3月25日起一直住在哈同花园)。4月6日，孙中山为感谢哈同的盛情款待，特与哈同合影留念，合影者除孙中山与哈同外，还有孙中山的两个女儿孙娫、孙婉，孙中山的秘书宋蔼龄，顾问端纳和他们的友人黄宗仰(《孙中山图典》，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中右图)。6日晚，孙中山及其子女、随员等赴南京，7日赴武汉访问。4月14日晚由卾返抵上海。据《民立报》4月15日报道：孙中山“于昨日午后五时半抵沪，船泊高昌庙制造局。局中人未得消息，不及供张，拟电陈都督，孙君止之。旋自雇马车，与从者偕赴三马路客利旅馆。孙君与其男女公子宿友人宋君之家。延见宾客则在汇中。孙君本拟即日赴粤，唯招商轮昨早已开赴香港，次当发者，乃泰顺，泰顺正在制造局船坞修理，非迟三四日不能行，故孙君不得已而滞沪也”(《孙前总统抵沪记》，《民立报》1912年4月15日)。

　　这是孙中山返国就任临时大总统至解职后媒体首次报道他住宋君(嘉树)家。作为朋友，在解职后的不足半个月内，不可能前后两次都住在同一个友人家，这也是常理。既然孙中山这次从武汉返抵申江时住宋家，就不太可能4月3日从南京抵沪时也住宋家。而且《民立报》也确指4月3日孙往哈同花园暂住。再者，4月3日孙中山是从南京抵沪当天就住哈同花园，行李是从南京运抵哈同花园的，而4月14日从卾抵沪时孙中山“旋自雇马车，与从者偕赴三马路客利旅馆”。所以，孙致李函中有宋嘉树“茲他亲身来客店，取弟之行李”句。可见孙中山4月14日晚才赴宋嘉树家住的。如果不是船期有误，就没有这段趣味盎然的历史故事了。然而，《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孙中山4月3日及4月14日两次抵沪时均住宋嘉树家，有误。

　　三

　　如上所述，只有4月14日那一次。为何会有这样的误差呢？笔者认为有如下两个原因。首先，在孙中山致李晓生函中有“弟今解职来上海”句，一般认为是特指今天4月3日孙中山自南京解职后首抵上海这一天，如台湾版《“国父”全集》即据函中“弟今解职来上海”之句而定该函写于“1912年4月(当在四月三或四日)”。但笔者认为孙中山从4月3日后遍访上海、武汉、福州、广东，再至北京等全国各地，均可认为是孙中山解职后的访问活动。如同年4月21日孙赴广东途经福州时，在福州群众欢迎大会上演讲时开头便说：“文以解职旋粤，便道过闽。”又如5月15日孙中山在广州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中，就有“文适解职归来”之句。从这些讲话中就好理解孙中山4月14日访问武汉后返抵申江时为何仍称“弟今解职来上海”的含义了。

　　其次，函中有“弟明日午后”“赴自由党五点之约”句，这是确定孙中山哪天晚上致李晓生函的关键句。孙中山赴自由党之约《上海时报》1912年4月6日《公宴孙中山》报道孙中山应李怀霜等人的邀请，出席4月4日宴会。报道全文如下：“昨(前)日午后七时，李怀霜、周浩、林与乐、周桂笙、谢树华、杨鸿春、经润山、营三、余菊农、刘艺州、潘月樵、汪炳、余伯陶十余人公宴孙中山先生及孙科、胡汉民、张溥泉、吴稚晖、马君武、王宠惠、汪精卫、邓家彦、陈英士、沈虬斋诸君于礼渣西餐馆，王、汪二君因事未至。酒半，李君代表起致颂辞，并及自由党事，请先生莅任主裁。孙先生答辞，情恳意切，谓：党派多少，足觇人民程度高低，今日政党过多，宜亟谋联合，鄙人对于自由党极愿商榷政见云云。陈英士、吴稚晖二君各有演说，皆淋漓尽致。九时后尽欢而散。并闻当时有外人来摄一影，以为纪念。”《申报》也有类似报道。

　　另外，《民立报》1912年4月20日又刊登《自由党记事录》一文：“十七日午后七时，孙中山先生偕马君武、胡汉民诸君到该党本部，党员开会欢迎，由副主裁李怀霜君起言：我党人公举中山先生为正主裁，颇蒙提倡，我侪应起立以谢嘉惠，众起立。次先生演说：当此共和时代，无论政党、民党，有监督政府之责。现在党势薄弱，恐难达此目的，唯具此心力谋进行，对于民党前途，获益匪浅云云。先生对于自由党属望甚殷，在座均感激也。”两种报纸，前后两次报道孙中山出席自由党的集会，可在王耿雄先生编的《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一1913》一书中考证为一次，认为“17日，可能是阴历二月十七日，那天正是阳历4月4日”。笔者以为这种推测证据不足。

　　四

　　两次会议，不但时间不同，出席人员及人数也不同，开会地点、会议内容均各不相同，不能认为是同一次会议。

　　首先，是时间不同，在没有确凿史料佐证17日是农历(阴历、旧历)即阳历4月4日时，应认为是阳历4月17日。同是《民立报》，在同年4月18日刊登一篇苏州自由党支部《党员开会》通知一文，中有“今定于旧历三月一日假长春巷全浙会馆开党员大会”之句，特别指明旧历三月一日，没有特别指明的，一律以阳历月日行文记事。因此，17日没有特指旧历(阴历)则是指阳历无疑。

　　其次，两次会议出席者及人数不同，在4月4日的宴会上东道主列名者有14人，客人并孙中山，列名者10人，参加者8人，而4月17日的会议，主办方列名者只有自由党副主裁李怀霜，而被邀者也只有孙中山、马君武、胡汉民而已。

　　第三，也是最大的区别，是开会的地点不同：4月4日宴会在礼渣西餐馆，而4月17日开党员欢迎会是在自由党本部长春巷全浙会馆的张园。

　　第四，两次会议内容不同，4月4日是公宴孙中山，在公宴会上公举孙中山为自由党主裁，孙中山应允(《孙中山史事编年》指孙中山“婉拒自由党请任该党总裁”，不确)；4月17日是孙中山以自由党正主裁身份到该党本部接受该党党员的欢迎，何以见得孙中山已在4月4日公宴上接受了主裁职呢？因为4月17日这次会议一开始，副主裁李怀霜(4月4日前任主裁)起身发言就说：“我党人公举中山先生为正主裁，颇蒙提倡，我侪应起立以谢嘉惠，众起立。”正因为孙中山在上次公宴上被举为正主裁，所以4月17日“到该党本部”接受“党员开会欢迎”，与党员见面并演说。此处所录演说词与《孙中山全集》所收录的应是“同题异文”(第二卷，第343页)，而与4月4日在公宴上的讲话不同，《孙中山全集》所定日期为1912年4月18日，误。应为4月17日。已知孙中山赴自由党之约为4月17日，因而孙中山致李晓生函时间应为1912年4月16日晩。

　　此外，支持孙中山致李晓生函为4月16日晚观点的另一重要佐证，就是收信人李晓生本人对该原函作的题跋，如下：

　　“总理此函乃民国元年临时大总统府结束后命余随侍游卾回沪时所赐。余玄岁家居养病，偶翻旧籍复发见之，迄今二十余年。总理既逝而函中诸子亦零落几尽，加以国事蜩螗，外患日亟，又岂当时总理所及料哉。回首前尘，曷胜感慨。所称宋嘉树先生者，即宋氏夫人庆龄之父也。民国二十六年春李晓生谨识。”

　　在此，李晓生确指该函是他随同孙中山访问湖北后回上海时所赐。孙中山从湖北抵达上海至赴粤，滞沪时间为4月14日晚至4月18日凌晨。然后孙于18日晨四时乘招商局泰顺轮赴粤。又已知孙中山赴自由党之约为4月17日，因此，孙 中 山 致 李 晓 生 函 时 间 为1912年4月16日晚，当无疑。

　　◎余齐昭，学者，现居广州，著有《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等。

（来源：《南方都市报》）